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们分别构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及其演进过程入手，通过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的剖析，进而得出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变迁与劳动力转移速度、规模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规律，对中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与模式；并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与阻力。

　　【关 键 词】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到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目前比较经典的研究模型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注：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注：Gustav Ranis and John C.H.Fei，1961，“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No.4，p533-558.），乔根森模式（注：Dale W.Jorgenson，1961，“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The Economic Journal，Vol.71，No.282，p309-334.），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注：John R.Harris and Michael P.Todaro，1970，“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The Economic Journal，Vol.60，No.1，p126-142.）及其哈里斯的补充（注：John R.Harris and Michael P.Todaro，1970，“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The Economic Journal，Vol.60，No.1，p126-142.），这些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刘易斯模型认为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农业部门，收入的差异与转移的无障碍，以及资本积累扩张形成了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转化；拉尼斯—费景汉模式考虑了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但是依然认为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向城市转移；乔根森模式认为转移的动力在于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改变；托达罗考虑了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失业，他把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归结为预期收入，这样解释了即使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乡城移动依然会进行。前三种模式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暗中假定了产业转移与乡城转移（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是同步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产业转移与乡城转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式主要是针对拉丁美洲等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人口及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力、机制、后果，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几个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过程的基本内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特征，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本身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经济发展与结构变革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工业化与城市化二者关系演进来探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有助于理解与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取决于二者关系的演进及协调。

    二、工业化、城市化关系演进中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力转移基本规律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演进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注：景普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模与速度。

    1.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演进与产业结构变迁

    按照其发展及关系演进特征，可以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分为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起步期以工业化的发展为核心，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服务业是围绕着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制造业相对于农业与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比较高，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较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虽然低于农业，但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集聚场所，并提供相应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集聚；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城市的外延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开始加快。

    成长期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中期阶段，二者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随着工业化演进，工业分工逐步深化，中间产品增加，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密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产品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对专业中间商以及专业化服务经济的需求提高，推动了服务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对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通过共用基础设施、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面对面的交谈，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分工细化表现出对于企业的生产服务与对于人口的生活服务加强，吸引人口进入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与市场范围的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为工业专业化生产提供条件。资本密集工业产生“资本排斥劳动”，使得工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降低；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其比重提高，逐渐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从空间转移来看，这个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稳步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有一个大的飞跃。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熟期，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市化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功能的强化。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工业生产总量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重减小，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开始呈现负增长或者零增长。服务业分工深化，生活服务业的重要性加强，服务业对于空间上的可接近性的要求，使得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演变为服务业，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相促动，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等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与非农产业的差距减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非常缓慢，城市化发展主要表现为质量的提升。

    2.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演进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速度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二者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并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产生影响，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受到不同区域发展背景、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主要使用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百分点（当年城市化率减去上一年值，工业化国家采用十年差值的均值）与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采用非农就业年均增长率、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或制造业或第二产业）、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年均增长率，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城市化率在20％以下，为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较低，并有开始加速增长的趋势；城市化率在20％～70％之间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成长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稳步、快速增长；城市化率在70％以上，为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放慢。这是一个大致的规律，具体到不同国家，还是有些差别，早期工业化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与速度相对要慢于后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的城市化率从10％（1840年）就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到197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3％，用了130年时间，年均增长0.50个百分点；法国用了130年时间，将城市化水平从1846年的24％提高到1975年的73％，年均增长0.38个百分点。日本仅用了50年时间，将城市化水平从1920年的18％提高到1970年的72％，年均增长1.08个百分点，是早期发达国家的一倍多。

    表1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发展阶段             起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工业化  城市化关系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工业化  城市化互动发展                城市化质量提升
城市化率             20％以下          20％～70％之间                        70％以上
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百   0.1～0.3          早期发达国家（如美国）：0.3～0.7       0.1～0.2
分点                                   后期发达国家（如日本）：0.8～1.2
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                     以城市化率50％左右为界，之前工业就业
（或制造业年均增长   0.4％及以上       与城市人口同比例增长；之后工业就业增   0.1及以下
率）                                   长率下滑，二者差距拉大
服务业就业年均增长                     以城市化率50％左右为界，之前服务业就   现代服务业增长
率                   低于0.4％         业增长低于城市人口增长；之后服务业就   较快
                                       业增长高于城市人口增长
工业化阶段标志       轻工业            重化工工业  重加工工业                 信息产业
主导产业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资本密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         知识密集型产业
 

