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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商网讯：有晋商乔家大院的阑珊灯火,有徽商胡雪岩的朱红顶戴,也有宁波舟山港通商的轮渡,还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帆船。这里,就是商圈历史的源头。

 　　明末清初

　　代表商圈:晋商、宁波帮等

　　同乡商人的集体盛宴

　　商品经济在中国一旦兴起,民间力量就迅速干预并占据了主宰地位。

　　明末清初,人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经营商业。随着更大商业利益的逐渐驱使,大的商业集团随之建立。

　　有一个例子,晋商发展中期,南方战乱阻断了茶叶商路。普通粮食生意赚一成,茶叶生意却可以净赚三成。巨大利益驱使下,晋商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共谋财路。《乔家大院》中,乔致庸携带祁县晋商的股银成功打通茶叶商路,为晋商赢得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史实的确如此,在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运作下,晋商不仅垄断了茶叶生意,还垄断了盐业、票号等业务。后来,徽商的手工业贸易、宁波帮的轮船货运和五金业等也由此发展壮大。

　　这些商业集团,他们以家族、血缘或者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为了增加整体竞争力,他们互相支持,扩大商业资本,实现利益共赢。

　　那时,全国号称九大商帮,他们自筹资金,在各地建立公所,便于分散于各地的本帮商人联系。

　　19世纪末,商帮的历史开始改写。

　　那时,世界的眼光开始聚焦到纽约那条狭窄的华尔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亨JP摩根,钢铁王国的统治者卡内基,迅速崛起。在日本,民营现代企业迅速崛起,一个叫岩崎弥太郎的商人以1日元的价格从政府那里收买了长崎造船厂,之后发展成为着名的三菱株式会社。这些巨头在本国经济疯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商品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外来商品质优价廉,很快成为市场上的主打。

　　徽商胡雪岩,在和洋人的生丝贸易大战中,血本无归。随之,和胡雪岩捆绑的江浙丝商同盟瓦解,纷纷败落;远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因追赶不上先进的管理制度,亦冷冷清清。

　　传统商帮因为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结束了集体的繁华。

　　此时,以宁波为代表的近代商帮赶了上来。

　　宁波开埠后,宁波商人很快融进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宁波几代商人互相扶持陆续来到上海,他们经商帮里的亲朋好友介绍,开始在上海创业。

　　清末,宁波人就在上海开了20家五金商号,当时,上海一共有25家商号;上海南京路有150家商号,有50家是宁波人开的。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商人虞洽卿掌握的轮船总吨位占到全国的13%。有人统计,当时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有1836人,宁波人有453人。

　　宁波帮中的着名人士迅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宁波旅沪同乡会”。其中着名的企业家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等。

　　1904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豪华商圈——上海总商会成立(时称上海商务总会)。

　　1900S初—1920末

　　代表商圈:上海总商会

　　在动荡中斡旋

　　上海总商会是全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已迅速影响中国商界,并成为主流。商会,也是在那个时期从资本主义国家模仿过来的。

　　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笼络了一批上海滩的商业大腕。他们包括:“状元企业家”张謇;拥有20余家公司的旧上海大佬朱葆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上海“航运大王”虞洽卿;“商业自治领袖”李平书;“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刘鸿生;银行家张公权……

　　会长朱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至1909年,朱葆三建立和投资了20余家公司,涉足五金、航运、金融、纺织等十余个行业,成为上海商界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连续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传:“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次允许民间创立商人组织。到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华商联合会。1911年,全国各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20万以上,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商会,这个企业家组织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财力和人员社会基础,于是便成为政权争夺的角色。而商会本身,因为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局限,为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和不同的政权分分和和。

　　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1905年到1911年,企业家们不愿意战乱,而当时清政府又表示愿意立宪改革。于是,商人们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然而,立宪运动的结果是:慈禧多变,康梁缺乏基层群众基础和财力,政府摇摇晃晃,失去社会信任。清廷无法再依靠了,上海总商会便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接触。

　　那时,出现了一个“民立报小组织”。成员是:李平书,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虞洽卿,上海“航运大王”;陈其美,革命军将军。他们时常在李平书投资的《民立报》报馆开会商讨。

