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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世纪到来之际，探讨未来新世纪的世界经济特点，研究发展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新世纪必将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个新世纪的认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21世纪将出现如下6个发展趋势：

    1.全球化趋势

    有人认为，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开始计算，全球化距今已有500年了。有人认为，全球化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一战以前的50年、70年代以前和70年代以来。无论如何划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在二战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事情。

    对于经济全球化有多种定义，比如有人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无论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均实现国际化，亦称“全球的网络化”。也有人认为，全球化过程本质是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有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我们认为，所谓全球化是指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同质性”战略过程（尽管其间有异质性对抗的存在），无论是经济、技术、政治还是军事、法律，甚至文化取向、价值判断均实现国际化。而这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全球经济活动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密切的过程。全球贸易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跨国公司的国际渗透，再加上6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和80年代以来的全球自由化浪潮等因素的协力作用最终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约翰·纳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认为“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成为当今人类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趋势，而且已经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

    在1950年至1985年的35年之中，国际贸易规模扩大了30倍，从1950年世界出口额587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7966亿美元。进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的国家在1960年全部国家数目的30%，1970年为35%，1980年上升到40%；相比之下，出口值方面上升的更为突出：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的国家在1960年占全部国家数目的19%，1970年上升到24%，1980年进一步达到35%。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地，国际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1—1.5倍，1990—1995年期间达到了3倍之多。而且，1985—1995年世界贸易总额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9、8%上升到35%。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达到了空前规模。10年前，每天约有1900亿美元经过纽约、伦敦和东京货币交易商的手。到1995年，每天的交易额几乎达到1、2万亿美元。在1990年，有5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流到新兴市场；去年这个数字是3360亿美元。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世界资本市场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资金在跨国界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能够接触到国际金融资本。目前，各国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为3万亿美元，间接投资的数额更大。1996年底世界股票市场的资本总额为20、2万亿美元。全球资本市场交易的资本存量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6年达到35万亿美元。

    2.知识化趋势。

    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技术和知识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高度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自20世纪中叶起，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提高。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许多现象和新特点。微软公司的崛起像是在嘲笑以大投资、大批量、高劳动生产率为基本特征工业化时代，曾经荣耀一时的钢铁、汽车等大产业在高科技公司面前失去了光彩，电脑和网络正在改造全部产业及其产品。到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把这种新型经济明确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美国官方文件中也直接运用“知识经济”一词，并且美国政府宣称美国的“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美国需要的经济战略就是迈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那种以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时代。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坐失良机。知识经济有其固有的特点，至少表现在：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的基本生产要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经济社会是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工业经济时代是以大量自然资源和矿藏原料的冶炼、加工和制造为基础，以大量消耗原材料和能源为特征。而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为此，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决定生产和管理运作的主体。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显著，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不高，产业主体数量庞大，从事一线生产的蓝领工人多于从事管理的白领人员，相反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变成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成本作用越来越低，对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白领比例不断上升，蓝领比例不断下降，并且白领人数远远超过蓝领人数。这也就是为什么任天堂公司只有892名员工，却能实现55亿美元的销售额，人均完成600万美元。最近30年来，美国企业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其工人人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呈递减趋势，由过去的33%降低到17%，据估计2010年工人人数将只有12%，2020年进一步降低到2%。

    3.网络化趋势

    信息产业是专门生产、分配知识和信息的产业，而不是针对物质产品的产业。1900年，信息产业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1955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1965年占三分之一。1985年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现在这一比例在70%以上。

    在信息社会里，人再也不会承担大生产的全部简单劳动，由电脑控制的机器将完成一切繁杂的工作。泰勒式的科学管理已失去了意义。正如工业社会科学家克尔恩和舒曼发表了一篇实地考察报告（《分工结束了吗？工业生产中的合理化》）中指出：恰恰是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和化工这些核心的工业领域中，经营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除了自动化和合理化以外，“劳动能力的全面挖掘”和更为全面地运用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以严格区分决策者和执行者为特征的泰勒式劳动组织形式尤其在资本密集的劳动岗位上失去了意义，因为它所导致的行为方式无法适应复杂的、对个人责任有着很高要求的技术设备，换言之，生产设备的效率越高，人的劳动的自我价值的质就越高，在生产中已经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

