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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许，广东东莞旗峰公园北侧的山谷里，突然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它不仅警示着一场死伤惨重的灾难正在发生，也宣告了一个延续了400多年的古老行业，即将从这个新近崛起的制造业之城彻底消失。

  发生爆炸的地方，是东莞烟花炮竹二厂，而东莞号称广东烟花炮竹业的一大重镇。转眼20多年过去了，那场灾难和那个曾经辉煌的行业，已逐渐被东莞人遗忘，一起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还有老一代莞商翘楚、“炮竹大王”陈兰芳。

  编者按：九月中旬，首届“世界莞商大会”在 “世界工厂”东莞召开。这个书写过中国近代史上浓重一笔“虎门销烟”的珠三角东岸城市，过去30多年来，又以加工制造业上的辉煌成就引起世人瞩目。但作为商人群体，老一代“莞商”的历史不算显赫，新一代“莞商”的面目也不甚清晰。“莞商”的源流、发展、现状及前景如何？我们尝试一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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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江大淘金

  “炮竹大王”陈兰芳因应邀为英女王加冕仪式表演助兴而扬名欧美。

  史料记载，至少在420多年前的明朝后期，东莞已经出现烟花炮竹作坊，到清朝中叶，该行业在东莞进入鼎盛期。据《东莞烟花炮竹志》的粗略统计，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当地烟花炮竹出口额为100余万两白银，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至1949年间，东莞年产烟花爆竹20余万箱，总值达700万港元，产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非等各大洲。

  就在东莞烟花炮竹业兴盛之际，1885年，陈兰芳在东莞万江河边一个叫水角坊的小村子里呱呱落地，家里人未必会想到，这个娃娃的一生将与炮竹结下不解之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也像国内各地一样，兵连祸结，局势动荡。不少东莞人争相前往百余里之外、逐渐兴旺起来的香港谋生。经营轮船和保险公司的周永泰家族，做酱油生意的王仲明，14岁辍学从商的芝麻加工厂主方树泉等早期有名的莞商，都在此时赴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20岁出头的莞城万益炮竹庄伙计陈兰芳，也是这批雄心勃勃赴港淘金者中的一员。

  1908年，在香港九龙旺角经营广万隆炮竹行的叶兰泉因年事已高，欲将生意全盘转让，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的陈兰芳，抓住难得机遇，成为最终接盘者。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广万隆炮竹行很快成为全香港烟花炮竹市场的垄断者，1916年，经港英当局批准，该行更名为广万隆公司。

  在此前后，广万隆的烟花炮竹走出香港，远销北美、澳洲、印度、南非及东南亚市场。由于产品供不应求，1920年左右，陈兰芳在香港九龙城码头角北帝街开设一家新工厂，雇工超过1000人，成为香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工厂。

  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陈兰芳并未忘记故乡东莞。他派长子陈均回乡，在万江开办广怡昌炮竹庄，广接外商订单，次子陈明则去了澳门，开设广兴泰、广兴隆、祯祥公司三家工厂。鼎盛时期，广万隆旗下一家炮竹厂的男女雇工总数就达4000多人，依附该公司业务的上下游从业人员，更是数以万计。

  1929年中秋之夜，经港英政府许可，陈兰芳在香港太白酒家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烟火表演，观者如潮，轰动全港，“炮竹大王”的名号就此确立。以至于目前在位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53年6月举行加冕大典时，都重金聘请陈兰芳旗下公司前往伦敦燃放烟花，并现场演出 “貂蝉拜月”“三英战吕布”等烟花戏，博得各国观礼者热烈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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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代“火枪手”

  从陈兰芳到莫浩棠，百年之间，莞商商脉绵延不绝。

  与清末民初大多数离家创业的杰出莞商一样，致富之后的陈兰芳，并没有固守烟花炮竹业不放，他选择了多样化的投资经营方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水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内河轮船运输业日渐发达，陈兰芳见机即拨巨资购置汽轮，经营往来于澳门、中山石岐等地的客货运业务。陈还热心公益事业，在香港九龙以个人名义创办义学，专收东莞籍失学儿童。他曾担任香港东华三院社团总理、保良局绅董、乐善堂董事、华商总会经理等诸多社会职务。

  作为老一代莞商佼佼者，陈兰芳身上几乎汇集了同时代东莞籍商人普遍具有的创业印记和精神特质。但就总体实力和影响而言，老莞商不如南粤诸多商业流派，如同属广府帮的佛山、南海、顺德和新会商人表现那么抢眼，更遑论与自成一家的潮州帮、客家帮分庭抗礼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再度开放之后，东莞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承接港台加工制造业辐射和转移的桥头堡，传统莞商的相对弱势，才发生彻底的改观。

