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对现阶段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意义。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一个时期以来，围绕“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有不少讨论和争论。其中既涉及到如何实施“新型工业化”，也涉及到如何理解“新型工业化”。显然，对“新型工业化”理解不同，实施“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不可能相同。对“新型工业化”的通常表述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问题是，在特定背景下，这些特点或要求如何才能得以正确体现。与“新型工业化”相对应的是“传统工业化”。二者之间相互比较，搞清楚不同之处是哪些，相同之处又是哪些，将有助于对“新型工业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

    　　　　一、“新”在何处及其依据

    讨论“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人们通常要指出的“历史背景”上的差异。构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有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发展理念的转变等。上述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在实际过程中，这些因素的影响通常不容易被区分开。例如，一个外资企业，带了一项环保型或节能型的新技术，经政府的许可后，到中国的某个地方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在这一现象中，可以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技术进步（引入新技术）、政府政策（对外开放）和发展理念（注重环保和节能）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结果上看，“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最容易被关注的是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入、融合或改造。虽然产品的使用价值方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产品的品种、性能，生产的技术、工艺流程等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这里，“传统产业”的概念容易产生混淆和误解。如果仅从提供的产品属性上说，它们可以说是“传统”的，如汽车用于代步，钢材用于建筑，如此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说上，这些产业在相当程度上又可以被看成是“高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技术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中的应用。一位汽车工业的著名企业家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一部手机只有一个芯片被称为“高技术产业”，我们的一台汽车中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芯片，为什么被称为“传统产业”？从这一“抱怨”中可以看出，把所谓“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区分清楚，在实践中相当困难。更为复杂和有趣的情景是，一个被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电脑装配的企业（其中的主要生产流程是劳动密集型的），与另一个被称为传统产业的机械制造企业（其中重要的生产环节是电子控制的精密制造）相比较，谁的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答案应当说是清楚的。在分工细化、生产链条拉长的情况下，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技术”或“中技术”，而将“新兴产业”等同于“高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正确或容易形成误导的。

    其次是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所谓经济全球化，包括了生产、贸易、研发、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大大提升了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程度。最近几十年间，出现了一些产业链条跨及一系列国家和地区，而销售遍及全球的产业，电子计算机就是其中的典型。当今批量生产销售的电子计算机，不是由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出来的。汽车产业的全球化进展迅速，全球采购、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以至全球研发成为趋势，与几十年前相比，某个国家试图建立起完全封闭而有竞争力的汽车生产体系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显著特征，是国际上大批旨在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的产业，将其劳动密集型环节“嵌入”我国经济。相当长时期以来加工贸易占到我国贸易总额一半以上的状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当然，对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评估。产业的国际化与产业的技术、生产和交易特性直接相关。那些地域性强的产业，长距离运输和交易成本高的产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产业等，仍然会以本地化生产为主。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则表明“就近生产和交易”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国际化”与“本地化”似乎是同一事物两个不同的侧面。依然有意义的一个现象是，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趋向并未改变较大工业化国家保持各自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事实。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本地化与资源利用的国际化可以并行不悖。外商投资企业，就是利用国际化资源进行本地化生产。所以，与产业体系的国际化相比，资源配置的国际化是一个外延更宽的概念。可以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是，完全利用国内要素进行生产的企业和产品已是越来越少了。