    《商业周刊》认为1999年企业对企业的交易金额为430亿美元，大约是企业对消费者交易的5倍，根据Forrseter的研究报告，到2003年企业对企业的交易将达到13000亿美元，是企业对消费者交易的10倍，相对于美国贸易总额的9%，甚至超过了英国或者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1998年美国汽车销量为3500亿美元，互联网相关产品的销量达到3014亿美元，只用了17年时间走过了汽车业半个世纪的历程。通用汽车库存由30天下降到3天，生产一辆汽车可以节约250美元，资金周转由过去的20天多降低到3天。福特汽车公司采购部上网之后意味着每年通过网上进行的交易金额达到800亿美元，同时福特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多达3万家，每年的销售额在3000亿美元左右。美国每年要处理约1千万张货运单，根据美国海关的专家波纳(Richard Bonner, US Customs Service)的统计，现在有80%的海运和65%的空运货单以电子商务方式处理。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1998年美国企业之间的商务为6710亿美元，以网络为基础的交易只有920亿美元，其它5790亿美元仍然是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完成的。到2003年，电子商务将达到2万亿美元，而EDI的交易只有7800亿美元。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网络化交易在现在以及未来几年中的发展趋势，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4.虚拟化趋势

    在1970年，该年是固定汇率崩溃的头一年，国际外汇交易量约6倍于实物产品总量，今天外汇交易量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现在估计每天约有200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大多数是与实物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无关。目前全世界衍生品交易的金额仍高达1、7万亿美元。据世界十大工业国家中央银行在国际清算银行赞助下进行的首次全球调查显示，全球26个国家的2400个金融期货交易参与者，交易合约总额达40、7万亿美元，其中1、745万亿美元面临损失的风险。

    全球的外汇交易量与世界贸易额的比率，从1983年的10:1上升到60:1。每天的外汇交易额高达2万亿美元。银行界国际贷款额在1970年至1985年扩大了13倍，1984年达到7353亿美元，同时，国际银行界的同业贷款额也扩大了13倍，从1971年的1744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23000亿美元。

    近年来金融领域中最令人惊喜和担忧的问题恐怕就是自从80年代后期衍生工具市场引人注目的发展以及银行在这些活动中迅速扩大参与。在1986年底，所有在交易所买卖和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合同的名义本金余额不足2万亿美元，而在1994年底已增加到20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40%。这些工具的重置价值估计保持在名义本金的25%。因此在1994年底，与12个最大的交易商的不足2000亿美元的基础资本相比，重置价值大约合5000亿美元，他们承担了衍生工具场外交易的绝大部分。

    大银行积极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它们的金融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传统的贷款业务转向收费性的金融服务和为自营建仓。所有大国的银行都发生了这种变化。其中，美国银行的这种变化尤为突出，例如，美国7家大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从1987年底的约为70%，降低到1993年底的不足50%。此外，交易收入同期翻了一番，达到全部收入的14%。再如，美国7家大银行的表外科目的利率和货币掉期的名义本金是它们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总额的2、3倍。

    资本自由流动的正面效应是促使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效率提高的程度。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影响是诱发经济危机。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遭受危机打击，一方面要承受经济滑坡和停滞的打击，另一方面还要丧失制订某些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非直接拱手让给外国政府而是势力日益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在美国国会的授意下，对别国的社会政策指手划脚。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桑德拉斯——弗兰克修正案，把受灾国的劳动状况和增加救援资金挂钩，就是典型的一例。”日本在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创造了“日本奇迹”；西欧重新走上繁荣之路，也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除了瑞士，欧洲国家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相当缓慢，直到80年代末才加快步伐。一些欧洲国家，包括葡萄牙和爱尔兰，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

    5.无形资产化趋势

    未来的世纪，企业的投资逐步从以有形资产为投资主要方向转向以无形资产为主要的投资方向。传统工业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设备、厂房，有形资产的投资十分重要。而在知识经济中，公司的价值更多的取决于管理人员的决策，取决于他们掌握的信息资源，取决于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方法，而不取决于他们拥有的汽车数量、流水线的规模、原材料的供给和劳动力的绝对量状况。因此，投资方向出现了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倾斜，无形资产日益成为企业的追逐目标，同时也成为一些企业的保护神。目前，国际大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比例已经达到1:2或者1:3。根据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测算，美国1995年三分之一的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在50%～60%。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烟草大王默利斯以129亿美元并购了美国食品公司Kraft，大家认为很合算。财务人员清算出的资产只有13亿美元，其他116亿美元（占90%）买的都是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无形资产。人们常常说，我们是远渡重洋，用万吨巨轮把中国的纺织品、初级工业品等运输到太平洋的彼岸，而从美国运回的是一个WINDOWS软件，或者是某个外方特许权合约。

