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陈文玲近两年对“补短板”的思考之一，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是现代流通能力薄弱，这也是我国与美国战略博弈的软肋之一。

    我国最近几年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开放与转型战略，这些战略概括起来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大流通时代，通过现代流通能力的打造和提升，形成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混沌化和多维立体的大流通格局，进而通过内外互动和联动，形成我国新的全球战略布局。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不同层次战略的内核，越来越集中于现代流通竞争力的锻造。

   一、重新认识现代流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目前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博弈越来越转向经济能力的博弈，经济能力博弈的核心在于现代流通能力的博弈。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就是在现代流通能力方面赢得了世界市场，从而赢得了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比如说它的商品流通能力、服务贸易流通能力、货币流通能力、信息流通能力、知识产权流通能力等等，都为它争夺了先机。比如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1.4%，其次才是欧元，再次是英镑、日元。所以，将来大国之间的博弈，是流通能力之间的博弈。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突出的表现就是抢夺流通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美国现在的国家战略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作为本体，“两翼”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并惠及美国几代中产阶级经济目标的驱动力，这就是通过自贸区战略新的布局来掌握制定新的、更高标准贸易规则的主动权，贸易规则就是流通规则。新形势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就是在一个区域内，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形成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更为通畅的制度性安排。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国之间的博弈是现代流通能力的博弈。
 
    （一）现代流通不仅是国家的一种硬实力，更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

    以前我们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调整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次产业、二次产业、三次产业结构，但我们忽视了一点，就是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与调整。我国的经济运行方式效率不高，因为流通能力还是短板，我们的流通效率不高，但流通成本高昂。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2015年已经达到了67.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24.5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3%以上；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比重达到22%以上，成为全世界拥有联合国产业分工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门类最全的国家；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开启，进程正在加快，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我国经济的体量已经足以引起世界的仰慕或者关注，但是由于现代流通能力的短板还没有补上，还跟不上我国持续发展的需要。如果说补短板，除了那些显性的、被大家普遍认知的短板，我认为我国最大的短板就是还没有形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软实力、综合竞争力，差就差在流通环节，传统的流通方式不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现代流通能力包括商流的能力、物流的能力、信息流的能力、资本流的能力，形成这些现代流通的能力，塑造过程和提升过程还比较缓慢。总体上看，我国在现代流通能力的塑造和形成上，还没有一个整体化的、制度化的设计。必须指出，现代流通并不只是以前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或者批发零售的概念，而应该是涵盖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大流通，这个过程是以消费为起点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制造过程、买卖过程只不过是其中的中间环节。制造环节在整个流通过程中占比重越来越小，流通领域中信息是很大的变量，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业态，现代流通中的信息流成为最具有引领性的力量，信息正在向海量、即时传输、渗透性、泛在化发展，并不断向各个领域延伸和融合，这样才能形成国家综合的、跨界的、智能的现代流通能力。现代流通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商业能力，而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现代流通能力竞争是当今全球竞争的焦点
 
    比如在亚太地区，我国于2006年就开始推进东盟自贸区的进程，2010年建成了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下推进TPP，这个组织本来是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等4个小国家发起的一个组织，美国参与后，成为主导国，制定了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流通规则，矛头实际上是针对其认为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中国主导的东盟自贸区进程完成之后，东盟十国自贸区谈判完成了“10+1”，然后推进“10+3”，最后再推进“10+6”，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就是东盟的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6国，叫做RCEP。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TPP，以中国和东盟10国为主导的RCEP。实质上是在竞争流通规则制定权，通过流通规则制定拓展市场的领域和范围。
 
    在2014年11月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了“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这也是APEC会议最早提出的议题，就是它的长远目标——建设亚太自贸区。中国提出的议题是，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美国开始不同意，极力反对这个议题，我国开始提出的会议议题是启动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美国坚持表述为“战略性研究”，它不希望中国在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也就是在整个亚太地区流通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使21个国家达成共识，会议主题就是“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

    在中国地位得到很大提升的同时，我们也要抢占在现代流通方面的规则制定权、主导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总商会从2001年启动中美两国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几轮对话中的博弈、争论很激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流通规则、贸易和投资规制方面的博弈。根据会议争论和美方一些有见地的人的建议，我们2次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建议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进程，或者先从BIT开始，再加入贸易谈判，形成BITT，使中美两国的流通规则能趋于一致，更好地进行合作与竞争、博弈。世界竞争的焦点是在流通规则的制定和主导权的争夺上，比如流通的标准、流通的规则、流通的规制等。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够，还没有真正站到世界竞争的前沿。

