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是他早年见到过的江西布商。在这位大文豪的老家湘西凤凰，就有一座通称“江右帮”的江西籍商人聚集的著名会馆——万寿宫。

  贩布、卖茶、挑货担，曾经是江右商人传统的经营模式，无论走到哪儿，万寿宫永远是他们的“家”。万寿宫里供奉的“神”是许真君，他本名许逊，是西晋年间出任四川旌阳县令的南昌人，因辞官回乡治水、医病，造福乡里，被百姓奉为“福主”。就像晋商供奉三国名将关羽为关圣帝君，以其忠义精神相激励一样，许真君倡导的“孝、悌、忠、信”四字真言，成为日后江右商人共同遵从的“贾德”。

  江右帮鼎盛的明清时期，遍布全国各地的万寿宫多达1300余座。可惜的是，随着近世江右帮日渐式微，万寿宫越来越成为供人上香求神的宗教场所，与商业无关了，而江西商人中更少见新的精神领袖涌现，也缺乏彼此认同的“贾德”了。

  尽管江西地方学者并不认同本土商业精神“沦丧”的观点，但亦不得不承认，现当代江西商人一方面文化认同缺失，另一方面以“蚂蚁经济”为特色的小本经营、小富即安传统，仍束缚着大多数人的思想，真正成功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屈指可数。

  商业文化失落

  尽管先后出过几位资本市场上风生水起的“标兵”，但总体上说，多年来重农轻商的江西，先天不足，企业集聚资本的能力偏弱，是新赣商普遍后劲不继的深层根源。

  改革开放后，外出经商谋生的江西人，为数不少，多为小本生意。比如在北京，基本上卖肉食的、做铝合金的、做蛋糕的，都是江西人。不同行业地域特点也很明显，做铝合金的，大多都来自赣西北安义和奉新两县，卖肉食的，则多为南昌县人。

  一些在外的江西商人反省说，江西人性格偏向于封闭保守型，很容易自满自足，对待外界事物常常抱有藐视而自负的心态，所以很难形成强势商业势力。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傅修延更尖锐地总结道，江西的传统文化里有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与“求新思变”潮流背道而驰的“因循守旧”思想，这与江西人的“盆地心态”，即封闭、保守、孤立、窝里斗，“边缘感觉”，即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对待一切，“自恋情结”，即自满自足、陶醉落后等性格缺陷密切相关。

  文化的陷落令江西商人无所适从，小而散的“蚂蚁经济”，一度成为赣商的主要商业模式，这阻碍江西商业及江西商人的真正复兴。

  江西人引以为傲的张果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号称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但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他的个人资产依然只在十几亿元上下徘徊。从好的方面说，是经营稳健，从不好的方面说，是战略过于保守。这与浙商、粤商“敢为天下先”的不断进取的商业文化，差别太明显了。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初，江西商业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制造了全国第一辆摩托车，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的生产居于国内第二，电视机和电冰箱的市场开拓，也算捷足先登。

  曾几何时，钱江摩托的技术人员要来洪都摩托车厂观摩，长虹的老总得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负责人前往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可是当这些后来者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军企业之时，江西人自己的品牌却再难觅踪影。

  尽管江西先后出过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赛维LDK（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董事长彭小峰等资本市场上风生水起的“标兵”，但总体上说，多年来重农轻商的江西，先天不足，企业集聚资本的能力偏弱，是新赣商普遍后劲不继的深层根源。

  复兴之路漫长

  自2007年开始，江西民间发起重新挖掘传统商业精神的行动，历史上辉煌的江右帮，也为“新赣商”的集体崛起注入了足够的底气。

  同年年底，江西省首届赣商大会召开，地方政府首次介入，系统地组织赣商复兴之路的研究，希望通过对大多在外游走的200余万新赣商招商引资，为振兴江西经济寻找新的能量。

  近年来，随着江西商人在一些特定产业全面控制和主导的脚步加快，赣商复兴之梦不再遥不可及。

  在雪域高原西藏，97%以上的文具市场，由鄱阳湖南岸的进贤县文港商人控制；在珠三角的广东佛山，发达的装饰行业为江西人所垄断；以鹰潭为基地的眼镜企业规模很大，眼镜商人遍布各地；而江西陶瓷学院派，更是我国陶瓷行业的中坚力量。其他影响较大者，还有鹰潭市资溪县的面包业者，上饶市广丰县的挖掘机大军。

  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由此认为，新赣商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赣商文化与古代江右商的传统，一脉相承。

  长期研究明清时期江右帮历史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方志远称，对本土人文精神、对本土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当今赣人和赣商所缺乏的，而重振赣商雄风、发展江西经济，必须两手都要硬，即招商引资、引进项目固然重要，但培植、保护、提升江西本土的商人更为重要；请外来和尚念经固然重要，重塑赣商精神、建立文化认同，同样不可忽视。

  他说，形成有号召力的品牌，竖立有凝聚力的旗帜，在江西经济迅速发展、江西商人重新崛起之际，乃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