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探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了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原因。研究发现：科技创新、FDI和制度变革是造成服务贸易快于服务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三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共同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生影响，并使服务贸易快于服务产业的发展。文章进一步采用跨国产业数据，证明上述因素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影响。本研究对于揭示服务业增长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具有探索性意义。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服务贸易/服务业/服务技术外溢/服务外包/相关性指数

　　一般认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建立在服务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之上，无论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Melvin,1989)，还是深入到企业和产品层面的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都提出一国服务出口竞争力取决于服务产业的发展水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到2010年达到43%，而服务贸易仅占贸易总额的11%。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结构优化的传递机制，也就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还未充分表现出来。哪些因素阻碍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性受哪些因素影响？现有理论文献主要从产业增长和贸易波动两个角度探讨了各种因素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影响(Francois和Hoekman,2010)，但较少从影响产业与贸易相关性的因素入手。本文拟从理论上分析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各国产业数据进行比较验证，从而解释贸易快于产业增长以及我国服务贸易比重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

　　一、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国际比较

　　2009年，全球服务业整体规模达到58万亿美元，世界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约为70%。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为6.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3.3万亿，进口额为3.1万亿。2000—2009年全球服务业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7%，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9.9%。整体而言，10年间，服务贸易增速快于服务产业增速。

　　为了准确描述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我们首先定义产业与贸易发展的相关性指数为出口贸易增速与产业增加值增速的比值，如果该比值为1，表示产业与贸易增速相同；如果大于1，贸易增长快于产业增长；如果小于1，则表明产业增长快于贸易增长。样本国家的选择方法是，将OECD包括的34个国家依据2001—2008年平均的人均GDP水平排序，按照五分位数由高到低选择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并加入非OECD国家的中国。这样，既保证了样本国家的全面性，又兼顾了分析结果的代表性。图1是样本各国从2001—2008年服务业产业与贸易相关性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1 样本各国服务业相关性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9)。

　　首先，从各年均值来看：第一，所有样本国家的服务出口增速都快于产业增速；第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发达国家，中国和爱沙尼亚的年均增速均超过10%，而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都低于7%；第三，在产业与贸易的相关性方面，爱沙尼亚和澳大利亚的产业和贸易增速差距较小，相关性指数分别为1.5和1.3。而中国和韩国产业与贸易增速的差距较大，相关性指数都在2左右。其次，从整体变化情况来看，各国相关性指数波动较大，接近1的年份很少。样本6国的相关性指数都在2001年和2002年出现快速上升，2003年和2004年相继达到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几乎都在2006年降至低谷，最后继续不同程度的上升。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各国的相关性指数在2001年普遍低于1，表明产业增长快于贸易增长；到了2008年，除澳大利亚外，各国的相关性指数已经普遍高于1，表明贸易增长快于产业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服务可贸易性和各国服务市场开放性的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各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产业发展速度更快到贸易发展速度更快的变化过程。

　　本文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服务贸易加速增长受到技术创新、国际直接投资和服务市场开放这三大重要因素的影响。

　　二、技术创新：服务可贸易性的提高过程

　　根据定义，服务是不可存储的流量。因此，服务贸易要求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接触，相应会产生两者在空间上的移动(Hill,1977)。由此，类似距离这样的因素在第二类和第四类服务①的提供成本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Christen,Elisabeth和Francois,2010),这使得许多服务在成本的限制下是不可贸易的，比如法律、财务、医疗等。相应地，这些行业出现产业增长远快于贸易增长的现象。实际上，传输技术的限制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不相关的最主要原因。以美国为例，服务业整体的产业增长外贸依存度②在1989年时为3.3%，而这一比例在受传输技术限制最为严重的商务服务业中为1.4%。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的通信和传输技术（ICT）革命为服务贸易提供了新的运输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接触的限制不断下降，传统要素在服务提供成本中的占比不断减少。

　　（一）技术创新使服务提供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ICT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服务的提供方式多元化，许多原本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接触的服务贸易可以通过网络和其他通信技术实现跨国传输，不再受到提供条件的限制。由表1可以发现，美国1998—2007年间，在ICT领域的累积科研投入达到2832亿美元，并且保持年均8%的投入增速，相应的专利数量年均超过17000项。

　　
　　科研投入推动美国ICT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出口额在10年间翻番。更为重要的是，ICT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美国新兴服务贸易形式的出现和发展，特别在金融、法律、财务、管理咨询、广告、市场调查等行业，出口年均增速都超过10%，研发服务出口更是达到76%。ICT技术的进步无疑使这些服务可以几乎零成本地在国际间传输，成为国际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的新兴贸易形式。

