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隆重举行，会议将总结儒商经营成就、弘扬儒商价值文化，规划儒商事业未来，意义甚为重大，影响可期深远。承蒙会议主办方厚爱，邀请我出席这次盛会，并作主题发言，我深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国际儒商大会已在海内外举行过多届，成果丰硕，世所瞩目。我个人认为，本届会议较之以往，应该说具有其崭新的内涵和特殊的意义。

　　首先，就时间性而言，本届大会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多年，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全面提升、中国的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个背景，决定了本届大会必将体现新的特色，提出新的追求。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7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1978年提升了16倍多，年均增长速度9.95％，年均波动幅度不超过3％，这种高速平稳的增长改写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连续23年以年均9.2％的增长速度高速增长的纪录，成为近现代世界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业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功不可没。
 
　　目前，中国的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也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这包括如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秩序体制的重组，如何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发展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使之在多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有这一切，均已成为学界硕儒和商场精英所共同关注、积极探讨的课题。此时此刻，我们欢聚一堂，讨论切磋儒商文化，寻觅中国商业文化的历史根脉，反思中国商业文化的核心精神，再铸中国商业文化的价值理念，这既是尊重历史、继承传统的必有之义，更是立足现实、把握未来的战略前瞻，可谓际会风云，适逢其时!

　　第二，就空间性而言，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富于深厚文化底蕴的扬州举行儒商大会，自有其特定的地域优势，这就是容易在历史与现实沟通上找到纽带，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寻求契机。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自古即为繁华的商业都会。早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扬州即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至隋代，随着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和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作为全国商业文化中心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引领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潮流，“扬一益二”就是这种重要性的形象写照。宋元明清以来，扬州的商业活动依然有长足的发展，盐商富贾集聚于此，重商意识深入人心，商业文化异彩纷呈。流风余泽，蕴藉有致，至今为人乐道，令人心仪。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传统是创新的基础，扬州得天独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丰厚凝重的历史资源积淀，为我们今天从事儒商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充分的条件，而相应的研究成果，又必定转化为推动儒商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换言之，扬州是今天做大做好儒商文化研究的理想平台，它使得我们在探讨儒商文化精神时，能够营造出亲切生动的历史现场感氛围，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儒商文化的内涵，升华儒商文化的境界，促进儒商文化的研究和弘扬。

　　从世界文明的宏大视野考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商业的起源与演进，这在中国也不例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商业交易的萌芽便已出现，到殷商时代，商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西周时期商业的进步则更为可观，姜太公治齐，“通工商之业”，就反映了这种历史趋势。春秋战国以降，随着传统的“工商食官”体制的打破，商业活跃显示出全新面貌，在此背景下形成了璀璨辉煌的中国古代商业文化，“抱布贸丝”的现象遍地皆是，管仲、孙叔敖等理财家的各领风骚，白圭、范蠡、子贡等商场精英的叱咤风云，《荀子》、《管子》、《货殖列传》等典籍有关商业理论的精辟阐述，均成为了春秋战国工商勃兴、城市繁荣、流通便捷的具体象征。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虽然统治者基于维护小农自然经济的考虑而致力于推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商业活动自有其发展规律，商业文化自有其存在土壤，依旧继往开来，代有传承。历史的巨大天幕上，辉映着乌氏倮、寡妇清、卓王孙、桑弘羊、杨炎、刘晏、沈万三、胡雪岩等成功商人和经济家的闪亮名字；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凝聚起“君子富，好行其德”、“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之类的社会共识。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商业文化在广大民众观念中的渗透与影响，亦水银泻地无所不在，风清月霁如影相随。司马迁说，“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荀子说，贸易使得“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商业推动了经济繁荣：“边境互市”的兴盛，“茶马古道”的繁华；商业促进了民族融合：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商业激活了中外交流。历史业已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乃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的经济血脉，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器，是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尺。

　　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发达，造就了一大批特殊的社会阶层——商人群体。“士农工商”，他们作为其中的一类群体，和“士农工”其他三类人一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文化思想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独特的文化烙印，使他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呈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因此而成为了秉持儒家基本伦理观念，规范自己经商行为的文化型商人，我们称之为“儒商”。他们是中国商人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在竞逐商业利益时所坚守的道德底线，所崇尚的价值取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提倡的致富原则，所践行的奋斗精神，即以儒学核心价值为指导，以贯彻市场竞争意识为手段，以提升自我与社会幸福程度为目标，以充当社会发展中坚为己任，最终实现道德功利的一体化、和谐化。

