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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并未使就业率上升，职位外包的争论再度抬头。

    但是经济理论和过去的经济表现都表明，职位外包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应该是，保证美国工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

    政策决定者不应只是找一些权宜之计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样造成的危害更大。他们应该采取主动态度。

    美国应该更多地进行贸易活动，而不是减少贸易活动。决策者必须保证，全球贸易协定是必须遵守的。

    美国人正在担心，工作机会的减少和工资的降低不仅仅发生在制造业，还发生在服务业，而服务业原来一度被认为是不怕国外竞争的。数字化和不断发展的带宽已经使公司能够将工作转移到工资成本比较低的国家。这些可能转移到海外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呼叫中心、高端软件程序设计及其他研究分析性工作，等等。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并未使就业率上升，职位外包的争论再度抬头，人们对于就业和贸易产生了一些焦虑情绪。此种担心不但吸引了政治家，还引起了人口统计学家的关心，大家纷纷要求出台减少甚至终止职位外包的政策。

    事实上，有关职位外包还有许多不为人了解，因为现在我们掌握的这些数据非常不完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但是经济理论和过去的经济表现都表明，职位外包能够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应该是，保证美国工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保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让美国继续成为最吸引高端服务和制造业的地方。更为要紧的是，立法者应该注意到这些工人们永远面临着这些挑战。

    外包有多少?有多快?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对于近年来有多少工作机会转移到了海外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将来还有多少可能转移。据高盛公司估计，在过去三年，职位外包造成了50万人失业。也许最有名的预测是由著名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Forrester做出的，这家公司预计，到2015年，外包职位将从2004年的约40万增长到2015年的330万。如果这个预测是准确的，那么职位外包一年导致大约25万的失业人数。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数字呢？25万和美国1.37亿的总就业人数比起来是很小的，它仅仅占每年1500万个被动失业人口不到2%。但是对于已经失业的人和更多担心自己即将失业的人而言，无论如何，职位向海外转移是造成他们担心的原因。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Ashok Deo Bardhan和Cynthia A.Kroll两位教授最近的调查表明，美国的一些金融分析师，医疗技术人员，律师助理和计算机、数学专业的在职人员，大约1400万人，也面临失业的风险。

    但是如果想收集更多精确的有关职位外包的官方数据却很难。譬如，由经济分析署收集的数据表明，服务性行业的净进口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而事实上，大家都已达成共识，服务业外包已经是广泛存在的，这表明数据的精确度的确是一个问题。

    同时，美国劳工部也定期调查美国劳动者，询问他们是否由于职位外包而有失业的可能，但是公司都不太愿意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政府的调查得不到广泛的回应，也就无法展开更多的工作了。

    关于职位外包的经济理论

    从经济理论上来说，职位外包将使经济增长。但同时一些美国工人和公司，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在这个过程中遭受挫折。

    职位外包与科技发展紧密相连：两者都是由降低成本的竞争压力推动的，两者也都会带来失业。

    经济学家如国际经济研究院的Catherine Mann以及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最近指出，总的来说美国经济从职位外包中获益。

    他们的论据是，外包有助于降低成本和价格。麦肯锡咨询公司新近的调查表明，美国和外国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可高达80%到90%，但由于职位外包增加了协调和电信费用，因此职位外包最终节省50%的成本，但是，这仍然是相当大的成本削减。

    低通胀和高生产力使得联邦储备局实施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经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岗位。Catherine Mann估计，如果没有IT职位的外移，1995至2002年之间，美国GDP增长率每年将要减少0.3%。

    职位外包也可能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个影响虽然可能无法测量出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些新生的公司，特别是那些依赖信息技术的公司，都雇用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技术员(主要在印度和中国)来建造新产品。然后，美国公司雇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将产品推向市场，相对于一切活动都在美国进行，这种做法降低了生产成本，加快了研发速度。

    但是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工作，那么整体就业率会不会下降呢？从历史上来说，职位的数量总是紧紧跟随着劳动力的增长。即使最近经济不景气、就业率低，自1985年以来，美国也已经增加了300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中等家庭收入提高了20%。贸易和技术的结构性改变，影响的只是工作机会，而不是职位数量。
 
    职位外包带来了怎样的再分配呢？理论和实际给出了部分答案。例如，麦肯锡研究表明，1美元的美国服务活动外移，全球获益1.47美元，那么净收益就是47美分。在他们的分析中，印度获得33美分，美国获得剩下的1.14美元。这个1.14美元又如何分配呢？重新获得工作的员工拿到47美分，另外出口占5美分，股东和职位外包公司的消费者获得另外的62美分。也就是说，当美国工人们损失他们的利益时，美国的股东和消费者正从中获益。

    确实，尽管目前的数据并不足以表明职位外移的作用，但是自2001年年底经济不景气结束之后,职位外包的现象越来越多,对劳动者也越来越不利。而税收政策对劳动者更加不利。数据表明，公司利润的增长在本轮复苏中比1992至1993年的复苏有了更强劲的增长，但是与过去40年中的任何经济复苏相比，工人得到的补偿却更明显下降。

    这种新的分配也许只是暂时的。从长期来说，公司之间的竞争将使利润降低，而消费者获益。从历史上来说，公司利润增长而工人工资降低的倾向不会持续。

    但是，我们也常常忽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经济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由于国际贸易、移民潮和更高的技术要求，低技能员工的工资被大大降低，收入不平等加剧。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白领们也要与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人才一同竞争，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只是美国人的一小部分，美国的白领们难道不面临同样的压力吗？

    所有这些可能的变化，都使社会产生了对于职位外包的恐惧。

    政策议程

    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政策决定者不应只是找一些权宜之计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样造成的危害更大。他们应该采取主动态度，实施以下五项措施：

    一、提高数据准确性。决策者应该更为重视数据的收集，这样，决策者、专家、公司和工人多多少少能从中作出正确的决定。

    二、保证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最有吸引力的地区。

    美国应该加强对研发的支持——这是创造未来就业的要点。但与之恰恰相反的是，最近的预算减少了工程和物理科学的研发经费，而这些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最后，减少对以雇主为基础的健康保险体系的依赖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依赖增加了美国公司的成本和失业工人的不安全感。

    三、给美国工人他们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来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培养有竞争力的高技术的劳动力意味着加强基础教育，在科学和工程学的高等教育上投资，同时重建近年被大幅削减的社区大学和再教育计划的基金。

    四、美国应该更多地进行贸易活动，而不是减少贸易活动。决策者必须保证，全球贸易协定是必须遵守的，同时要恢复近年已经消失了的市场开放的动力。

    五、要注重合法的规章制度问题，力求避免僵化。工资补贴应该是对服务业失业者安全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2002年，国会修正了贸易促进法案，加入的一个内容就是，向超过了50岁，又能证明贸易外移是造成其失业的“主要元凶”的人提供失业救济。工资补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善由贸易引起的与失业有关的经济混乱，更是为了鼓励那些受影响的工人能很快地找到并接受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