    二、重新认识现代流通理念和内涵发生的实质性变化
 
    现代流通还具有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流程化和混沌化的特征，还逐步成为涵盖生产、交易和销售后循环流通的经济运行方式，它所引发的革命仍将继续发酵并发散。
 
    （一）流通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四流”分离形成各具独特规律的流通形态。当今时代，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后，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四流分离已经成为常态，它们都是独立的流通过程，只是在一个节点上相遇或者相重叠，最后完成商品交易的全过程，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在这个不同于传统交易方式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四流”各自的流通规律。商务有商务的流通规律，比如互联网的商铺、店铺，互联网商业，互联网E国际贸易；物流有物流的流通规律，物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社会化物流平台，零库存、全产业链信息先导；资本流有资本流的规律，实物货币从货币到增值的货币必须经过生产过程转换，虚拟货币已经形成巨大的脱离实体经济的交易流量。而传统的流通“四流”是合一的，从商品交易过程开始，“四流”是相生相伴、相向而行的。

   （二）流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信息加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的变量。一方面，信息被消费的次数越多，价值就越高，其他所有的商品，被消费之后，就被清零，但信息是可以被多次消费，重复消费的；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变量，介入流通引发了流通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说物流没有信息的加入就是传统的物流，有信息的加入，按照信息的先导设计合理的流程，用现代物流技术就形成现代物流的体系。此外，信息可以被直接加工成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信息既可以成为原材料进入流通，把这种原材料加工成信用产品，其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就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体系的必要条件，而现代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种信用产品被消费越多，市场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可以变成直接交易物，产生巨大的市场交易价值。当今社会，信息成为流通的最大的变量，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迫切课题，当然在互联网中，淘宝网、京东等这些现代的互联网形态的商业，也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但是信息本身进入流通后，它将是流通的最大变量，我们要认识现代流通的变量。
 
    （三）现代物流成为流通竞争力的核心。由于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四流”分离，将使现代物流成为流通竞争力的核心，或者是流通成本的主体。因为搜寻市场不对称的信息成本可以降低为零，商流的成本通过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也可以极度降低，资本流通成本通过无纸化的电子货币这种互联网金融可以最小化，但物品在物理意义上的移动是不能被消灭的，只能被合理设计。通过合理设计才能实现流程的合理化，才能使物流成本降低，所以，现代物流能力和成本支出就成为现代流通的主体，或者是现代流通的成本主体，“四流”分离之后，物流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互联网+使流通形态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互联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项20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已经渗透到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各个角落，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运转方式，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步伐。前三次科技革命都是技术性的革命，它引发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那么这一次科技革命，是一项综合性的、渗透性、爆发性的革命，它是以技术革命带动整个社会变革，使人类社会上的历次革命得以延续，得以提升，它的作用和渗透力远远超过了前几次科技革命。互联网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思考与重塑。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信息的传输、交换、储存方式，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的变革，其所开创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方式，动摇了过去二百多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到研究范式都面临重建。
 
    （一）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是引发流通变革的内生能量
 
    美国在克林顿时期就提出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那时候这个词对我们来讲还是陌生的。现在，信息加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一大变量，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经济形态，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信息加入了流通，并成为流通的一种要素禀赋，成为流通的一种巨大变量，它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信息进入流通，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它本身既是流通物，又是引发流通变革的一种内生能量，而且这种能量正处于加速发展之中，正在进入信息爆炸和膨胀阶段。
 
    有人说要“互联网+”，也有人说要“+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一种物理变化，而“互联网+”是一种化学变化，物理变化是物态变革，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化学变化会引起化学反应，将引发一系列的变革。今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研究互联网革命与传统业态变革。研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颜艳春、高红冰等专家参加座谈会，还邀请了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现代互联网企业参加座谈会，同时我们也走访了一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信息实际上成为所有流通物中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一种流通物，是一种最能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流通物。当然，信息的作用是通过流通实现的，没有流通，信息就是僵直的、孤立的碎片。当信息流通发展到互联网革命时，就改变了若干传统业态，当业态变革达到了累积变量的时候，就会使传统业态发生革命性甚至是爆发性的变化。举例来说，服务业就出现了很多“互联网+”的新业态，比如百合网、e袋洗等等，这些都是“互联网+”改变传统服务业业态的例子。
 