　　之后,当1911年11月,上海宣布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任用了上海总商会的豪华阵容: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虞洽卿和周顺卿担任自己的顾问,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朱葆三担任财务顾问。

　　有人如此评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史学家朱英认为,早期的商会有自身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周旋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经济职能甚至行政干预职能,同时,他们狭隘而逐利,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仅仅是所在商圈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是在革命面前倒戈。

　　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部分市场归还中国,世界市场对于初级产品需求量加大,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大好。张謇在南通的大纱厂纱锭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荣家兄弟联合上海“面粉大王”成立了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虞洽卿等人联合成立上海第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之前提高了30%。

　　拥有更加开放的市场,使商人如鱼得水。这时,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开始膨胀——他们要掌握社会治理权。

　　这个时期, 圈子显现出充分的社会威力。

　　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发展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依靠。

　　这次,上海总商会又投靠了蒋介石。

　　孰料,商人们的狂欢还没结束,蒋介石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收编和暗杀活动。虞洽卿不得不率上海商界100余人赴南京请愿,以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为由,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约法。类似这样的纠纷,半年内发生了三次,终究无果。

　　反而是1930年蒋介石政府成立的一个新的商业组织“上海市商会”,剥夺了上海总商会的独立代表机构。上海总商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排挤下,最终被收编。最终,政治家操控了企业家,他们可以周转着从企业家手里拿到钱,然后笑眯眯地把枪口指向企业家们。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上海的企业家们以上海总商会为纽带,捆绑在一起,却也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1920s末—1930末

　　代表商圈:四大家族

　　商圈与集权勾结

　　政治集权和商人实权组织之间经常呈现出这样的逻辑:新的集权政权发展之初,他们会依靠商会提供给他们财政支持。而集权一旦拥有了势力,就要开始打压商会。因为,此时干预政府经济职能的商圈,可能成为集权政府眼里的阻碍。

　　蒋介石深谙此道。

　　收编上海总商会,并建立自己的经济秩序,蒋介石要依靠另外一个“商圈”: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

　　其四人属于商人,却带有浓厚的官僚气息,接受蒋介石的恩惠,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成为一个特殊的圈子。

　　此时,正值1934年经济危机爆发。这为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

　　在金融市场,孔祥熙先是使用政府强制力,用一亿元公债强行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进入董事会,并由宋子文担当董事长。随后,孔祥熙等人依靠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银行的通货,然后一下子全部拿出来要求兑换,将通商银行挤垮。

　　在实业市场,面对经济危机,已经控制了资本市场的四大财阀,采取“旁观”态度,甚至以高股份来威胁实业公司“国有化”。荣氏兄弟在上海的申新面粉厂,就在此时奄奄一息。

　　随后,一连串针对企业家的暗杀事件,最终打消了企业家们的盛气。蒋介石成功地把商人体系打成一盘散沙。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

　　至此,商圈组织控制各地发展的局面,被粗暴地打压和收编。

　　1930s初—1940中

　　代表商圈:星五聚餐会

　　自我救赎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企业家们同时面临国内外两大危机:国内,商会力量减弱;国外,外国资本和产品日益渗入中国市场。挽救实业,同时也维护自身商业利益,成为实业家们共同的话题。

　　私下里,实业家们开始以私密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献计献策。这段时间,在重庆,有一个叫“星五聚餐会”的圈子。参加的人多数是在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

　　发起人是张肖梅,西南地区有名的经济学者。其父亲是买办资本家,代理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发行。

　　起初,这个圈子非常私密。只是几个要好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选择周五晚上的时间一起喝茶、聊天。聊天中,企业家们不自觉地谈到工厂的困难:日本货大量倾销下,国货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随之,聚餐会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

　　两年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了正规的组织,就以“星五聚餐会”定名,挂属在西南实业协会下面。

　　“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必须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经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

　　“聚餐会”还专门成立了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禹九,是银行家张公权的弟弟、会长张肖梅的丈夫;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1945年,周恩来就曾经应邀到“星五聚餐会”演讲。

