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厂商合谋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十年,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厂商数量、生产能力约束、需求波动、信息交流、产品差异、最优价格政策、多市场合约、交叉持股、纵向限制以及厂商内部结构等影响合谋形成和维持的因素着手,对相关理论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有助于窥见合谋理论发展的全景。
关 键 词:厂商合谋/非公开协议/影响因素
合谋是指同一市场中厂商间达成的旨在降低市场竞争程度,并使产量或价格达到垄断水平的非公开协议,但由于同一市场中各个厂商都有提高产出水平或降低价格以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机,因此成功的合谋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合谋的形成,即所有厂商能够就合谋结果——价格和各自的产出水平达成协议;第二,合谋的维持,即所有参与厂商都能严格遵守达成的协议。本文主要对经济学文献中有关合谋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做一系统回顾,以窥见其理论发展全景。
一、厂商数量对合谋的影响
Shapiro(1989)认为,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合谋越来越难以形成和维持。可能的原因有:第一,参与合谋的厂商数量越多,市场中产品差异化的可能性越大,这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第二,偏离合谋的厂商可能太多而使合谋维持的努力毫无意义;第三,厂商数量增加意味着单个厂商仅能获得很小的合谋产出,这使其违背合谋更有吸引力,而且面临处罚的可能性降低;第四,当合谋并不包括市场中所有厂商时,未参与合谋的厂商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将削弱合谋的稳定性。Phlip(1995)认为,随着厂商数量增加,单个厂商更愿意游离于合谋之外并且免费搭载合谋价格的便车。实际上,尽管较高的合谋利润可以引致新的市场进入,并危及合谋的维持,但以往许多文献在讨论厂商合谋时,一般都假定厂商数量固定,特别是限制在双寡头垄断的情形。由此可见,市场中较高的进入壁垒保护了合谋厂商免遭可能的竞争并助长合谋。Friedman等(1994)分析一个在位厂商无法阻止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情况时发现,潜在厂商将逐步被整合进合谋体系中。
二、生产能力约束对合谋的影响
生产能力约束对合谋的影响效果并不确定。一方面,当一个生产能力受限的厂商只能满足较少的新增需求时,它能从抢夺其他厂商的市场份额中获得有限的收益,这减弱厂商偏离合谋的动机;另一方面,生产能力约束限制厂商的报复力量,偏离合谋的厂商能够预期的最大处罚就是已有的全部生产能力,这增强厂商背离合谋的激励。Brock等(1985)就生产能力约束对合谋模棱两可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他们认为,在同一市场中所有厂商的生产能力约束对称的情况下(所有厂商生产能力相同),合谋维持与厂商拥有的生产能力大小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当产业过剩生产能力足够小时,生产能力约束的限制偏离效应占据主导,意味着不断增加的额外生产能力会使合谋更难于维持;当产业过剩生产能力足够大时,生产能力约束的弱化惩罚效应占据主导,于是不断增加的额外生产能力将使合谋更容易维持。Compte等(2002)在分析生产能力约束非对称性(不同厂商生产能力有差异),以及加总的生产能力对合谋维持的联合影响后,得出了与Brock和Scheinkman相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加总的生产能力足够大时,生产能力约束的非对称性促进合谋,但是当加总的生产能力有限时,生产能力约束的非对称性阻碍合谋。所以,在评估水平兼并对某一市场合谋可能性的影响时,这一结论很有启发意义:一方面,减少厂商数量的水平兼并有助于合谋形成;另一方面,水平兼并可能会加剧厂商生产能力的非对称性。因此,如果产业生产能力有限,随着水平兼并缔造出一个难以遵守协议的新厂商,合谋将难以维持,这时水平兼并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应。