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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都取决于其文明程度。

　　 文明是一个过于开放性的词语，也许，对于把外来工称为“低素质人口”的东莞执政者来说，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文明”二字的某些含义，尤其是在“禁人令”事件中的具体含义。

　　我们还是先从东莞当局发出“禁人令”的初衷说起。当局的意思是，东莞的经济发展到今天，上千万的“低素质”外来人口已经很难适应东莞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莞日后要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需要把“低素质”的人请走，腾出空间来给高素质人口。

　　这份《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认为，影响和制约东莞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结构失衡等问题。

　　在人口结构的分类中，我们听说过按年龄、性别、人种、民族、收入，甚至教育程度等方法区分，但还从来没听说按“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这种歧视性方法来分类的。

　　东莞的所谓人口结构失衡，正是因为东莞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所致，产业结构是因，人口问题是果。东莞当局应当把力气放在提高产业规划水平，提高政府部门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服务水平上面去。产业结构调整自然会带动人口结构的调整。

　　其实，东莞不可能立即就实现产业升级，凡事都有一个过程，等产业升级完成后，人口的调整也会水到渠成。何况，引进高素质人才与现有外来工并不矛盾，前者可能并非像一些当局及其“御用学者”那样歧视外来工。

　　对东莞来说，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自然方式来调整人口结构更有利于东莞的顺利过渡。提高房租等生活成本，把外来工赶出去，很可能并不一定与产业转移同步，甚至，按照东莞当局这种颠倒思维办事，产业升级量难成功，那么，到时的东莞，一般制造业所需要的产业工人全部丧失，高端产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是否将遭致“人财两空”的后果呢？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事实上，成就以东莞为典型的珠三角经济世界工厂，正是由于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所成就。

　　当局如果如此简单地看待所谓的人口结构问题，看不到经济学的某些规律，那就更难看到1000万外来人口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市场和自发性的供需关系了。

　　西方人口经济思想学者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其实，1000万人口的吃喝拉撒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资源消耗，要知道这个巨大的人群中，本身将产生各种相互的供求关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其中包括给本地带来巨大的居住需求（租赁和购买，别仅仅看购买，没有租赁需求，购买也难以支持）。这些受惠的都是东莞本地人。而当局变相提高房租，事实上就是扼杀市场的行为。

　　前面谈到人口红利。事实上，1000多万外来工的“人口红利”已经被过度透支（连日加班、保障缺失、养老问题等），如果《劳动合同法》切实实施，过度透支之后形成的偿还必然形成一笔巨大的“人口债务”。笔者非常担心，东莞当局出台这个政策，很可能是出于这种“远见”，那将是非常令人惊悚的想法。而事实上，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时，经常碰到政府有关部门站在资方立场与官场本位上“推心置腹”的做法。

　　东莞方面想聚集高素质人才、急于要改善经济发展模式的良好愿望可以理解，其正确的做法就是首先提高政府的认识水平和服务水平。真正的高素质人才，不会去一个没有良知、缺乏良心的地方居住和发展。“卸磨杀驴”式地把对当地经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外来工赶出东莞，这样的执政者，量难得到高素质人才的价值认同。

　　东莞必须认识到，要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最重要的是需要先进文明的参与，包括先进的技术和高素质人才，而国际先进技术和跨国机构所看重的重要要素就是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微观、具体地说，就是制度水平。而这些，跟过去发达国家仅仅把一个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生产部门搬进来截然不同。

　　实证表明，现代服务业与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程度、法治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因为，在一个市场不透明、法治不健全、文明程度低的社会环境里，服务业等高端产业便失去了运行环境，而将自己置身于一种高道德风险之中。而此时，便不是东莞选择自己的人口结构问题了，它必将面临现有的和原准备去东莞居住、投资的高素质人才的逆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