    （二）互联网改变了国际贸易业态
 
    现在主要的国际贸易形式，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以及我们在义乌进行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研究时提出的采购贸易，都逐渐会被跨境EG国际贸易所取代。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商贸易会存在一段或者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跨境贸易发展的趋势势不可挡。过去利用电子商务进行跨境贸易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关税流失，现在河南郑州建立了跨境贸易物流园区，国际贸易商品进园以后国家先征税，出园以后高速流通，已解决了税收监管的问题。国家将在12个城市搞跨境E国际贸易试点，这可能会使国际贸易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要创造新的贸易优势，提高现代流通能力和通过现代流通配置资源能力，以此来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和遏制。

    （三）互联网革命对传统的流通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提出挑战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15年12月16日上午在浙江省乌镇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我们应该把认识统一到习近平主席讲话的高度，以这个高度来认识诸多新经济现象和现代流通规律。大家对马云的阿里巴巴有很多非议，现代流通研究者应该更加超脱地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受网民情绪的影响，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懂当前激烈的国际流通规则竞争，不懂现代流通为何物。我们应正视互联网对传统业态变革的影响，我国在互联网商业领域形成了先发优势，阿里巴巴也好，京东也好，其他新生互联网企业也好，一旦发展起来非常迅速。此外，这些企业也正在逐渐解决巨大的商流带来的物流问题，目前我国现代物流系统还没有真正达到现代化、社会化、国际化要求，第三方、第四方物流还不发达，还不足以支撑由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商业变革，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攻击互联网和互联网造就的新商业平台的理由。
 
    有很多我们以往认为的经济学常识和管理常识，在新的流通环境中应该被改写。比如说垄断，在互联网环境下，现代流通共享的大平台体现了共享经济的显著特征，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因为这个平台不是一个企业的流通工具，而是若干消费者和若干企业共同使用的平台或工具。有人说这个平台是垄断的，我则认为它是一个现代流通网络化的、崭新的、超大型的具有公共服务功能或准公共服务功能的大平台。

    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需要对很多流通规则进行重新认识，特别要重新审视国际化大流通和国际化流通竞争。美国针对抢占国际化流通规则制高点运用了很多手段，包括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但是它没有想到中国互联网的爆发式发展和影响力。我国的“互联网+”行动战略是形成我国在国际流通规则制定权先发优势的非常之机遇。美国已经在海权、陆权等方面取得了制导权，接下来想在互联网空间方面取得制导权。美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谈判，还有美国高官和中国高官的对话，很大一部分主题就集中在网络安全上面。美国指责中国黑客攻击了美国网络，把这个作为质疑中国最主要的工具，后来斯诺登事件之后沉寂了两年，目前又开始指责中国企业窃取了他们的商业机密。将来网络空间的流通秩序、流通规则和网络空间的制导权之争，将会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战场。
 
    现代流通理念、流通技术和流通规则向制造业的延伸，导致制造业从原来的矩阵结构、柔性生产线向全流程的信息先导模式转变，这是一种制造业的流通化，体现了现代流通对制造业的先导作用。在制造业流程再造的过程中，它是从市场发出信号即订单开始，整个流通过程形成了包括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制造链和服务链在内的链状状态，这种链状状态链接若干互不相干的企业，在大流通范畴内形成一个企业集群。社会化大流通，在制造业的应用形式是制造业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产品不是在一条生产线上完成的，而是在若干生产线上完成；不是在一个国家完成，而是在若干国家完成。比如波音飞机，在西雅图完成组装，而零部件则在其他国家进行，生产的过程即是流通过程。

    四、“一带一路”战略与大流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战略构想，其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现代流通，其实质是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多维化的大流通。“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包括“五通”：
 
    一是政策沟通。我们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是为了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界的国际化大流通有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外部市场环境，各个国家的流通能够在政策趋向一致的情况下，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力资本流通更加顺畅。
 
    二是设施联通。原来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后来叫设施联通，这里包含两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推进经济大通道或物流大通道的建设。这些大通道包括：新欧亚大陆桥；中国到南亚半岛的通道；中国到中亚、西亚的通道，包括中亚五国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设施联通的第二层含义是互联网的联通，光缆等软基础设施的联通。
 