　　随着大家的交流增多,会员们逐渐认识到:要想达到抵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理念,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行为。

　　统一意见达成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银行家张公权任理事长。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总裁。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国货活动。协会专门派人到南京、汉口、重庆、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样品陈列室,以及流动推销团等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引起了民众兴趣,并带动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一时,协会在全国小有名气。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城市陆续成立了多家“星五聚餐会”。

　　1932年,“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配合“九·一八”国耻纪念活动,在上海组织了9个工厂,共拿出18种当时的名牌产品以廉价销售18天,意思是不要忘记“九·一八”。

　　面对内乱外攘,这些实业家们企图用市场的作用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他们采用了现在所谓的“促销”、“广告”等方式,进行国货宣传推广,然而,政治力量再次干预了商圈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决议把“星五聚餐会”打得支离破碎。

　　首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宋子文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此,国货联办处和各地国货公司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限制,宣传活动受到很大阻力。几个月后,南京当局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收编旗下。

　　“星五聚餐会”的阵地被硬生生地剥夺。之后,这个圈子的声音愈见弥微。

　　1950s初—1970s末

　　代表商圈:星二聚餐会

　　商圈集体沉寂

　　史学家朱英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商会的发展。在他心里,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运波折,但是依旧是最能为商人说话的地方。然而,令他比较遗憾的是,1949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史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这一组织机构集体消失了。不过,曾经以商会为平台搭建起来的商圈还继续以私人团体的形式维持着。

　　商圈里的企业家们共同经历了动荡年代,建国后也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一个“星二聚餐会”颇有声望。

　　组成者是一帮“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戏称为“小开”)。包括: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几个人私交很好,都是同窗好友。

　　荣毅仁,是“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儿子;盛康年,是盛丕华的儿子(盛丕华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经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校友,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交换意见。这些“富二代”,脑子里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新政策方针,他们有时讨论得非常尖锐。当时,即有人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还曾受过批判。

　　反右运动开始后,“星二聚餐会”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四明堂事件”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起事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纠纷。1957年3月11日,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老板陈济和学徒蒋业伟发生纠纷,学徒用水果刀刺伤了老板胳膊。此事起初由政府调和了事。荣毅仁留过洋,法治观念较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持刀伤人是违反法纪的,无论如何都要对伤人者进行依法处置。

　　不料,荣毅仁一说话,民事纠纷马上就上升成为政治事件。因为,老板代表了私营企业主,姓“资”;而学徒代表了劳苦大众,姓“社”。这样事情就闹大了。而此时,盛康年因宣扬“定息20年不变”的言论已经屡遭批斗。有些人抓住两件事不放,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资本主义的尾巴”。

　　此后,盛康年、荣毅仁等人进入了无休止的写检讨中。

　　最后,“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等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了保护过关的政策。

　　圈子至此,销声匿迹。

　　1979年10月,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们,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时所谓“荣盛小集团”里的朋友。而此时,人群中已经没有了盛康年,他临死也没有被平反。

　　阶级斗争面前,商人们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所有经济行为也会被赋予政治倾向。圈子一旦公开,不仅起不到团结企业家的目的,反而给自身惹上麻烦。

　　“荣盛小集团”之后,企业家们行动更加小心翼翼,也不再公开聚会。

　　1970s末-1990s末

　　代表商圈: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原始商圈的回归

　　改革开放后,一批商人下海。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商的挑战非常大。

　　此时,最原始的“官方协会”、“同业公所”和“同乡商帮”,首先浮出水面。

　　就改革开放后的民营资本发展举例,中关村是一个缩影。《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走私案”写道:“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当时,制度的建设并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这导致违背既有法律制度的行为层出不穷,打着法律擦边球获得政策上优惠的事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第一次面对市场的科研人员也显得手足无措。他们需要前车之鉴,没有。他们需要制度引领,没有。怎么办?