　　（二）技术创新使服务提供过程分离

　　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使产品生产过程更加细化，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分割产品生产环节，提高每个生产环节的生产效率(Grossman和Maggi,2000)，要素流动学派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同样适用于服务业。新兴服务贸易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服务外包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服务生产过程的国际转移(Jeffrey R.,2006)。服务进口商将服务生产的一部分流程委托给服务出口商生产，从而形成中间服务的国际贸易，比如医疗服务、软件服务的外包。

　　本文扩展了产品内分工的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③并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将一项服务的提供分为四个生产层。服务外包的成本函数是划分各个层次的依据，该函数值与跨国通信成本成反比，与有效工资、关联产业或资源规模成正比。核心层代表本国服务企业的核心国际竞争力，主要包括高知识密集型的环节，具有不可复制性；自然人流动层主要涵盖需要消费者与生产者接触的资源密集型服务，并且两者分离成本过高；国际服务资本流动层则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的服务生产环节，一般也需要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接触，但分离成本相对较低；最后，对于技术标准化且劳动力在成本中占比较高的服务提供环节，通过市场机制外包到国外。随着IC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核心层不断缩小，国际服务资本流动和外包层不断扩大。

　　事实上，各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生产环节分割和国际化布局。以美国的金融和保险服务业为例，在该行业进口的中间服务中，金融和保险服务的占比由1995年的6.1%上升到2000年的56.9%，进一步上升到2005年的70%。将非核心层的业务外包已经成为美国服务业增长的内在动力，这一趋势还体现在更为广泛的行业分布中。图2是美国2005年中间服务的应用行业和进口来源行业的分布情况。中间服务进口的最大应用领域是金融和保险业，包括房地产、运输、贸易等在内的服务业共使用了84%的中间服务进口，充分反映出服务提供过程的分割和生产流程的全球化。

　　

　　图2 2005年美国中间服务进口行业和应用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

　　（三）技术进步为中间服务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

　　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的产品生产流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为生产者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生产者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的润滑剂”，由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Sampson和Snape,1985)。Bhagwati(1984)首先提出生产者服务贸易发展的机理在于制造业产业链全球布局条件下，无形的服务投入也随之全球化。大量的实证文献提出，由于服务业缺乏外部性，服务贸易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推动上(Bustos,2011)。

　　以中国、韩国、美国和日本4国制造业内向FDI和制造业中间服务进口为例。作为制造业转出国，美日两国的制造业内向FDI都表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制造业中间服务的进口也随之下降。特别是日本，制造业中间服务进口由1995年的近700亿美元，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300亿美元。新兴经济体中韩两国的制造业内向FDI则出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与之对应，制造业中间服务的进口也快速提高。中国的制造业中间服务进口到2005年已经超越美日两国，突破350亿美元。

　　（四）技术创新通过推动服务业增长间接促进服务贸易

　　技术创新是产业分工细化的驱动力，产业分工则是催生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因素。对应于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生产者服务的比重不断增加，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ICT、科技服务和研发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行业具有高技术性、高增长性和高带动性的特点，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产业，并且在微观层面成为公司效率提高的原动力(Markusen等，2005)；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引领的跨国产业转移和制造业外包的发展是服务业分工细化、实现全球布局的重要推动力，服务业跨国投资不断发展，带动服务贸易相应增长。因此，技术创新在直接推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加速发展。

　　表2是美国、德国、瑞典和中国在2001—2008年期间，服务业增长与R&D投入的统计情况。在R&D投入与产业增长方面，将R&D投入增长率对服务业增长率的比值定义为服务业增长的R&D投入弹性，这一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R&D投入的产出效率。样本4国中，美国和德国最高，并且产业年均增长率高于R&D投入增长率，R&D投入的产出效率较高；中国的R&D投入弹性为2，产出效率较低；瑞典的R&D投入弹性最低。可能的原因包括各国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差别、各国的服务业市场开放政策等。在R&D投入与贸易增长方面，将产业增长、贸易增长和R&D投入联系起来可以发现，美国和德国的服务业发展呈现出近乎完美的杠杆带动型，R&D投入增速最低，推动产业更快的增长，进而促进贸易最快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R&D通过产业对贸易增长的间接促进效果。而中国和瑞典服务业的发展则表现为U字型R&D投入和贸易都是高增速，但产业发展速度较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瑞两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较低，R&D对贸易的间接带动效应没有通过产业增长顺畅地传递。

 

　　三、国际直接投资：服务贸易的深化过程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FDI)的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将视角集中于对产业增长的影响，而贸易理论则重点分析了对贸易的影响，但市场开放对产业与贸易关系的作用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一）FDI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形式