    第三个区别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工业化早期，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增长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进步和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中诸多矛盾的显露和某些工业化战略的失败，人们开始认识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或少发展的情况并不少见。“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革。需要有更宽泛的发展标准，如减少贫困、分配公平、环境保护，增强人的能力，扩大自由选择的范围等。成功的发展政策不仅要使人们的实际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必须使实际收入能够用来实现体现在“发展”中的其他价值。政府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对减少贫困、改善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以更多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寄希望于政府计划，针对计划管理中的问题，提出“使计划正确”；在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后，针对市场不完善和价格扭曲，提出“使价格正确”；在发现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的不当干预和政策的相互冲突后，提出“使政策正确”；在进一步发现仅仅调整政策，不改变制度结构，仍然不能建立起有效率的市场体系后，又将问题归结为“使制度正确”。在对发展要素的理解上，在工业化初期，强调资本积累，以为资本积累是打破贫困循环的关键；以后认识到资本的有效配置比资本积累更重要；再以后，则认识到应当将人力资本和知识增长放在比有形资本更重要的位置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思想形成并逐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当代人各种需要的满足，个人的充分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基础上，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总之，与几十年前相比，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理念有了很大变化，相应地，发展战略也出现了根本性地调整。概括地说，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全面价值，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重视市场配置资源和制度变革，重视形成和适应更为开放的发展环境，重视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还可以提出的是大体相同工业化阶段完成时间的缩短。后起工业化国家完成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与先行国家相比，所用时间不同程度地缩短了。例如，美国与英国相比，日本与美国相比，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相比，完成大体相同的工业化任务，时间相继有不同程度的缩短。中国是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地域辽阔且发展很不平衡，单就某些地区来说，如东南沿海几个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论是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还是与东亚工业化经济体相比，都是相当快的。对这种现象，通常的解释是后发优势的作用。后发优势可以表现在技术上，在几乎所有领域，后起经济可以引入（学习、模仿、购买等）已有技术，而不必自己去原创；也可以表现在资源和市场的可利用范围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起经济能够在比过去大得多的范围内利用资源和市场；还可以表现在制度和政策上，例如，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直以来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后起经济可以在这种争议中，特别是从先行国家实践所引出的经验和教训中学到知识，以使自己作出有利的选择。

    　　　　二、新型工业化“不是什么”

    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概念和实质，还需要说清楚“新型工业化”“不是什么”。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在这方面存在的含混和误解更多，突出表现在对近年来重化工业增长加快问题的认识上。这里就此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一讨论。

    问题之一：“发展重工业是旧式工业化的结果，中国大可不必经历重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工业增长加快是国际范围的规律性的现象。在大国类型中，这一增长阶段特征更为明显。美国19世纪中期轻重工业的比例是2∶1。20世纪初期，美国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比重下降，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比重则稳步上升，1914年资本品工业所占比重超过了消费品工业。到1925年，排在前列的是汽车、煤炭石油、铸铁机械等工业。到20世纪中期，轻重工业的比例反过来为1∶2。工业化完成较晚的日本，1877年制造业中重化学工业比重不到1／7，一个世纪后，到1987年上升至3／4。日本第二产业比重1955年为33.7％，5年之后就增加到40.8％，以后稳中有升，持续了10年左右的时间。韩国的第二产业比重1960年为20.3％，以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达到44.3％，之后稍有下降，但在整个90年代都维持在41％以上。巴西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增长也主要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带动，1973年重工业超过轻工业，比重达到了52.8％。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地区、新西兰等，受资源禀赋限制，不可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重工业产品可以通过进口解决。大的经济体则不能不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一个大的经济体没有经过重工业加快增长阶段而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目前我国总体上处在工业化中期，近年来住宅、汽车等产品进入大众消费时期，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分工链条加长，装备技术水平提高，都对重工业产品提出了大量需求。技术进步改进了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也推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和产品，但尚未形成对原有重要产品的全面替代，修公路、盖房子还是要用钢材、水泥，只是可以更为节约的方式生产出质量和性能更好的钢材、水泥。所谓“旧式”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是否要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而在于生产和使用重工业产品的方式和效率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对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这一事实进行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马克思在其再生产理论中，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将更快增长。列宁则据此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资料工业优先增长的理论。所谓的“霍夫曼定理”，描述的就是随着工业发展，资本品工业比重提高的规律性现象。除此之外，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库茨涅兹对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开创性研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标准模式”、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发展阶段等，对以不同方式对在工业化的特定阶段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现象进行了描述。钱纳里通过考察二战以后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对重工业比重上升有一个经典解释：随着收入增长，一个主要变化是工业产品中间使用量的增加，生产品、机械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份额上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与投资品相关的中间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应地，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比重也有所上升。尽管研究者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研究结论往往有很大区别，但对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事实几乎没有疑义。对中国的这样的大国是否经历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阶段，是一个在经验和常识范围内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

    问题之二：“重工业是粗放经营，消耗高、污染大，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谓增长方式问题，我们通常理解为消耗高低、效率高低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存在的问题。轻工业、服务业也会高消耗、低效率。我们一直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而许多年来正是轻工业增长为重点的。重工业既可能高消耗、低效率，也可能是低消耗、高效率，国内外都可以找到大量重工业企业低消耗、高效率的例子。所以，增长方式问题本质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并不必然与特定行业有关。