Davidson等(1990)认为,过剩生产能力是惩罚偏离合谋的必要条件,如果垄断厂商无法承担过剩生产能力投资的成本,那么合谋就不能实现联合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合谋价格的提高总是伴随着过剩生产能力的增加,而随着过剩生产能力投资成本的增加,厂商掌握的过剩生产能力减少,合谋价格也就相应降低。因此,如果厂商仅仅就价格而不包括生产能力达成合谋,他们不可能实现最大化联合利润。Feuerstein等(2003)假定生产能力投资不可撤回,即一旦投入就形成沉淀成本,具有承诺价值。他们发现,不可撤回的投资对合谋有两种相互抵消的影响效果:一方面,偏离合谋对厂商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一旦违背合谋的厂商在受到惩罚之前就已经拥有较高水平的不可撤回投资,它面临的惩罚将非常微弱,如果第二种情况占据主导,意味着不可撤回投资使合谋难以维持,因为对偏离合谋的厂商的任何惩罚都会使所有厂商遭受同样的损失。
三、需求波动对合谋的影响
Deneckere(1983)认为,不断增长的需求增加了厂商从违背合谋中获得的好处,但同样也使它在惩罚阶段面临更大的利润损失,因此持久的需求转换对合谋维持毫无影响,市场容量只可能通过影响厂商数量间接影响合谋。然而,需求随时间的频繁变动对厂商合谋却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未来是繁荣时期还是衰退时期,是否会发生激烈的价格战是合谋维持的核心问题。Rotemberg等(1986)详细分析了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时垄断厂商对合谋的反应。以一个简单但具有说服力的商业周期为例,他们假定每一个周期的市场需求水平由各自独立的方式决定,以至于未来可预期需求水平与当前需求水平毫无关系,这就保证了未来可预期的惩罚成本与当前的需求水平无关。但当前的需求水平却影响厂商违背合谋的短期激励,因为在需求增长时削价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当经济经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时,厂商将价格定在低于合谋价格的水平,并实现完全控制市场的激励远远强于避免遭受惩罚的激励;同样地,当经济经历一个短暂的衰退时期时,厂商避免遭受惩罚的激励远远强于将价格定在低于合谋价格的水平,并企图完全控制市场的激励。这表明当需求暂时增长时,合谋更难以维持,而当需求暂时降低时,合谋更容易维持。Haltinger等(1991)放松不同时期需求彼此独立的假定,并且引进一个更为现实的商业周期模型,该模型中需求与商业周期同步变化。他们发现,在一个商业周期中,厂商合谋维持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市场需求最大的时候,当目前市场需求水平最高,且预期将会不断下滑时,合谋最容易解体,这是由于当需求处于最高点时,厂商从违背合谋获取的短期收益最多,且预期的经济衰退使得厂商面临最小的惩罚机会成本;同样,当目前市场需求水平最低,且预期将会不断增长时,合谋体制就更稳定。Bagwell等(1997)进一步分析了商业周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对厂商合谋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预期经济繁荣期足够长且衰退期足够短,厂商合谋更容易维持,但是无论经济处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短期的需求剧烈变化都会使合谋难以维持。Staiger等(1992)对厂商在生产能力约束条件下运行时,需求变化对合谋价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不可预期的低需求周期会导致过剩生产能力的出现,进而破坏合谋价格的稳定性。
四、信息交流对合谋的影响
1964年Stigler首次提出信息交流是合谋维持的重要因素的观点,Abreu等(1985)对此观点进行了正式验证。他们认为,在许多市场,由于交易和价格都无法得到直接准确的观察,存在秘密削价的可能,这使得某一厂商难以判断其他厂商是否偏离了合谋,特别是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准确的判断更是困难,但合谋厂商关于价格和数量的信息交流使厂商的欺骗行为容易被察觉,这极大地弱化了偏离合谋的吸引力,进而促进合谋体系稳定。同样地,私人信息的存在将使合谋难以维持,Athey和Bagwell(2001)以及Athey等(2004)以厂商拥有各自产品成本的私人信息的情况对此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在任意给定的时点,一些厂商可能产品成本较高,而另外一些厂商却因为良好的劳资关系、完善的存货管理等原因保持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规模报酬不变,合谋实现的最大化联合利润的分配份额应该和各自的成本高度负相关,即将大部分利润分配给那些低成本厂商,但由于厂商难以彼此知晓对方的成本信息,而且高成本厂商也不愿主动将自己的成本信息对外公布,结果建立在不完全成本信息基础之上的合谋产出分配方案无法得到厂商严格执行。Compte(1998)与Verboven(1998)认为,由于厂商掌握的彼此市场行为的不同信息而引致的信息非对称问题可能会瓦解合谋体系,但厂商间的频繁交流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类似于贸易联合会这样的交流增强机制可以促进厂商合谋。