　　对于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的关系，现有文献并未达成一致。主张服务部门开放会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学者提出，服务市场开放促使要素在国家间流动，改变服务生产的布局，会创造新的贸易机会，并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程大中，2008)。对立方的学者则指出，服务部门FDI会替代服务贸易，这种替代性受贸易风险(Kurata H.,Ohkawa T.和Okamura M.,2009)和各国企业技术水平差异的影响(Bhattacharya R.,Ila P.和Ajay S.,2012)。实际上，从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来看FDI属于第三种方式，即通过离岸的海外分支提供服务。根据扩展的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当资本密集型的服务生产环节分离成本较高，并且需要消费者与生产者接触时，服务贸易采用资本流动的形式。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FDI对距离等协调成本的敏感度较低，对消费者规模等潜在收益敏感度较高。从服务要素流动的角度来看FDI的确在服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图3反映了1998—2008年美国服务出口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经营情况。第一，依托服务业FDI的公司内服务出口额在10年间比较稳定，平均增长速度为2.5%；第二，跨国公司公司内出口与服务总出口的比值在10年内平均达到52%，就服务出口而言，跨国公司的贡献十分可观。这一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术创新推动下的新贸易方式在服务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第三，跨国公司营业额接近服务出口额的10倍，如果将营业额也计入出口额，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将会大大增加；第四，从变动趋势来看，跨国公司营业额与服务出口总额几乎完全一致，表现出两者的高度相关性。
　　

 
　　图3 1998—2008年美国服务出口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10亿美元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

　　（二）FDI的技术外溢性

　　服务市场开放对产业增长的作用机理主要是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外溢的效果不但对服务业产生影响，而且间接促进制造业发展。现有文献普遍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一定的市场结构条件下，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Amit M.和Koning J.,2007），并且在相关制造业中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积累竞争优势(Jensen J.和Tarr D.,2012)。由此，FDI主要通过技术转移和要素再配置两个途径对服务业增长产生正面影响，而上述两个途径都会间接促进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表3是美国、德国、瑞典和中国在2001—2008年期间，服务业增长与服务业FDI流入的统计情况。由各年的均值可以发现，中国作为服务业FDI的净流入国，FDI流入增速与产业增速在均值和变化趋势上都保持一致，FDI流入的速度快于产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FDI对产业增长的带动；德国和瑞典的FDI平均流入速度下降，但服务业依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可能的传递机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从而促进本国产业增长；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年均值来看，其服务业FDI流入速度上升，但从各年的具体情况来看，FDI流入增速正负交替，并且产业增速与FDI增速的差距较大，说明FDI流入对美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比较小。作为全球服务业增长的领头羊，美国服务业对技术创新的依赖显然更大。进一步联系FDI流入和服务出口可以发现，中国的服务业FDI流入是典型的贸易创造型，两者都以约20%的年均增速发展，FDI对服务出口的推动效应比较明显；美国服务业FDI流入年均90%的增长率仅对应于8%的出口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关联比较有限；而德国和瑞典的服务业则是典型的贸易转移型，两国FDI流入年均增长率均为负值，但服务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却都超过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国通过FDI将服务生产流程外包，从而促进服务贸易的相应发展。

　　四、制度变革：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过程

　　技术变革无疑是服务业发展走向全球化的推动力，特别是ICT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服务业向国际化发展。然而，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又是与各国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即经济制度的变革紧密联系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规模经济的优势驱动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这些国家相应地着力推动服务市场开放，使服务业在各个维度上不断经历制度变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有可能实现本国服务业“非线性的飞跃”(Jensen和Tarr,2012)，这些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服务业开放战略。当然，各国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大相径庭。比如，以印度为代表的依托ICT技术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服务业渐进式发展模式。

　　（一）制度变革推动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服务业制度变革的过程就是服务要素再配置的过程(Markusen和Strand,2009)，作为制度变革的核心，服务市场开放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普遍认为，竞争要素作为外生冲击，无论是直接的生产率提升，还是间接的知识、技术外溢，都会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反之，限制性的市场政策会产生效率净损失(Francois和Hoekman,2010)。服务市场开放还会通过提高本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强化其国际竞争力(Lileeva和Trefler，2010）。

　　这里以日本和斯洛伐克服务业开放水平④、服务业真实产出的单位平均劳动成本⑤和服务贸易形式为例。日本是OECD各国中平均劳动成本最高的国家，而斯洛伐克则是最低的国家，两国在服务市场开放度和贸易形式上存在显著的区别。日本服务业市场的开放程度比较稳定，在样本的时间区间内始终保持在略高于2的水平，8年的均值为2.4；而斯洛伐克则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服务市场开放过程，由2001年的3.64下降到2008年的1.98。相应地，日本的服务业FDI的流入速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平均达到-62%；而斯洛伐克的服务业FDI流入速度整体则表现为上升趋势，平均达到21%。在服务进口方面，两国整体上都出现不断上升的特点，斯洛伐克的增速高于日本近16个百分点。