    6.特大化趋势

    从1992年开始，美国首先掀起了网络并购的第六次浪潮。起初的并购件数只有7例，设计的并购金额在20亿美元左右，到了1994年并购的次数增加到26件，并购金额达到1821亿美元，1996和1997年并购金额增加到2715亿美元和3741亿美元。然而，这次网络并购的浪潮并没有终结，1998年并购案例达到456起，涉及金额23635亿美元，1999年并购案例突破1200起，涉及金额高达75662亿美元。最引人注目的并购是2000年1月10日发生的AOL以“蛇吞象”的方式与传统的媒体帝国时代华纳的合并。AOL无论是在营业额、总资产还是在商誉都比时代华纳小，但是它却持有了合并之后的55%的股份。这无疑给那些对网络企业未来前景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同时，网络并购的浪潮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延伸。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软库集团在国内外积极并购，试图成为新的霸主；香港的李嘉成父子集团，利用和记黄埔、长江实业等老牌企业，积极涉足网络业，首先是筹建香港数码港，接着是收购香港电讯，最后是以1200万港币购买TOM域名，建立TOM.COM网站。最近，TOM·COM以1.5亿元收购鲨威全部股权，开始它的大陆收购。可以预见，中国的网络公司，无论是门户网站，还是从事B2B，抑或是B2C的企业，都会受到网络并购的冲击。其实，业内的并购已经开始升温。

    在80年代，西方管理界深刻反思日本管理模式和美国管理模式的区别，倡导企业家如何承担起创新的重责，美国企业界也开始检讨美国模式的弊端。过去处于美国经济制度核心部位的两种假设正带来无穷的祸害。第一种假设是企业越大越好、经营规模越大越好，即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第二种假设是劳动者的专业分工将日趋细密，可能的话采用机器替代劳动者。在第一种假设的驱使下，美国企业嗜好“大而不是最好”观念，客观地说，这种理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式管理以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营销为代表，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经营，即拥有自己的原料产地、自己的加工生产线和成套的配送体系。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在匹茨堡有自己的铁矿，在五大湖的冶炼厂把铁炼成钢，再在自己的汽车生产线上制造出汽车。如此庞大的系统，无法与日本和德国的灵活多变的经营体制抗衡。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dams)和詹姆斯·布罗克(James Brock)在1986年的《大型联合体综合症》(The Bigness Complex)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大肆宣传的规模经济从来没有完全达到当初认为可以达到的效果。”也正如，通用汽车公司传奇人物艾尔弗雷德·斯隆所说的：“我们正在享受规模过大造成的惰性之苦。”“大就是好，更大为更好，最大则最好！已不再是真理，过去不曾是真理，将来也肯定不会是真理。”泰坦尼克式的企业一旦面临经营危机，损失往往是毁灭性的。然而就是这种“非真理”的大企业却频繁出现，人们不禁要问：合并的大企业是否具有经营效率？是否能够增强市场竞争力？这种合并是一种短期应景之作，还是长期战略考虑？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上面的研究并没有对网络经济状态下的企业并购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下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这就是如何看待网络并购？

    首先，网络并购起因的多元化。网络并购的成因比传统并购的成因要复杂，比如，现在的网络并购既有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出现的合并同类项的并购，也有为了整合价值链而出现的纵向一体化的并购；既有从传统行业向网络产业而出现的转型式的并购，也有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嫁接式的并购。因此，分析网络并购，有必要深入探讨网络并购的成因。

    其次，受到麦卡菲定律的影响，网络企业在强大的技术压力下，为了占领技术制高点，同时打击竞争对手（快鱼吃慢鱼），网络企业之间的整合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以思科公司为主的所从事的大量并购具有R§D潜质的网络企业，也包括从事电子商务企业之间出现的商业模式的整合。好的商业模式，只有一个可以笑到最后，因此，可以想象，我们国内的门户类网站目前出现的各种合并的消息，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最后，在价值链的增值过程中，按照3/70法则，在每个细分技术市场中，三个公司通常要占70%的市场份额。因此，每个商家都会争取进入“三甲”之列，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种买方或者买方的高度集中的过程，本身就是网络并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