    注：表中内容是根据有关数据计算的结果与产业演化规律总结得出，其中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0、1990、1998年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0》；1955年-1980年劳动力就业的资料来自于《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

    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化特征来看，在起步时期，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是工业，并且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工业，一方面对劳动力的基本素质与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便于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化，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吸收数量要大于服务业的吸收数量，工业与服务业就业增长率分别在0.4％以上与0.4％以下。进入成长期以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反过来，城市化也带动工业化发展，非农化率、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导地位逐渐被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品工业所替代，工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逐步下降，与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差距开始扩大，大致是从城市化率50％左右开始。恰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服务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大，表现在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就业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如美国从1920年（城市化率为51.2％）开始服务业增长率高于同期城市人口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快速下滑，与城市人口增长率差距拉大。作为后期工业化国家，日本在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要略高于美国，1910年工业化起步时期基本上保持了年均1％及以上的增长速度，1920～1930年工业就业增长率为0.4％～0.6％，当城市化率到70％以上，日本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为0.2％左右，美国同期为0.1％左右。当制造业或者工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1％及以下，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百分点下降到0.1～0.2，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经济发展进入了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

　　3.工业化国家产业变迁与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规律

    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看，城市化从加速增长至缓慢增长与工业化阶段基本吻合，主导产业一般都经历了“轻纺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加工工业（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历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发展，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与空间的同步转移，从具体的数据来看，意味着非农化率与城市人口比重同步增长，一般而言，非农化率要高于城市人口比重，这已经被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所证实，如图1所示，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基本上是相似的、均呈“S”型演进趋势。在工业化前期即农业经济时代增长比较缓慢，在城市化率到达20％左右，非农就业与城镇人口增长开始加速，在70％左右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增长速度趋缓。在初期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纺织、食品、日用产品等轻工业转移，餐饮、商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随之发展。随着资本积累与分工理论的深化，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化学、机械、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开始减弱：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加速，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加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开始增加。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电器设备、航空工业、精密机械、核能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减弱；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产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得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速度逐步超过第二产业。进入工业化后期。信息产业、电子工业、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工程、航天工程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需求数量相对减少，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
       

    图1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产业演进与劳动力转移一般模式

  　三、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二者关系演进、产业结构变迁有其独特的趋势与特征，表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结构、速度以及转移模式。

    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与结构特征

    劳动力的转移量用非农劳动力的增加，城镇就业的增加宋代替。中国1952～1978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从1531万人增加到6945万人，年平均增长208万人，高于同期第三产业年均116万人的增长规模。1978～2002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从6945万增加到15780万人，年均增长规模为368万人，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增长比较快，90年代后期有下降趋势。同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4900万增加到21090万人，年均增长675万，劳动力吸纳能力超过第二产业，在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增长速度仍在继续加快。城镇劳动力稳步增长，在20世纪末期有加快趋势。城镇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9514人增加到2002年的24780人，年均增长636万人，与同期非农就业增长规模1043万人有较大的差距，说明每年增加的非农就业中至少有2/5分散在乡村地区。从结构增长来看，1952～1978年，非农化率增长了1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城镇就业比重增长了1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接近0.5个百分点；二者基本上是同步的，即改革开放前非农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非农就业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工业就业比重的增加，而同期城市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慢于非农就业增加与城镇就业增加，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1978～2002年，非农化率增长了20.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非农就业的增长贡献大于第二产业：城镇从业人员比重增长了10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不到0.5个百分点，非农就业不完全集中在城市；同期城市化水平增长了2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表现出与非农就业基本同步发展。

　　2.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趋势

    根据国际经验，如果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那么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的增长是同步的，按照这个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演进中出现两次偏差，如图2所示，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偏差；在20世纪末期有一次偏差。第一次偏差是与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联系。为保证资本的投入与集中，提出“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制约了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需求，减小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为防止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城乡之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城市化水平一度出现停滞。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排斥劳动，所以非农化率经历了“一五”时期短暂增长之后，比重开始下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分离，制约了非农劳动力的进一步转化。
     