　　作为服务业市场政策比较稳定的国家，日本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适中，在OECD 34国中排名第14位，服务业真实产出的单位劳动成本总体上不断下降，下降幅度逐年收窄。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服务业的劳动力生产率逐年上升，每单位真实产出所耗费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劳动力要素再配置的优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另一方面，结合FDI流入的缩减，可以判断劳动力成本下降部分源自服务业资本流动效应。由于日本的服务产业总体上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FDI流出会促进技术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回报上升，劳动力的回报相应下降。对照斯洛伐克，服务业资本流动效应也十分显著，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国服务业在FDI流入整体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的回报相应呈现总体提高的趋势。相应地，日本的技术密集型服务和斯洛伐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制度变革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取决于贸易方式

　　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是服务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研究视角主要是在不同的市场结构条件下，FDI与跨境服务贸易的收益分析(Markusen和Strand,2009)。普遍的结论是：即便是最有效率的贸易方式，如果没有制度变革跟进或没有相应的政策环境，将会产生额外的“社会成本”，由此会在不同生产要素间产生收入的重新分配，而市场开放则会强化既得利益的生产要素的收益。

　　以斯洛伐克为例，随着服务业市场的不断开放，除去2008年FDI流入出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均值达到21%；服务贸易进口同样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并且均值也达到24%，特别是进口从2004年开始出现增速不断提高的特点，反映出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跨境流动的作用十分明显。此外，服务业真实产出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表现出劳动力要素在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分享到更多的市场开放收益。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探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了服务贸易近10年加速发展的原因，即科技创新、FDI和制度变革三个因素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科技创新是FDI和制度变革的基础和现实条件，FDI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载体和助推器，而制度变革是科技创新和FDI的政策供给、观念和环境的基础因素。三者共同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生影响，使服务贸易发展快于服务产业增长。

　　这一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中虽然贸易加速增长，但整体规模低于国际水平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发现价值。总体来看，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相关性的发展符合国际规律，但依然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指数较低，2008年达到1.1，远低于美国的2.1和韩国的2.6，服务贸易发展速度依然比较慢；第二，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小，并且长期处于逆差境地，服务贸易额在2009年仅占总贸易额的11%；第三，我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的带动性也较小，从服务业增长的外贸依存度来看，美国在2008年为4.7%，而中国为8.5%，服务出口对产业的带动效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揭示出我国在服务业创新机制建设、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开放进程等方面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本文针对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服务结构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构建服务业科技进步平台。尽快通过学习和国际合作，参与服务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充分发挥知识经济时代的后发优势，不仅有利于我国服务业增长，还可以通过服务可贸易性的提高促进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将服务业引领的内在创新驱动力转化为外在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第二，推动新兴服务业空间集聚进程。提高引进FDI水平的有效途径是想方设法降低服务生产中的固定成本，也就是为高技术、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FDI搭建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平台。我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并且开放程度在各行业间分布不均。过去5年间，运输等传统行业吸收FDI占比较高，年均行业占比为7.2%；而金融等新兴行业占比较低，年均行业占比仅为1.3%。因此，为服务业空间集聚创造条件是提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三，完善我国服务业的政府调控机制。相对于其他产业，服务业本身具有更高的竞争性，市场化改革既不能一拥而上，也不能裹足不前，政府调控因此对于服务业改革更加重要。特别对于正在由政府垄断向市场竞争转变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服务行业，在加快市场开放的同时，尽快建立更加完善和有效的政府调控机制。诚然，我国服务业改革的方向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但西方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说明，在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的背景下，政府调控的有效介入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保护新建企业、促进企业成长、推动企业创新都具有重要作用。

　　注释：

　　①世界贸易组织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定义为四类：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②服务出口额对服务业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③产品内分工的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将任何一项产品分为三层，最中间的核心层代表本国企业的核心国际竞争力，具有较高的技术外溢和产业带动效应，由本国企业在本国生产；中间层生产相对于核心层而言技术外溢性较弱，劳动力等非本国丰裕要素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提高，由本国企业通过跨国公司形式外包到国外生产；而外围层则主要是辅助性生产环节，直接采用市场交易形式外包给国外的其他企业生产。三个层次的划分依据是生产环节外包成本函数，该函数值的大小取决于企业跨国通信成本和各国有效工资的比较。

　　④目前，针对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指标较少。本文选用的EBI指数是由OECD设计的反映各国市场进入壁垒的问卷调查项目，主要包括航空运输、电信、邮政、铁路、公路、供水和燃气等7个领域的"All but public ownership"、"Entry barriers"和"Public ownership"3个项目，较全面地反映了各国服务市场的制度变化和开放程度。该指数数值越低，则服务市场开放度越高。

　　⑤各服务行业劳动总支出与真实产出之比。本文采用的是贸易、运输和通信，金融服务，市场服务，商务服务4个行业的平均值。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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