    另一方面，重工业是由三部分组成：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近几年来我国重工业加快增长的过程中，增长最快、比重最高的是其中的加工工业。这些工业主要是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国际经验表明， 这些产业的R&D投资比重显著高于轻型工业，构成了整个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它们的比重提高，恰恰是为我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新增长模式转型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没有这样一大批产业，我国增长模式的转型不大可能。因此，与某些说法相反，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加工工业或者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快发展，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不矛盾，而是为增长模式的转型创造条件。从中长期看，没有这样一批产业的长足发展，我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将缺少长期稳定的核心竞争力，“大而不强”的局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观。

    问题之三：“我们不应搞重化工业，而应搞服务业，应当选择更好的产业”。我国服务业比重低，有统计上的问题。即便如此，服务业比重偏低还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服务业如何才能得到大的发展。传统服务业，如餐饮、住宿等，已经不少了，缺少的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教育培训、金融、物流、售后服务、会计、律师等等。这些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工业结构升级为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将重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前者为后者的发展创造条件。工业化先行国家都是在重工业特别是其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后，迎来了服务业大发展时期。例如，经验数据表明，汽车制造业与汽车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大体上是1∶2，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带动汽车服务业的发展。这里需要分清两个数字概念，一是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一是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重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发生在工业内部，改变的是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并不一定显著改变工业的比重，以及工业与服务的比例关系。我国从1995年至2003年间，工业比重在42.3％至45.3％之间波动，变化幅度只有3个百分点，而同期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也大体稳定。可以预见，在重工业加快发展后，将会有一个服务业，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阶段。

    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按照主观愿望人为“选择”某些“更好”的产业？在计划经济或政府强力主导的经济中，曾经出现过通过政府控制主要资源而“选择”某些产业的情况，但往往没有可持续性，有些付出了高昂代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这是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取代计划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政府或其他组织以及某些个人可以进行产业规划，提出发展某些产业的设想，但成功的产业规划必须通过市场检验，与市场选择具有内在一致性。有些同志经常讲某某产业好，某某产业不好，对新型工业化做一种片面的、不切实际的理解，好事都由自己干，不好的事都推给别人，主观愿望或许是好的，思路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计划经济一边。某个产业最终能否发展起来，一定要看有无市场需求，有无相应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机组合，是否做到成本低、有效益、有竞争力。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便某个产业是“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人为地强制推动，最终还是要在市场竞争面前失败的。

    问题之四：“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是地方政府搞出来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上存在一些问题，如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导致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资源误置和过度投资等。这样的问题既存在于重化行业，也存在于其他行业。2002年开始的这一轮重工业快速增长中，投资主体较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投资者已经不是政府，其中较大比例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者。如果某种产品没有市场需求，没有盈利前景，再给优惠政策，他们也不会去投。三四年前，煤炭、钢铁企业，以及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都在谈结构调整，核心是限制主业，发展非煤、非钢产业，认为主业没有前途了。时间不长，情况就完全改观，关键是出现了市场需求。说到地方政府推动，这些年鼓吹最多的当属高新技术产业，一些连大学生没有的地方，也要发展IT产业、生物产业等。最后真正能够发展起来的，应当说很少。即使是有IT产业的地方，大多还是劳动密集的装配行业，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为数甚少。

    问题之五：“我们发展重化工业不占资源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可以让其他国家生产，我们通过进口满足自己需要”。这种说法的合理之处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与过去的封闭经济相比，通过国际贸易调节国内供求的空间大大扩展了。但这不意味着缺什么资源就不能生产相应的产品。如果这一逻辑能够成立，日本、韩国根本不应该发展汽车、钢铁工业，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发展这些工业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煤炭等资源，要么没有，要么很少。但正是这两个国家发展起了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汽车和钢铁工业，原因恰恰也在于对外开放。国内的经验也证明，经济发展最快的，往往不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从我国的特定国情看，大量需求的重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例如，去年中国消费钢材3.1亿吨，哪个国家为你生产如此数量的产品？即使能够生产，进口时卡你的脖子怎么办？再退一步，即使大部或全部可以进口，那么，国内靠什么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靠什么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是否一定要将这样的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让给别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大的经济体通常要经历重工业快速增长阶段、形成较为完整经济体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