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今天的流通理论是建国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它最初的基础理论资源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研究对象和内容是商品资本的运动规律。自有商品流通以来，人们对于流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没有停止过，仅就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来看，我国古代即有“食货志”、“平准书”、“盐铁论”，近代以来则1897年就有了专门的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其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也开始设立商学科，进行较为系统的商学教育，到了1948年，全国若干高等院校已有商业系或商业管理系。若从国际范围言之，10世纪阿拉伯已有一部完整的《商人手记》，15世纪以后欧洲则出现了“商人学”、“商事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更发展了“商业学”；当然，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前人这些探索还不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通理论。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研究新形势下的流通理论对于科学化地指导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系统性地建设流通理论学科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流通理论的重新定位
    目前，我国流通理论的学科地位遭到多方面挑战，其实这是流通理论与其他经济管理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体现，为了确立流通理论的学科地位，我们必须首先科学认识流通理论与“商科”、“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范畴的区别与联系。

    （一）流通理论与商科的关系
    流通理论与商科的联系在于一个“商”字，但是严格地说，此“商”非彼“商”：流通理论的“商”指的是“商品流通”，而商科的“商”指的却是“商务活动”，其间的区别就如原北京商学院（现已合并，此处仅作例子）与哈佛商学院的区别一样，可谓名同而实异。国际上所谓“商科”与我们今天最接近的应该是“企业管理”，前几年教育部重新修订专业目录后，“企业管理”项下已经涵盖了管理理论、组织设计、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生产与运作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丰富内容，基本与国外商科一致，不过国外商科“微观金融”的比重更大一些，公司理财、资产定价等占据突出地位，而我们则通常将这些内容纳入财务会计学科。从本质上分析，流通理论是“中观”理论，研究商品流通这一特定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而商科则是“微观”的，研究企业经营与管理活动，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也不容忽视，流通理论所研究的商品资本运动一般规律，落实到一个企业则构成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企业购销环节，而且对企业的战略、组织、决策有重要影响，因此流通理论应该成为商科的重要理论基础，我国许多院校将流通理论相关专业设在管理学院或商学院，也并非全然没有意义。

    （二）流通理论与产业经济学的关系
    必须指出，国际上所谓“产业经济学”与我们专业目录上的“产业经济学”并不相同。国际上的“产业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其“产业”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研究对象为同一行业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我们专业目录上的“产业经济学”之“产业”是基于国民经济的产业分类，于是产业经济学就包含了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服务经济学以及消费经济学，其实这些学科除了均属于“中观”理论外，彼此之间的联系很少，主要还是依据部门划分。应该承认，我国目前“产业经济学”的这种特殊状况带有很强的过渡性质，与主管部门归并学科门类、解决专业划分过细的政策导向有很大联系，有待于将来进一步调整。在目前“产业经济学”体系下，流通理论实际栖身于商业经济学，但这就造成了很大问题，因为商业经济学远远不能涵盖流通理论的丰富内容。

    （三）流通理论与商业经济学的关系
    商业经济学说到底是部门经济学，行业色彩较浓厚，而流通理论则可以称为领域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流通而不仅限于商业部门。其实我们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国家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就将原商业经济、贸易经济、物资经济、粮食经济、合作经济、农业贸易、木材贸易专业合并入贸易经济专业，原来的部门割据性质已经大大弱化。不过“流通理论”这一范畴仍然不能概括流通理论的全部内容，因为，“流通理论”更具体，更偏重贸易行为研究，而流通理论更抽象，更侧重流通规律研究，当然二者某些研究领域是高度重合的，从市场结构、流通组织到物流、期货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视角终归有所差异，不宜完全替代。从教学组织看，目前将“贸易经济”置于本科层次而将流通理论（包含在产业经济学项下）置于研究生层次，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合适的，大体反映了彼此的性质与地位。

