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产业底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离职、被欠薪，老板随时可能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让劳资双方都陷入焦虑。刘双云的焦虑最终化为一把火，吞噬了14条生命。惨剧背后，是社会转型、产业升级背景下，一个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底端的小镇，急需推动生产方式、劳资关系、维权环境的三重升级。

    海绵网还散发着高温定型后的余热和异味，用剪刀沿着机器在海绵网上压出的形状绕裁，右手张合八九下，1个海绵网裁好了，再裁1个，一件文胸的制作工序完成，赚1毛钱。

    刘双云每天要这样重复2000次，完成1000件文胸的加工，这样他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

    实在的工作量，明确的结算方法，让刘双云不能接受老板克扣他500元工资。12月4日，他多次讨要无果后，点了一把火，导致14名工友丧生。

    记者调查发现，“12·4”纵火案只是当地众多劳资纠纷的一个极端案例。而众多劳资纠纷背后，是当地散乱落后、抗风险能力小的作坊式生产，是随意、急待规范的劳资关系，是劳动维权渠道和力度的双重受限。

    产业底端

    作坊式生产，雇佣童工，生产环境恶劣，利润微薄，这是处于产业底端的众多内衣生产作坊的写照。

   “哒哒哒”的机器声，均匀而刺耳，从早到晚，无论走在哪个角落都能听到。

    这里是汕头市陈店镇，中国内衣名镇。有资料称，全国60%的内衣来自陈店。不过，陈店生产的内衣档次较低。官方资料显示，该镇规模以上内衣企业仅65家，家庭作坊式工厂有近2000家。

    “这些作坊大多都没有自己的品牌，靠承接大厂的订单生存。”一个拥有100名工人的工厂经理说。

    12月6日，在纵火案发生的陈店镇新溪西村，家庭作坊已进行了清理。家庭作坊一般位于四层或五层的民居中。一层是仓库和工人吃饭住宿的地方，原先随意堆放的海绵等易燃物不见了。二层一般是老板办公室和其家人住所。这里有监视屏幕，展示着三层、四层车间内的画面。画面里，面容清秀的工人们在杂乱的货物堆中低头忙碌。

    纵火案中，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13岁。童工在家庭作坊中并不少见。一些穷苦地方的孩子，小学刚毕业就出来打工。

    刘双云1990年代末离开家乡湖南，来到正兴起内衣加工产业的潮汕地区。当时，他只有14岁。他在陈店呆了12年，逐渐成为一名熟练定型工。

    一个文胸从材料到成品，有近二十道工序，基本上一个工人做一道工序。刘双云的工作，是机器把海绵网压成一定形状后，他根据形状裁剪去多余边料。

    车间逼仄，四五台气压机器发出轰隆声。海绵被加热到200多度。定型工人们，常年坐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海绵散发的异味中，一个一个地裁剪。

    32岁的刘英雄做定型不久，但手指已经烫得发黄，幸好，有厚厚的茧。

    家庭作坊的利润很少。

    以一件市面上卖价58元的内衣为例，厂家的出厂价约1.5折，即8.7元，而厂家从家庭作坊拿货价是7元。这个价格卖出去，家庭作坊每件能赚一块多。电费、房租、设备耗损等费用，作坊和工人的利润，都指着这一块钱。

    工人的工资按件算。刘双云做定型，做一件，约赚1毛钱。一个内衣厂一天生产1000件，他的工资就是3000块。

    与呆在偏僻乡村贫穷度日相比，这份工作还算可以——如果老板能按时发工资的话。

    维权乏力

    绝大多数家庭作坊的工人与老板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劳资纠纷多发，让基层劳动部门应接不暇，维权介入止于蜻蜓点水。

    在陈店，招工方式很简单。

    老板贴张招工单，没活儿的工人当天就可以坐到某台机器下面。或者老板跟手下工人说，叫上你的亲戚过来，然后一个没活干的亲戚就来上班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很重要。陈店镇常住人口近14万，外来务工人员或占1/4。陈店镇文观村二片，很多湖南醴陵人在此聚集。“有四五千人吧”，来陈店十多年的醴陵人杨堂中说。

    在陈店，为留住工人，工厂无论大小，都会压工人一个月工资，或者每个月压一点，到年终再结账。

    这种方式被工人们默认，但因为没有书面契约，当工人需要辞工，或当老板获得的订单跟不上工人的工作量时，矛盾产生了。

   “老板招人时，非常热情，到你家去请。等你有钱抓在他手里，他们就是另一副态度了。”遭遇欠薪的工人杨思昂说。

    在陈店，劳资纠纷很常见。

    12月6日，纵火案发生两天后，火灾现场依然有人围观，其中一些人专门找记者维权。

    “我们老板去年欠我500块到现在还没给。”“我老板说了保底给我1600元一月，结果根本没按这个算。”“我总共被欠了1万多了。”……

    陈店镇劳动社会保障事务所是接受工人投诉的机构。记者采访的10名工人中，有3人表示去过事务所，“但每次去就是把情况说一下，解决不了问题”。

    12月7日，贵州人杨旭友到事务所投诉。他今年3月在一家内衣厂打工，做到端午节，因家里房子被泥石流淹了一半，他要老板结账，回家修房子。老板给了他300元路费，3000元工资年底结账。从贵州回来后，他没在这个工厂继续做了，再去要钱，老板只有两个字，“没有”。

    事务所所长郭明新问：老板叫什么名字？答：不知道；问：老板电话多少？答：不知道；问：厂子地址在哪？答：不知道，但可以带你们去。

    郭明新表示，如有老板姓名电话，他们可以打电话给老板，或者叫村委会去找老板。他们所共9个工作人员，每天要受理好几起类似案例，还有其他事，不可能跟着杨旭友去找。

    他要杨旭友回去找老板电话。杨旭友面露难色，他没想到搞清楚老板姓名和电话那么重要。他认为，自己只需要确信一点：干了活，就该给钱。

    正常维权渠道受限，一些工人选择了最直接和最粗暴的方式。

    1988年出生的杨思昂，在老婆的欠薪多次投诉仍无法讨回后，叫了五六个老乡，提了斧头直接去找老板。一场打斗之后，派出所出来调解。他们最终以降低工价、减少四百元左右欠账的方式，拿回了拖欠六年的1000多元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