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转变是一场全面深刻的变革，需要改变的观念、调整的思路和着手的事情可谓千头万绪，甚至比预想的要更复杂、更艰难。经验和研究显示，“十一五”时期中国面临的重大主题都同不断累积的、绕不过去的经济存量有关。比如，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安全、化解风险、调整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扩大就业、公平分配、增进消费等等，都有一个实质性的共同点：如何优化降解累积延续多年的经济存量中的矛盾和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但困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难点首先在于存量，而不是增量。以往主要依赖外延式扩张所形成的经济增量来促进发展的政策思路，即“增量发展法”，虽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政策效应在逐步衰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中央关于转变增长方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战略意图。经济越是快速增长，就越是考验我们化解现有经济存量的能力，就越是需要依靠“存量发展法”来寻求改革攻坚式的突破。而率先解决市场、流通问题的最大好处，恰恰在于可有效化解经济存量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用最低的政策成本，摆脱存量困扰，促进国民经济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增长的转变。
    研究发现，现代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及其恶化经济存量的严重后果带有全局性的特征，绝非一般行业性或某一主管部门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以有效发挥市场功能为重点，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和“积极发展现代流通产业、发展现代流通方式”的战略规划，可谓言简意赅、切中时弊。转变增长方式迫切需要强化市场、流通过程在化解经济存量诸多难题方面天然具有的独特功能。在新时期、新动向、新背景下，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壮大现代流通产业对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改善国民经济流程、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扩大国内需求、增加社会总福利等全局性的战略布局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在运用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强化宏观调控的传统领域之外，突出其中国特色，有针对性地化解经济存量淤积带来的系统风险。即宏观调控不仅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更加需要培育市场、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业的基础性政策。在新时期，率先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造成的中国现阶段市场体系缺失、流通产业落后的状况，有望成为解决种种深层次存量难题的新途径。具体来说，就是依靠“存量发展法”，从市场、流通入手，理清工作思路，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切实解决国民经济存量中“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消费瓶颈”四个老大难问题。按照这一思路，从现有经济存量中至少可以挖掘出数万亿元的巨额效益。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壮大现代流通产业，实际上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补课”，是对宏观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其积极意义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短期内，它对化解经济存量、增加市场消费、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测算，在未来5-10年，通过培育市场体系、优化流通环节，就可以从经济存量中实现5万亿至6万亿元的“计划外”收益。统计依据包括：依托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可消除至少2万亿元的产业结构性损失；加快经济节奏，可节省至少1.5万亿元的流动资本占用；提高物流效率，可降低至少1.5万亿元的流动资本占用；提高物流效率，可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物流成本；排除增进消费的非收入制约，可化解至少1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上述目标的完成，有助于在“十一五”期末实现产业结构性损失大幅度下降；重复建设“反弹回潮”受到有效遏制；全社会工商企业流动资本增幅低于GDP增幅；全社会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稳步降低；城乡居民即期消费增幅显著上升。

    果真有如此诱人的挖潜收益吗？如何从经济存量中斩获这5万亿至6万亿元呢？转变思路，从市场、流通服务业入手就有希望，有办法。在“十一五”时期，面对存量困扰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可以配合已有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多地关注流通创新，有针对性地实施相互关联的四项行动。

    优化以市场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回顾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一条相同的轨迹。即以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能源高耗、环境污染为代价，求得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却也换来了产业落后、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和银行坏账，致使实际能够发挥作用的社会有效产品所占比重十分低下。其中，仅仅由粗钢、焦炭、水泥、汽车、电解铝、铁合金、建材、化工产品等重化工业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最保守的估计，也要在2万亿元以上，且问责无门。

    以往的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已经证明，总量调控历来是政府的强项、市场的弱项，而结构调整历来是市场的强项、政府的弱项。追溯我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原本是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颠倒所致，是政府弱项阻碍了市场强项之过，而绝非有人指责的是所谓“市场之过”。如果结构调整的市场化基础继续缺失，依然凭借行政会议、红头文件直接调整经济结构，则我国一轮又一轮由政府弱项主导，并总是指望以每年有限的增量来调整产业结构巨大存量的政策思路，将越来越难以奏效。为此，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就要有独到的针对性。在从排斥市场体制向依靠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流通服务业和市场体系这一传导产业、传导机制的严重缺失。在此背景下，最应当警惕的是由政府越位、垄断集团操控、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监督员“四位一体”所导致的“市场变异”或“伪市场调节”。

    为此，我们应将我国的结构调整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壮大流通服务业应当作为新时期结构调整的主导思想。目前，由于网络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的兴起，产业结构实现竞争性升级调整、高效率运作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外部体制和政策环境，在于改善从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至今的纵向化、条块分割、九龙治水的行政管理体制。要着力解决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顽症，流通服务业要率先从政府主导型体制向市场主导型体制转变，切实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行业（协会）自治管理。同时，要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和相应的执行机制。