  厘清了流通理论与相关学科范畴的关系，我们再来分析对流通理论的几种“责难”。一种可以称为“无用论”，认为流通理论只不过是将资本论有关内容重复一遍，没有自己的独特内容，这实际上是对流通理论的极大误解。另一种可以称为“取消论”，认为流通理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应该予以取消，由此又引出了一种可以称为“接轨论”的论调，即认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并没有与流通理论对应的学科与专业，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实际上还是主张取消流通理论。

    针对以上种种“责难”，我们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流通理论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首先，就目前的教学科研实际而言，流通理论已基本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但确立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发展了一系列特有范畴并探索了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

    其次，流通理论既然以商品流通为研究领域，它就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实际上给流通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现实也对流通理论提出了迫切要求，无论从体制改革还是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商品流通领域中存在大量问题，如市场秩序混乱问题，流通主体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交易形式规范发展问题，商流、物流、信息流协同问题等等，都要求流通理论给予科学解答。

    再次，就世界范围来看，流通理论正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许多学者对其表示认可和赞同，除日本一向重视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并将其提高到很高的学术地位外，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了解到中国存在着一门独立的流通理论后，也表示想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些院校还设立了相关的研究方向。市场经济既然有其共性，而我国也已在流通理论学科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就应使其继续存在、发展并将其推向世界，这也是与国际接轨，而且是更为积极地与国际接轨。

    最后，就学科资源合理利用来说，许多院校流通理论学科建设已经取得良好成绩，师资强、经费充裕、生源充足、就业前景好，流通理论已成为一些院校的优势学科与特色专业，不但不宜取消，而且还应鼓励有关院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流通理论的发展方向
    流通理论作为建国后最早创立的经济学学科理论之一，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应该承认，这门理论的创立取得了奠基性、开拓性的重要成就，但与经济类的其他分支一样，一诞生就存在着先天不足：五十年代全面复制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科专业与相应部委对口。最早是对口贸易部，以后由于内贸与外贸分离，粮食、物资、供销社与商业部门分离，流通理论研究范围越来越窄，后来由于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原因竟退化为内贸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甚至国合商业管理学了，关于市场与流通的丰富内容渐渐萎缩或放弃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逐渐明确，流通理论恢复了生机，在学科性质、学科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首先，流通理论从部门经济学向领域经济学转变，定位于中观经济学，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流通理论研究对象由狭义的商业扩展到市场与流通，包容了广义上的交换，凡商品货币交换的范畴均被纳入了学科视野；第三，流通理论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市场秩序、交易费用、零售业态、批发市场、连锁经营、政府采购、战略储备、产权改革、期货、物流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概念、新现象、新问题均成为研究热点；最后，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与定性分析方法外，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均被广泛采用。

    流通理论本来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而流通涵盖了商品货币交换的丰富形态，可以说，“市场”乃是流通理论的灵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理论囿于“购、销、调、存”，以指令性分配取代了市场化交换，致使学科自身日益边缘化、贫困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赋予了流通理论新的生命，以全球化为导向的对外开放事业更为流通理论开辟了新的视界。流通理论最终将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确立为自己的理论前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范畴、逻辑与模型研究流通领域，将价值实现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扭转了长期沿袭的“重生产、轻流通”思维定势，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阶段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制尚未最终形成，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亟待流通理论界深入研究。