　　最直接的方式是——同行交流。他们共同讨论相同的问题,以“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的方式,互相交流研究。中关村第一批下海的元老、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由最初的几个人开始讨论到最后形成规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需要同行企业家朋友的帮助。

　　于是,同业协会陆续成立起来。其中包括,1984年成立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1985年成立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1987年成立的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后来分立出更小的圈子泰山会);1988年成立的中国电子商会。

　　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政府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政策偏向也越来越明朗。政府开始重视民间经济力量,国家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地报道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典型。

　　对此,政府以“官方协会”的治理思路,出面建设和批准了诸多的商业组织。

　　譬如,面向全国商人的“全国工商联”,面向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等。这些都是个大圈子,他们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起到发布政府信息,引导行业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时,最传统的地域关系纽带被重新启动。潮汕帮、宁波帮、温州帮迅速膨胀。这些同乡企业家们在同一地域创业经商,有着差不多的创业经历,可以互相沟通彼此对当地政策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近邻解近忧,出了资金问题还可以“找老乡”。在福建晋江,还形成了突出的“闽商”特色。今天,丁、洪、柯、陈四大姓统治了晋江企业界。有人曾统计,这四大姓占了晋江经济总量的60%。劲霸、柒牌、艾登斯顿和瑞迪高登,四大服装公司互借仓库。他们之间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的事情,也成为常事。

　　1990s末至今

　　代表商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长安俱乐部、潮汕圈

　　繁荣与隐忧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一任秘书长、泰山产业研究会(以下简称泰山会)第一任会长华怡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很深。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当前出现各种企业家论坛的基础背景。”

　　正如华怡芳所说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都迅速扩大。

　　商会和行业协会,多为政府出面主管,履行一定的经济辅助职能。譬如,1996年成立的美国中国商会,主要协调中美民间贸易活动。而各地商会,则负责当地经济事务的沟通工作。在今年的中美轮毂反倾销案中,各地的五金商会就负责了企业和国家商务部之间的沟通。

　　行业协会,则可以通过调研自己成员公司的共同问题,向政府反馈意见,并争取一定的同业利益。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介绍说,协会曾对民营科技创新产品市场狭窄问题做了专项调查,现在“协会已经和政府沟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科技产品”。

　　同乡会,也就是现代商帮的代名词。尽管,相比传统商帮没有了“公所”这一商帮下设机构,但是依旧会有一些“商会”承担起了同乡企业家的组织工作。其中,温州商会和潮汕商会是诸多同乡会中的佼佼者。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共有1700多家分会,而潮商商会更是聚集了一帮行业大亨。

　　同乡会势力放大之后,圈子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交往也带来了负面效应。

　　此外,企业家之间由于“哥们儿”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也会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如牛根生身陷“三聚氰胺”危机获多位“兄弟”帮助后,曾向他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们致信感谢。在信中,他提及,事发后他获得了“超过常规的信任”。这封信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提及一位国企老总的支持意向,引起了细心网友的质疑:“一个上市国企,凭领导与别人私交好,就可以随意借出几个亿?”

　　圈子里这些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灰色交易,成为当下企业名流被社会诟病的主因之一。

　　相比之下,同学会显得相对“干净”一些。它实质上是企业家搭建的人脉关系网。

　　《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人脉,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做成事的重要资源。

　　所以,在各大高校的EMBA班,学员在回答“为何读EMBA”时,都会加上一点“认识很多企业家朋友。”

　　如今,国内EMBA班都会制作细致的同学会名录,并定期组织同学聚会,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组织,还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集纳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

　　人脉因素,固然可以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商机,但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导致的不确定性,促使商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抱团取暖,那么,在当下,这个动因来自何处?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一些企业家也表示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泰山会会员,也是华夏同学会、江南会的会员。他和《中国周刊》记者谈论起了话剧。

　　冯仑最爱看的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编而成的同名话剧。在北京看了两场,凑巧去西安也遇到了一场,总共三场看下来,“不嫌烦”。

　　“人在戏中,戏在人中”,他为话剧中的“结”而揪心。白、鹿两家命运的交迭,让他感触很深。“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

　　他掰着指头绕来绕去, “中国社会这个结没解,事情没完呢。所以给我的思考是,怎么走出这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