    图2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演进与劳动力转移

    第二次偏差出现在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工业的发展弥补了改革开放前工业内部结构的偏差，非农化率已较快的速度上升。户籍及其城乡之间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逐步放开，知青返城，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城市化速度加快。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轻工业的发展，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重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进入了重加工工业阶段。到20世纪末期，城市化率虽然在提高，但非农比率停滞不前，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第二个断层。其原因有我国经济发展整体环境的影响，即从短缺经济进入了结构性过剩经济，除此之外，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看，乡镇企业的分散发展与城市化的空间聚集性低下是引发非农化率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的分散发展，首先减弱了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制约了产业规模的扩张，降低了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其次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工业化分散在农村，没有在空间集聚起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1997年之后，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率低于城镇人口增长率），影响了非农化率的提高。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大多数地区，乡镇企业分散发展，与城市化出现背离。近几年城市化率上升较快，年增长高于1个百分点，这与统计口径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另外小城镇人口在城镇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1/3，而小城镇本身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如城镇产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偏小，不能达到基础设施等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要求，城镇中有很大比例还是属于农民或者兼业农民，他们的就业方式与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城市化，收入水平相对城市要低得多，对消费品市场的推动作用有限。

    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整体发展态势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率、非农化率的年均增长规模都在1个百分点及以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图2中虚线所示）可能还会高于目前的增长规模，年均增长百分点在1～1.5之间，按照这个增长速度，到2020年非农化率将会达到70％～80％，城市化率达到57％～65％，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按照当前非农化率停滞不前的增长趋势，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可能会出现增长的低谷。要抚平第二个断层，需要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加强乡镇企业的空间集聚与可持续发展，加快大中城市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主要包括：来自农业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农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之一：来自农业、农村的排斥力

    通过对影响农业增加值的主要因素，包括农业劳动力、农用机械总动力、农业用电量、化肥施用量等的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的增加与农业增加值的变化是反方向；其他三个因素对农业产值的贡献较大。具体的关系模型如方程（1）所示。

    Y[，农]=-0.0328L[，农]+0.0756K[，机械]+0.6739K[，化肥]+0.8514K[，电]　R[2]=0.997
    　　　　（-4.39）　　　　 （5.22）　　　　 （4.63）　　　 （2.91）　　　　　　　 （1）

    其中Y[，农]（亿元）代表农业增加值，L[，农]（万人）代表农业劳动力，K[，机械]（万千瓦）代表农业机械总动力，K[，化肥]（万吨）代表农业化肥施用量，K[，电]（亿千瓦时）代表农村用电量。方程（1）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中国1978～2001年间，每减少一个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出会增加328元，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产出；每增加一千瓦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产出增加756元；每增加一吨化肥施用量，农业产出增加6739元，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农村用电量，农业产出增加8514元，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大空间，工业对农业的贡献越来越大，农业机械化、化肥使用、电力使用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较大。农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明显的排斥作用，在其他投入不变条件下，减少劳动数量，会带来农业产出与农民收入的增加。

    2.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之二：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

    工业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有三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比重，非农化率。可见非农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就工业化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1978～200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非农化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模拟，得到方程（2），可决系数达到0.98，拟合优度较高。其中AG代表人均GDP，η非农代表非农化率。方程（2）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非农化率与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双曲线函数关系。其经济学含义非常明显：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决定了居民的消费结构与需求结构，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产品的需求减少，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非农就业的增加。反过来，非农化率的高低也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工业产值的变化与非农化率之间相关性不明显。

    1/η[，非农]=4.86（1/AG）+0.02　　R[2]=0.98　　F=1376.55
    　　　　　 （37.10）　（66.53）　　
　　　　　　　　　　　　　 （2）
    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城镇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等四组关系。研究时段是1978-2001年，结果如方程（3）、（4）、（5）、（6），其中UR代表城市化率，η[，城镇]代表城镇就业水平η[，第二]代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η[，第三]代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非农化率、城镇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拟合优度较好，可决系数分别为0.95、0.95、0.96，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拟合程度较低，可决系数为0.80。