    （一）关于渠道组织研究问题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社会化大流通，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渠道系统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主要载体。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践看，这种一体化的流通渠道最重要的形式是公司系统，然而在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公司系统的组建却严重滞后，这与我们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不无关系。我国传统的商业公司采用的是行政式组织架构，公司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又是各级商业管理部门的附属物，总公司实际上是行政性公司而分公司又不具有自主权，公司职能就是按照国家政策做好“购、销、调、存”，显然这种行政性、垄断性、封闭式、分配式的“公司”系统是与市场经济要求相违背的，因此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传统的公司系统纷纷被肢解，分拆了；但是与社会化大流通相适应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新的公司系统的组建却因认识上不足而丧失了许多机遇，始终未成气候，致使我国流通主体发育不良，广泛存在着散、乱、小、弱的现象，直接加剧了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甚至假冒伪劣问题，影响了市场秩序与流通效率。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纵向控制关系对立起来，一谈纵向控制就条件反射似的联想起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本能地予以抵制和排斥；其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交易的自发性与流通主体的组织性是并行不悖的，恰恰是市场交易的自发性所导致的激烈竞争促使流通主体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以壮大实力、提高效率，以至于出现了一批规模惊人的商业巨人，如沃尔玛。反观我们传统的公司系统，其问题并不在于组织化方面，而是在于行政性方面。而我们在批判其行政性的同时却抛弃了其组织化内核，实际上是从旧的弊端转入新的误区。因此，今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以资本纽带取代行政隶属，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系统，这实际上涉及流通领域的资本重组问题，实践中可与国有资本战略转移、流通企业产权改革问题一并解决。

    （二）关于流通费用研究问题
    自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后，这个名词在未经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被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滥用了：几乎无事不属“交易”，商品交换、市场波动乃至体制改革的种种支出、耗损、摩擦，一概被归入“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费用”又成为评价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交易费用”的泛化与虚化直接冲击了流通费用问题研究，生产性流通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的差别被抹杀了，流通费用背后的社会分工因素被忽视了，流通费用所体现的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被淡化了，以至于强调“交易”重要性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被引入流通领域研究之后，反而消解了流通问题的特殊性，甚至对流通理论本身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我们主张引进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理论都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新的理论，如在流通费用问题上，如何认识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两个范畴的区别和联系？流通费用总规模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还是经济效率下降？如何确定流通费用发生的合理性界限？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吃透理论、深入实践，而不是仅仅搬弄几个新鲜名词。

    （三）关于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研究问题
    传统体制下，工商之间界限分明，工业部门负责生产，商业部门负责收购，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工业企业不具备参与流通的资格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从单纯的生产者向生产经营者转变，原来的“工厂”变成了“厂商”，既可以选择商业渠道经销或代销，也可以自建渠道自销。从企业自主与契约自由的角度来看，生产企业建立自己的销售公司、专卖店、专卖柜的现象，应当认为是一种发展。但问题在于，盲目性或仍带着行政色彩的工业自销比例过大是否已对社会分工构成不合理冲击？从资本运动分析，在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中，储运、促销、结算、管理等流通费用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不因流通主体是商业企业还是生产企业而转移，而只与流通主体的效率相关。工业自销表面上使生产企业可以占有流通利润，但这却是以生产企业资本大量沉淀在流通领域为代价的。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商业企业专业化地从事商品流通，其流通效率可以较生产企业更高，由商业企业组织商品流通可以使全社会投入流通领域的资本总量得到节约，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当然，我们强调商业渠道与生产者自销渠道的竞争过程中，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才得以优化，流通效率才得以提高。从我国实践来看，工业自销的过度膨胀又与商业渠道自身的落后有关。如前所述，以公司系统为代表的适应社会化大流通的渠道组织不发达，以致生产企业不得不采取自销策略，因此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问题与流通领域资产重组问题统筹解决。

    此外，诸如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关系问题、国内统一市场建设问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问题、市场体系非均衡发展的弊病分析与对策研究问题、传统资源对于市场组织的现实意义问题、商业信誉与消费者权益问题、流通产业结构的数量关系测度问题等等，同样非常重要，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述，诚望流通理论界给予高度重视，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组织力量联合攻关。

