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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个月以来，还没走出经济衰退的境外主要股市涨势如虹，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２２５指数、香港恒生指数等纷纷创出一年来的新高，其中恒指和日经指数在不到四个月时间里，升幅高达２５％和３２％。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世界经济热土的中国，股市却持续低迷，８月下旬股指下跌达１４％，创下７个月来最低，与宏观经济严重背道而驰。这引起了许多关注中国股市发展的人士的忧虑。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证券法》修订起草小组组长周正庆不久前撰文指出：“对股市政府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使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在中国股市１２年的历史中，我国政府监管部门曾数次采取有力措施调控股市。其中大的调控有四次：１９９４年７月和１９９９年５月股市低迷时两次采取有力措施救市。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和１９９７年５月股市过热时两次采取有力措施平抑股市过度投机。１９９９年５月的救市引发了长达两年的大牛市，融资额和证券印花税创下历史最高。但政府监管部门对股市的每次调控，尤其是政府救市，都会引发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这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两年来，面对持续低迷的股市，一些经济学家又呼吁政府不要救市。

    然而，纵观世界各国（地区）证券市场，没有哪个国家（地区）政府在必要时不对股市进行干预，包括采用经济、法律、政策、舆论等多种手段。即使是美国，当股市暴跌危及经济时，不仅是政府监管部门，连其总统也出面救市。１９２９年和１９８７年的两次股灾生，美国总统都亲自出面讲话稳定市场。“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了救市，布什总统先后十次就股市发表演讲，树立投资者信心。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果断成立调控基金入市进行干预，动用了１０００亿港币稳定市场。日本政府、台湾当局在股市暴跌时，都动用资金救市。

    为何政府应该调控股市？这是因为市场失灵和市场功能缺陷的存在，为了使市场经济能正常运行，既需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其内在的调节作用，又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必要的干预。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价格，但对少数影响国民经济和公民生活的价格，当其受到严重扭曲，危及国民经济运行安全，对公民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时，政府也应该对其进行必要调控。股价无疑是这类价格之一。两年来股市的持续低迷，完全和宏观经济背离，除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外，还导致了股市筹资额大幅度下降。截至２００３年７月的两年里，月均筹集资金７２．０８亿元，比１９９９年７月到２００１年６月间月均筹集资金１４７．３６亿元整整下降了一半。本来就很低的直接融资比重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股市融资比重不到银行贷款的２％，使增加直接融资的金融改革受阻，加大了银行潜在风险。证券业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局面，已发生行业性亏损。无疑，股市持续低迷已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中国股市是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新兴股市，有别于国外成熟股市的特点，使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激进，而是需要政府进行更多的调控。

    中国股市承担了较多的非市场化的政策性功能，如股市设计就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后来又要为社保筹集资金等。只要这些非市场化的政策性功能使命还存在，股市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中国股市脱胎于计划经济母体，由于历史的局限，烙上了许多计划经济印记，留下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在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许多政策问题，这些政策问题又涉及众多部门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这使得影响中国股市价格的主要因素不是经济因素、市场因素，而是政策性因素。例如，两年前股市的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国有股减持政策的重大失误，以及查处违规资金。两年来宏观经济向好，股市却持续低迷，大资金不愿入市，主要也是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的不确定性，以及违规资金的政策界定不清楚，私募资金的政策不明确等，困扰着股市。要扭转政策性原因导致的股市低迷，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调整政策，靠市场本身来解决低迷，显然不可能。

    中国股市并不缺乏资金。１０万多亿的居民储蓄为何宁可在银行收取不到２％的年利息也不愿入市？它说明股市已对居民完全失去吸引力。股市失去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市功能定位片面的企业本位制，使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成了股市惟一功能，使股市变成了单纯的融资场所。投资者多年对股市的投资不仅没增值反而大幅缩水，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一句空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最近指出，股市的本色是有效的投资及融资场所。投资功能是融资功能的基础。投资者是股市之本，股市要有效发挥融资功能，前提是要从“企业本位制”转到“投资者本位制”，把股市投资功能放在首位，一切政策、措施、法规都要保护投资者利益，使股市产生赚钱效应，股市才能吸引大量投资者入市，其融资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当前，转换股市功能定位，重振投资者信心，应是政府救市的主要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