    在依靠通常的财政、货币政策求解中国难题的同时，更应该强化流通服务业和市场体系的疏导、中介功能。最新迹象表明，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表现，企业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及其流通渠道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已经明显增强；凭借贴近市场和了解消费信息的优势，流通服务型企业已取得对上游制造商、供应商的支配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要给市场以机会，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变“保姆心态”和包办式思维习惯，从战略高度重新定位流通服务业，不应再继续有意无意地把它当作次要产业来看待。为切实促成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必须将主要注意力从以往侧重于制造业转向流通服务业，寻求和探索解决原有诸多问题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鼓励流通服务业向第一、第二产业渗透，紧密结合当代重大主题，提供化解系统风险、消除“跑冒滴漏”的周到服务。结构优化只能更多地依托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来寻求彻底解决，实行市场化、竞争性的商业订单机制和流通渠道建设，促使商品和生产要素高效率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分工深化进程，改变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高度趋同、放大的自然经济体系的状况，改变国内商品和要素市场分割、封闭、垄断、无序以及价格信号扭曲的局面。尤其要对行政主导下的产业进入冲动极为强烈而淘汰退出机制严重缺失所导致的一轮又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严重的结构性损失，实行釜底抽薪、断其后患。

    优化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

    据保守估计，通过加快经济节奏，提高资本周转速度，我国全社会工商企业可节省至少15000亿元的流动资本。由于周转缓慢，导致企业流动资本占用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GDP的增幅。据跟踪分析，由于资本效率和周转速度下降，1999年同1992年相比，仅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就白白蒙受了8400多亿元的隐形经济损失。目前，我国企业资本周转速度同过去相比虽然略有改进，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特别是2005年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又出现减慢趋势。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尽管经历了战后最长的“平成不景气”时期，但其制造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率始终保持在7.5至8次，周转速度是中国同类企业的4至5倍。2004年末，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占用达到86884.71亿元，如果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速度从2004年末的2.16次提高到3次，则周转时间可缩短48天，同等经济规模下可节省流动资本11280亿元。

    另外，发达国家批发、零售业多种业态的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约10至12次。一些跨国零售巨头，如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的资本周转速度则保持在年均20至30次的水平。如果我国批发、零售业的流动资本年均周转从目前的3至4次提高到7至8次，则可节约至少8000亿至10000亿元的流动资本。
    把两部分节约的流动资本加总，扣除资本交叉占用导致的重复计算，我国全社会工商企业流动资本占用每年可节约至少15000亿元。

    同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对应的另一种指标是库存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至1.5%；批发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14%至1.29%。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运行节奏的不断加快，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比例很小，进一步印证了周转速度普遍较快的现实。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减少商品库存量是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一项可行的战略。调查显示，美国71%的制造商利用这一可行的战略，已经使商品库存时间从最初的2个月下降到了1.2个月；而汽车、电子产品和零售企业的周转时间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27天，缩短为90年代末的12天。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发挥流通效能、加快经济节奏和消除迟滞耽搁来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已经成为新世纪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以制造业和商贸业流程优化为主导的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表现在微观主体层面就是提高科技含量、加快资本周转、控制库存、精确采购、周到销售、降低成本、推行供应链一体化等等。

    基于此，我们应努力促成国民经济实现“第三个转变”。中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借助流通创新，塑造传导机制，提高流通效能，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为核心，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是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出发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既不是画蛇添足，也不是对“两个转变”的简单重复。时至今日，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无不叫喊“资本不足”、“资金短缺”，与此同时却又放任经济节奏的缓慢、迟滞，任凭已经投入的巨额资本沉淀不动或隐性闲置。现在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到处缺钱”，而是循环太慢，缺少“动感”，几个钱不顶一个钱。

    将动态化的新财富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流通服务业，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最大限度地减少处于闲置状态的产品（包括“必要闲置产品，即各种形式的必要储备）所占比重。提高所有时点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社会产品所占比重，是评价流通效率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根本性指标之一，也是现代流通产业问题首先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重要理由。在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减少耽搁迟滞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环节和市场趋近于“流畅、平滑的最佳点”，即处于资源使用效率最高的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

    在新财富观指导下，历来比较重视周转速度和流通成本的批发业、零售业和物流业要发挥市场中介的天然优势，积极主动介入农业和农产品、工业和工业品流程的优化整合，实行“三个改变”。即一要改变流通渠道行政化、孤岛化，商业资源各起炉灶、重复建设，三大产业分隔，信息传递受阻，货不对路，产、供、销脱节，脱销积压并存，流程支离破碎，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局面；二要改变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纵向管理的经济体制，把制造业从一个个非市场化的封闭型车间孤岛中释放出来，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三要改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无渠道、无品牌、无订单、无技术，处处受制于人、勉强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的状况。与此相关，解决就业问题要有长远战略考虑和方案储备，而不应当过于看重数量生产和粗放式出口对扩大就业的暂时贡献。