  经济环境和城市地位的迅速变化，让昔日以农为本的东莞，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商业人才。从事房地产主业、借足球和篮球俱乐部投资声名大噪的宏远集团创始人陈林，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龙泉系掌门人张佛恩，以及“家具大王”郭山辉等，堪称新一代莞商的中坚。而个人创富经历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新当选世界莞商会会长的东莞三正集团董事长莫浩棠。

  生于火红的大跃进年代的莫浩棠，行伍出身，年轻时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春季），与前辈陈兰芳一样，都是跟“火药”打交道的。

  据说，莫浩棠18岁那年，他父亲出任东莞县（东莞1985年设市）县委副书记，为一方父母官，而他则选择去当兵上战场。不管是当日还是后来很长时间里，周围的人都怀疑，这毛头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但提到那段战火中的经历，素来冷静的莫浩棠都会显得异常兴奋。“上战场的时候，我什么准备都没做，跟着部队就走，”他说，“战友问你连信都不留一封？我说我怕啥，我爸妈有4个儿子，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

  在中越边境服役数年后，1981年，23岁的莫浩棠转赴军校任教，成为所在军校500多名教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一年之后，因为犯了较严重的胃病，莫浩棠无奈提前转业，回到家乡东莞桥头镇。

  桥头镇位于东莞县东北部，因经济水平极为落后，人称县里的“西伯利亚”。本来，以莫浩棠的从军履历及“官二代”背景，复员回来进县城当个机关干部，一点问题没有，但他却从桥头镇镇委办公室副主任做起，一直当到桥头镇镇委书记，前后9年，兢兢业业。那9年里，桥头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9.6倍，财政收入增长了6.3倍，莫书记功不可没。

  就在人们以为风华正茂的他会在官场上更进一步时，1993年，莫浩棠做出了人生中第三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下海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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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步从头越

  新莞商能否跳出本土，自成一家，傲立潮头？确实是个问题。

      翻开近30年来中国企业家风云榜，军人出身后来又跳出体制外者大有人在，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华远的任志强以及万达的王健林等等。论全国性的名气，莫浩棠不如上述大佬们响亮，但在东莞商界，他算得上说一不二的人物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莞，逐渐从数十年的沉寂中走出来，成为大量港澳台及其他外企投资的热土，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外来商人、企业管理人员及打工者，涌入这个新兴的城市（按近年统计，东莞常住人口超过800万，其中户籍人口仅约200万）。

  莫浩棠从中嗅到了商机。1993年，莫浩棠下海后的第一宗投资，是开发桥头镇莲湖度假村。当年，整个东莞的现代酒店业，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他要在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开出一条新路。

  “为了做生意，我把妻子多年的积蓄也‘挪用’了，一份合同要磨上几天几夜，从没正点吃过饭、按时睡过觉。”对于创业的艰辛，莫浩棠记忆犹新。莲湖度假村开业运营两年后，收益不错，莫浩棠顺势成立广东三正集团，全面进军东莞的酒店业，先后兴建塘厦镇和樟木头镇两家三正半山酒店，成为东莞民营酒店业的先锋。

  尽管起步行业不同，莫浩棠也和“炮竹大王”陈兰芳一样，希望实现多元化投资。1997年，三正集团涉足房地产业，两年内在东莞顺利开发了三个项目。时至今日，除了主营酒店、地产业务外，莫浩棠名下还经营洗衣、汽修、环保、物业服务及文化娱乐等产业。

  企业做大了，莫浩棠却越发谨慎了。外界曾批评新一代莞商“固守本土”“甘为人后”，莫浩棠认为此类说法并不客观。他说，在涉及发展战略和企业生存的重大问题上，谨慎从事、慎重决策，这正是土生土长的东莞民营企业家走向成熟的表现，不能视为胆小怕事。

  东莞“加工制造业之城”的大名，早已蜚声世界，但新莞商能否作为一个个性鲜明、实力强劲的群体，像半个世纪前陈兰芳在伦敦泰晤士河两岸燃放的灿烂烟花一样，引发世人的惊叹呢？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莫浩棠说，我相信，假以时日，新一代东莞商人企业家有能力走出东莞，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性的“莞商”品牌。

  感谢广东省历史协会副秘书长、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教授对本文采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