　　这样的“儒商”，就人数而言也许并非多数，然而却牢牢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代表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对其他商人和整个社会大众来说，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这种精神与境界，概括而言，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荦荦大端：

　　第一，爱国爱乡的情操与襟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做事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故孔子表彰“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精神，要求弟子为国效力，勇于献身：“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真正的儒商同样总是能把国家、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敢于担当，急公好义，如春秋时郑国弦高犒师，挫败秦军的偷袭阴谋，使自己的祖国转危为安；又如汉代卜式在汉匈战争的关键时刻，破家输财，在物质上大力支持朝廷反击匈奴，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第二，义利统一的原则与追求。儒家讲义利之辨，但并不一概否定合理的利与恰当的利，他们认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他们提倡的乃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他们所主张的，乃是义为主，利为次，所谓“义以为上”，反对一味追逐私利，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商在精神价值取向上，所认同的也是先义后利、义主利辅、义利合一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十分典型而扼要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价值观。
 
　　第三，诚信为本的立场与操守。诚信是儒家积极倡导的伦理原则，诚的内涵是真实无妄，信守不欺；信是专守诚实而有信用的品质。在儒家看来，诚信是为人做事的大是大非问题，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故强调“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商认同儒学这一基本立场，也把诚信作为经商活动中的基本道德戒律，并以十分通俗、形象化的语言来概括展示自己诚信为本的道德诉求，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个字：“童叟无欺”!

　　第四，立己立人的风格与境界。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是“仁学”，它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具体而言，就是“仁者爱人”，主张“亲亲而仁人”，强调行“宽”使“惠”，“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它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理念为儒商所秉持和尊奉，贯彻到商业活动竞争方式上，就是追求双赢或多赢，而摈弃独胜通吃；贯彻到社会关系调节态度上，就是乐善好施，扶助、关怀弱势群体，赈贫济困，急人所难，积极效法当年陶朱公的作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从而为构建营造社会的和谐创造条件。
 
　　第五，审时度势的智慧和视野。儒家提倡“执中”、“执一”和“守经”，但同时也主张“通权达变”，强调“贾以察尽财”，强调必要的灵活性。儒商着重突出和发展了“通权达变”的人生智慧，善于做到“见利则疾，未利则止；趋利趁时，间不容息”，从而“因机而立胜”。战国时大商人白圭就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善于审时度势的高明智慧，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由此可见，儒商的才干和谋略有时高出那些只知机械地读圣贤之书的儒者，他们不但有道德底蕴，而且更有实干能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出德与才相统一的优秀素质。正是他们的实践，克服了某些陋儒“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局限，从而使儒学原则的普及和运用进入了可操作的层面。

　　第六，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气质。儒家大力倡导“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主张除旧布新、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儒家所崇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倡导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成就事业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为儒商们所承接和践行。凡成功的儒商无一不是“激昂自进”，无一没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与时俱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的儒商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尊道据德的品德修养与因形用权的能力砥砺之浑然一体，益公惠众的博爱胸襟与利我达己的合理私衷之辩证统一，基本是非上的坚持原则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变通之互为弥补，以及回顾历史时的尊重传统与面向未来时的开拓创新之相辅相成。他们曾创造历史，他们曾铸就辉煌，说起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忘却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谈到中国未来，我们不能忽略他们所曾扮演的角色。而在当前，研究、弘扬儒商文化，对于治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见利忘义”的时弊，乃至扫荡“无商不奸”的沉渣泛起，从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当代的所谓“新儒商”，作为有文化底蕴、有社会责任、有道德操守、有现代知识并且成就卓著的商界精英，并不会只是与儒家思想相联系，但继承、弘扬上述中国古代儒商文化精神，仍然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当代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方面。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学府，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接续文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成立了国学院就是这些努力中最为重要的、影响遍及海内外的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国内第一家专门的国学教学与研究实体单位，它的成立是新中国教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创办至今已有三年的历史。人大国学院办学的基本宗旨是结合时代精神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涵养我民族之根，雄壮我民族之魂，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一所大学的应尽力量。

　　在我们看来，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人大国学院倡导的国学教育，决不是简单地钻故纸堆，更不是复古，而是充满了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决不是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

　　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与宗旨，我们坚持纯学理研究与弘扬传播国学基本知识相并重的方针，将各种历史文化现象的总结与研究纳入自己关注的视野，这就决定了我们会对中国儒商文化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乐意与社会各界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在总结儒商文化、弘扬儒商文化方面做出努力，使它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为构建当代社会的商业文化、营造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恪尽光荣的义务，履行崇高的职责。

　　谢谢大家！

　　200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