    LNη[，非农]=0.85LN（UR）+0.94　　R[2]=0.95　　F=392.68
    　　　　　 （19.82）　 （6.73）　　　　　　　　　　　　　 （3）
    η[，城镇]=0.44UR+15.41　　　 R[2]=0.95　F=404.06
    　　　　（20.10）（25.76）　　　　　　　　　　　　　　　　　 （4）
    LNη[，第二]=0.43LN（UR）+1.65　　R[2]=0.80　F=86.52
    　　　　　 （9.30）　 （10.91）　　　　　　　　　　　　　　（5）
    LNη[，第三]=1.29LN（UR）-1.28　　 R[2]=0.96　F=514.35
    　　　　　 （22.68）　（-6.87）　　　　　　　　　　　　　　（6）
    其中，方程（3）、（5），（6）可以恒等变形为方程（3）′、（5）′、（6）′：
    η[，非农]=е[0.94]（UR）[0.85]　　　　　　　　　　　　　　　（3）′
    η[，第二]=е[1.65]（UR）[0.43]　　　　　　　　　　　　　　　（5）′
    η[，第三]=е[-1.28]（UR）[1.29]　　　　　　　　　　　　　　 （6）′

    方程（3）与（3）’显示，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呈幂函数变化关系，随着城市化增加，非农化率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的；方程（4）显示出城市化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呈线性关系，人口城市化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就业比重增长0.44个百分点；方程（5）与（5）’显示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呈幂函数关系，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也足以递减的速度增加的，递减的程度超过非农化率；方程（6）与（6）’意味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呈幂函数变化关系，并且随着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的。

    3.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动力之三：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有来自农业、农村的排斥力，有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但是在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过程中，还是遭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与摩擦力，除转移成本、心理成本等个体因素外，还有全国性的总体因素，主要包括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失衡，以及在转移过程中遭遇到的制度性、政策性、观念性、地域性等摩擦力。从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存在过剩。从供求结构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与城市或者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之间失衡，现代工业部门新岗位的增加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能劳动力的补充，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以及基本素质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而对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国际经验说明，产业演进顺序一般是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重加工工业、信息产业，耐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是逐渐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工业部门首先是从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发展，正好能够适应产业的要求。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重加工工业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相对偏小，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按照刘-费-拉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与空间转移是同步的，不存在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与摩擦，只要工业工资高于农业制度性工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能够源源不断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不存在制度性障碍，也不存在教育差异等其它障碍。在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对劳动力转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虽然从政策上逐步取消了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就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制约，但是从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上还需要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如城市就业中对农民工的差别性待遇依然存在，农民的乡土观念会制约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社区利益的影响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乡村的分散布局现象仍然很严重，非农产业的集聚经济效益难以发挥等。

    五、结论与启示

    （1）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互关系有不同表现，如果说工业化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变革，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在不同区域的耦合。如果二者协调发展，那么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同步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刘-费-拉模型正是根据这一转移规律，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的模式，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背景与发展现实，不能够全面反映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总的趋势看，有两个时期出现缓慢增长甚至个别年份出现停滞的倾向，第一个时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这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政府对城市化的严格控制，所造成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严重偏差；第二个时期是在上世纪末期，由于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小城镇规模偏小，集聚能力下降，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直接间接地制约了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继续加强乡村企业在城市、城镇的集聚，合理规划，统一布局，尤其是选择有重点、有一定产业基础、有较强集聚与辐射能力的小城镇进行发展。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看主要有：农业的排斥力，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转移过程的摩擦力。农业的排斥力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负，只有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推动表现在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从消费结构的改变与需求结构的拉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非农化率是以递减的速度增加的，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的，第三产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摩擦力除政策、观念方面的原因外，主要有来自非农就业岗位的供需总量与结构的不平衡。加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加强农民成人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择业与就业能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与重要保证。

    （4）从中国区域实践看，东部地区选择了一条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工业道路，产业演替顺序与国际经验基本一致：轻工业、重工业、重加工工业，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对城市的需求超过城市的供给能力，人口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低，原因是受到行政区划制约、相关政策制约（如土地政策），乡土观念制约等。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前是国家重工业的重点投资地区，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下，资源型产业与重化工业首先发展，产生“资本排斥劳动”，再加上有些产业不具有集聚效应（如资源型产业），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数量非常有限，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针对于这两类不同地区，在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迁移政策等方面应该差别对待。在中西部地区，发挥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通过非农化率的上升推动人口向城市、城镇地区的转移；东南沿海，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城市功能，充分利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快速发展特征，加快向70％的城市化率攀升。

【参考文献】
    1　Paul Cheshire and Edwins. Mills，Applied Urban Economics（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Volume3），North Holland，1999.
    2　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周振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5　张晓峒著：《计量经济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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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2002年、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