    三是贸易畅通。现在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生产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在产业转移中的重新组合，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畅通实质上就是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流通规则，使流通中的国际交易和交换打破以前以国家为主的传统的流通规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贸易畅通就是要创新流通方式，如何降低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流通速度和效率。

    四是资本融通。资本流通的规则以及规制制定权和主导权之前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美国主导世界银行，欧盟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主导亚开行，国际资本流通秩序亟待改革，包括货币流通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促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资本、货币的流通实现共同受益。中国倡导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筹备上合组织金融机构，就是为了推进资本融通，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创造资本顺畅流通和使用的环境。
 
    五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创造现代流通更好的社会环境，使所在国民众认同和响应。我们要与沿线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因为全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货物畅通、资本融通、民心沟通等，实际上都强调一个“通”字。政策沟通为流通创造环境，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现代流通进程的前提，货物畅通是重塑流通规则的博弈，资本融通是国际货币流通规制的渐进式改革，民心相通是流通的社会基础，世界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流通能力竞争上，国家战略核心越来越集中在提升现代流通能力上，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重要的要求，更紧迫的要求。

    五、应把加快推进现代流通进程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活化其在国家相关战略中的重大作用
 
    现代流通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是在新经济形态下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可以模仿，商业业态可以模仿，但是要从整体上形成现代流通能力是难以模仿的，只能通过创造和积累，当经济运行方式转变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累积到一定量之后，才会发生飞跃和质的变化，进而真正形成具有现代流通能力的内生竞争力。
 
   现在的中国和建国初期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那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尽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括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等等，但总体来说流通在当时还是一个禁区。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现代流通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互动与依存的加深，我们必须面向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要提升现代流通能力，使之与国家的国际定位以及我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我国目前正在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这不仅是我国的一个大战略，也是一些主要国家在面向全球竞争时的主要战略。在我国流通产业G30论坛上我曾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贸易规则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2015年10月，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已经完成，有可能2017年正式启动。美国主导的TTIP谈判也有新进展，2016年将达成一个初步协议，这一协议将使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关税在现有基础上下降93%。TTIP谈判预计也将在2017年最终完成，如果这两大跨国界的贸易体、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意味着全球差不多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国际贸易进入了具有更高标准的规则和秩序中。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之争，其竞争的核心是贸易规则，贸易规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化大流通规则。目前贸易规则即流通规则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它会使流通的速度、效率、流向、成本、方式等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2013年9月，国家开始在上海浦东进行自由贸易区试点，2014年12月扩展为120平方公里。2015年,国家决定分别在广东省、福建省和天津市进行自贸区试点,这些自贸区试点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试点的力度均不亚于上海，这说明我国正在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抓紧建立与更高标准流通规则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抢占现代流通的制高点。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制造2015》这个关于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它吸收了德国工业4.0、美国互联网工业，以及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经验。德国工业4.0是2014年出台的大战略，其进展非常快，影响也很大。美国互联网工业比德国工业4.0出台更早，最近又出台了美国新经济战略，其核心也是要占领制造业制高点，包括制造业的智能化、现代化、服务化以及全流程信息化。
 
    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体，出口贸易额占全球比重达到13%；我国制造业份额已经占到全球的25%，是制造业产值排名第一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适应甚至引领更高标准的流通规则，将决定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将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我们只有制造能力而没有相应的流通能力，没有适应和制订更高标准流通规则的能力，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我国目前的国际贸易已经受到挤压，2015年的国际贸易是负增长，假如说今后几年采用更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我国更多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可能会被排除在很大的国际市场之外。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这种挑战直面流通能力，包括流通规则的适应能力和制订能力。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更应该加快研究制定推进现代流通的整体战略，研究现代流通如何适应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样重大的问题。

    近些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我国在资本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发生重大变化。IMF已经将人民币纳入SDR盘子，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排在五种国际货币中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元、欧元，高于英镑和日元。在面向新的资本流通国际竞争中，人民币流通的国际化既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研究现代流通，不能仅仅聚焦在过去意义上的商品买和卖，必须高度关注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必须关注在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下现代流通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经济表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是点状联系、线状联系、面状联系，现在是网状联系。是否能在网状联系中实现战略利益，能否在现代流通能力提升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能否补上我国现代流通能力薄弱的短板，这是在经济新常态和经济新形态双重考研下至关重要的战略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