五、产品差异对合谋的影响
产品差异包括横向产品差异和纵向产品差异两个方面。横向产品差异是指在制造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一样,但产品在设计中却存在差异,如品种、花色、样式等。纵向产品差异指的是按照某种品质要求所生产的一系列商品之间的差异,典型的例子是质量。Hackner(1994)认为,在非对称的情况下,由于低质量产品厂商引发价格战的能力有限,高质量产品厂商没有遵守合谋的激励,因此,纵向产品差异使合谋难以维持。由于与形成产品纵向差异相关的创新活动会助长质量的非对称性,因而同样可以预期在创新活动活跃的市场中合谋很少发生。相比纵向产品差异与合谋之间这种明确的关系,横向产品差异对合谋的影响效果却不确定。一方面,由于厂商通过轻微降价从竞争对手那儿获取的额外需求有限,这使厂商缺乏偏离合谋的激励,另一方面,较低的需求弹性也限制了厂商通过发动价格战对偏离厂商的报复能力,最终究竟是哪种力量占优势,这需要具体分析。Deneckere(1983)认为:对于设定产量的重复博弈,横向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合谋维持越困难;而对于设定价格的重复博弈,无论横向产品差异化程度高低,合谋都容易维持,因为横向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厂商很难通过低价吸引其他厂商的顾客,而横向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时,未来残酷的“价格战”使厂商企图通过低价抢夺其他厂商的顾客的激励不足。Raith(1996)分析了在厂商无法准确观察竞争对手的市场行为,但却能通过自己的需求予以推断时,横向产品差异对合谋维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横向产品差异降低了厂商需求之间的关联度,结果,偏离合谋的行为难以被发现,合谋维持更困难。因此,当市场信息不充分时,横向产品差异使合谋维持异常困难。Symeonidis(2002)对厂商能够销售多种商品的情形展开深入研究,发现每个厂商能够销售的商品种类越多,合谋维持越困难。这是因为每个厂商能够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增加使厂商从偏离合谋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多于遵守合谋获得的收益,即销售多种商品使厂商从偏离合谋中获得的好处大于事后遭遇惩罚的机会成本。
六、最优价格政策对合谋的影响
为弥补需要自我约束的合谋难以完整维持的缺陷,有时厂商也愿意主动承诺自己不会违背合谋价格,以“最惠国待遇条款”和“相遇—竞争条款”为主要形式的最优价格政策常常受到厂商重视。然而,在分析它们对合谋的影响时,已有的关于最优价格政策的理论文献不是以无限次重复博弈为基础,而仅涉及有限次同时决策模型。销售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指厂商向买主保证,对于同样的产品,它不会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给其他买主。也就是说,参与合谋的厂商在各自的销售合同中都加上这么一条,即宣布卖方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向其他买主提供更低的价格,除非向先前的买主也提供相同的价格补贴。因而,这种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惩罚厂商的削价行为,并抑制厂商偏离合谋的动机。长期合同的“相遇—竞争条款”是指厂商向买主保证,对于相同产品,如果另一厂商提供更低价格,它也将同幅降价,或允许解除合同。这一条款使厂商难以欺骗,因为买主会将较低价格的信息告诉其他厂商。但是,Edlin(1997)认为,从厂商的角度来看,“相遇—竞争条款”是实际维持高价而不是表面上保证的低价的最好替代机制,因为使用这样的条款,既不需要厂商之间签订协议,也不会面临事后惩罚的威胁,厂商能够默契维持高价。
七、多市场合约对合谋的影响