    三、流通理论学科建设若干构想
    （一）学科分类与专业设置问题
    目前流通理论被归入“应用经济学”大类这基本反映了流通理论的性质与作用，应该认为是合理的；但在二级学科层次却被纳入比较含混而且各个板块缺乏有机联系的“产业经济学”，这就比较荒谬了。其实，流通理论作为一门中观经济理论，应当致力于为探索商品流通不同主题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流通理论的价值在于促进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流通理论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出“流通经济学”的旗帜，至少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应该如此正名。当然在本科教育层次，采用目前“贸易经济”的称谓还是比较妥帖的，也容易为学生、用人单位以及社会各界接受。至于专业归属问题，我认为将流通理论整体置于有关应用经济系所为好，有条件的院校不妨将流通理论纳入公共管理学院。之所以如此安排，首先考虑到流通理论既非宏观也非微观，最好与国民经济学、统计学、行政管理学等归在一处，体现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服务公共利益的特点。值得指出的事，现实中不少学院仍将流通理论捆绑在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弊端不小，既不能优化配置学术资源，又导致了种种摩擦和冲突。说到底中观与微观不宜共处一地，至少就对象而言，一个旨在社会而另一个旨在企业，很少有共同语言。这种“中观+微观”的做法其实不过是过去“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界限不清的反映。其次，参考国外办学经验，将有关应用经济学科设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做法即使不是通例，至少也很常见。许多国外大学将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产业政策研究、贸易政策研究等内容纳入公共管理学院，突出了应用经济学服务于公共政策的特点，而且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弱化有关学科的理论意义，相反，学科资源的有机整合常常促进了高水平成果的诞生，如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产生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后，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流通理论学科如果纳入公共管理学院，不但可以与其他应用经济学科良性互动，也有利于有关部委交流与合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实践。

    （二）学科开放与借鉴问题
    流通理论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有关成果，也不意味着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所谓新古典学派）固然将商品流通过程抽象掉了，但是所采用的供求模型与均衡分析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晚近发展起来的产业经济学在传统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大量引入博弈论，对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决策分析深入透彻，同样值得我们借鉴。新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有关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商品流通领域的政府管制问题也不无裨益。此外，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在数理分析、计量研究、建模与实验等方面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形式化技术，不仅有利于将特殊问题一般化从而取得基本理论方面的突破，这对于我们传统的以文字论述为主，逻辑关系不甚清晰的研究风格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值得指出的是，国外的一些通行学术规范也值得我们学习，由于长期以来流通理论界政策研究比重较高，往往不注意诸如主题词、文献综述、引文出处、参考文献等“细节”，影响了学科发展的严谨性与累进性，致使低水平重复的情况比较突出。另外，国外学术期刊的匿名审稿制度也值得我们借鉴，有助于我们不断提高研究质量。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流通理论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不同于纯理论研究，应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方面，流通理论研究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层开理论思维，对现实问题给出理论解答，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流通理论研究者应当致力于将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促进公共政策变革，维护商品流通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在这个问题上，流通理论界的确值得反思。我们的许多研究课题过于空泛，而真正有价值的领域又没多少人认真去做，例如各地批发市场的兴衰问题，似乎少见完整的市场史或市场志，例如河北的白沟或浙江的义乌的市场是如何兴起、发展、升级、转型的，我们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又如浙江的专业市场如何辐射全国、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在流通组织中的作用等问题，好像也很少有人涉及。其实这类实证研究不仅对于指导市场健康发展很有意义，而且也极富理论升华空间，如能从中发现市场成长的一般规律，对国际学术界也是一大创新。另外，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来学科与部委之间的对口关系也被打破了，甚至某些对口部委已经不存在了，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流通理论界人士失去了原来参与制定政策的机会，而在新体制下又找不到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以致研究成果无法实现社会价值。我们主张流通理论积极与有关方面交流、沟通、互动，依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不同的行为机制，制定自己相应的介入策略，如可以凭借专家顾问的身份递交研究报告、起草法规而参与到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决策中去，也可以通过听证会、新闻媒体等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还可借助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方面力量影响政策制定。总之，流通理论既然属于应用经济学，理应围绕“经世致用”方针做好理论研究及成果转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