Edwards(1995)曾说,当厂商在多个市场彼此遭遇时,他们所签合约的多样性可能弱化竞争。Bernheim等(1990)准确地识别Edwards的主张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并对其给予严密论证。他们认为,多厂商合约对合谋的影响效果并不确定,一方面,它可以扩大偏离合谋的收益,另一方面,它也会增强事后惩罚的力量。在一个完全对称的市场——在该市场,厂商同质、产品无差异、规模经济不变,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彼此抵消,多市场合约对合谋毫无影响;而在产品差异化和厂商差异化程度较高,且规模经济递减的非对称市场,多市场合约促进合谋。Bond等(2005)认为,在这样一种优势对称的市场——地理意义上的子市场能够被区隔并且运输成本是一个主要因素,每个厂商在自己所处区域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厂商生产多种差异化产品,且每个厂商在不同市场的需求比其他厂商更大一些,在某一弱小的厂商有偏离合谋的激励时,联合利润最大化在各个独立的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欲使合谋得以维持,合谋产出就不得不给那些弱小的或成本较高的厂商额外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更愿意在其中某一市场保持垄断地位,且主动限制进入其他市场,只要其他厂商也坚持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不同厂商分别在不同市场拥有优势时,多市场合约促进合谋。
八、交叉持股对合谋的影响
现实市场中大量存在厂商持有竞争对手股票的情况,它们对竞争对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分享利润而不是参与决策。Gilo等(2003)研究类似这样的投资——交叉持股的情形,他们发现这样的投资对厂商的合谋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果:一方面,交叉持股弱化厂商偏离合谋的激励,这是因为厂商内化了部分由它偏离合谋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交叉持股也可能减弱厂商事后对偏离合谋采取严厉惩罚的激励,这使偏离合谋更有吸引力。除此之外,交叉持股还促进厂商间信息交流,部分地解决厂商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正如前面第四部分的分析,这可能因此促进合谋。然而,不断增加的交流也鼓励厂商再谈判,这可能导致合谋难以维持。
九、纵向限制对合谋的影响
显然,再售价格维持(RPM)、排他性交易、独占区域等纵向限制可以弱化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因而,零售商通过保持与生产商的合约尽力稳定他们之间的合谋也是可能的。Rey等(1995)认为,独占区域限制品牌间竞争,尽管纵向限制削弱了品牌内的竞争,然而在很多情形下,纵向限制可能担当了限制品牌间竞争的机制。Rey等(2004)认为,再售价格维持可以导致生产商联合利润最大化,但是需要注意这两个研究并不是建立在重复博弈基础之上,而是在静态垄断模型中予以考虑。Jullien等(2001)的研究表明,在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中,再售价格维持确实促进合谋。通过那些可以容易观察当地市场变动的地方性零售商销售产品,生产商可以及时地对市场变化作出调整,而且再售价格维持还使偏离合谋的行为容易被识别,因此它促进合谋。
十、厂商内部结构对合谋的影响
事实上,厂商内部的一些管理决策也可能影响合谋。首先,厂商的资本结构影响合谋。Stenbacka(1994)指出债务会使合谋难以维持。以有限负债为例,如果厂商在未来遭遇惩罚的期间可能破产的话,债务就会降低厂商偏离合谋的成本。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论是以资产价值最大化假设为基础,当厂商的目标是实现市场价值最大化时,这一结论并不成立。其次,管理层的收入结构影响合谋。Spagnolo(2005)指出管理层对收入稳定的偏好可能促进合谋。如果管理层收入的增加与合谋利润增长高度相关,那么管理层为了获得一次性高收入而偏离合谋的激励消失。Spagnolo(2000)的研究还表明,当管理层的收入与股票相关时,只要股票收益在将来才能实现,且管理层预期事后惩罚时期股票价格的损失大于当前从偏离合谋获得的短期收益时,厂商就没有欺骗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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