    关注非主流经济的流程优化，以批发商的培育为重点，规范、发展、改造、提升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目前，中小私营企业、产业集群和商品（批发）交易市场三位一体，已经形成我国主流视野之外强大的第二经济波，在活跃地方经济、繁荣商品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发展成地方经济的支柱和特色产业，其中江浙一带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最为引人瞩目。在持续关注并研究这一经济现象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讲求动态化，机制活、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以及它对国民经济流程优化的促进作用。

    流程优化的前提是利益关系的优化调整。即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这一市场化的公平原则，推动流程中相关各方，特别是零售商和供应商结成“利益共赢体”，改变目前因为利益冲突而轻易损毁流程的状况。具体而言，就是促进流程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包括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等的利益关系趋向公平、公正、合理、稳定，使原有的松散型、节点状资源，以共同受益为主线优化整合成平滑的链式资源。

    降低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损耗

    提高物流效率，改变粗放格局，可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物流成本。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200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48万亿元，同比增长25.4%，绝大部分来自采掘加工制造业，由此引起的货运、仓储和物流管理活动所付出的社会物流总成本高达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1%。物流成本在历经多年徘徊后虽然有微幅下降.但仍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9至11个百分点。

    从全球看，成本削减的重点和注意力，正在从余地越来越有限的制造环节向空间广阔的流通环节转移。以此为依托展开“经济节奏的较量”，正在成为新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主题。原来理解的产品生产时间和生产成本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物流时间和物流成本所取代，物流成本占产品销售价格的比重平均高达30%至40%，已经成为吞噬企业利润的巨大“黑洞”。
    推算得知，在现阶段，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每降低1%，就可节能降耗1600亿元以上；在此基础上，如果我国能达到当前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水平（10%至12%），则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14000亿至16000亿元。

    所以，我们要快速发展我国现代物流业.推行物流合理化、高效化纳入节能降耗、提高国民经济质量的“总盘子”，“十一五”期间要明确将社会物流资源优化整合、工业企业物流绩效改善作为主攻方向。在我国，物流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引发人们过多指责的批发、零售业等流通服务业，而在于制造业，突出表现在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在历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工业生产资料投资品销售总额中，工业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85%以上，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目前，对工业企业自设的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造成的巨额投入，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难以统计，原因在于游离于市场交易之外的非社会化物流运作在全部物流活动中所占比例过高。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正是中国物流效率低下、流程恶化的要害所在，也是改善潜力之所在。根据对第三方物流市场的调查，工业企业通过外包物流服务，平均可以节约39%的物流成本。这对大多数处于微利状态的生产型企业而言，诱惑无疑是巨大的。

    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第三方物流市场，防止重复建设。针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散乱、家底不清的状况，有必要就目前的物流资源进行全面的普查摸底，重点是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以及探讨其现代化升级改造、存量重组的可能性等，以便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要坚决制止各地巧立名目，采取违背物流规律的做法“大办”物流产业的倾向。对配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第三方物流”领域的投资行为，应当采取最严格的政策措施，加强指导和规划，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铺新摊子，滥占土地、滥上项目。

    改革物流体制，降低跑空率也大有潜力。“十一五”期间，要以大幅度降低跑空率、提高综合效率为近期目标，改变物流资源条块分割，铁路、公路、水路、海运、航空、管道各自为政的物流管理体制，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存量，使各类车辆平均跑空率从目前的40%下降至20%，明显缓解能源、道路资源短缺的压力。

    另外，需要专门研究的紧迫问题是降低“涉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包括来自种养殖业的农产品、满足农民需求的工业消费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等在市场流通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据初步了解，我国农产品流通方式陈旧落后，市场风险巨大，由此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实物损耗和价值损失高达30%。与此同时，农民需要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质次价高，物流成本占较大比重。结果导致“出村的贱，进村的贵”，“里外里”算下来，“剪刀差”在不断扩大。可见，专门研究物流成本和剪刀差，对于增进农民收入、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促进生产和消费。以及实施新农村战略意义重大、实效显著且立竿见影，值得认真对待，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畅通以增进消费为主导的商品流通

    审视当前的经济形势，投资畸高的格局暴露出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在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上完成由政府推动、投资主导型向市场调控、消费主导型的转变。

    连续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并不同步，非收入消费制约因素大大抵消了收入增长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消费水平未能实现同比提高。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这是在13个月内，居民储蓄存款连续跨越的第四个万亿元大关。高储蓄率的背后折射出消费环境的隐忧。而从市场、流通服务业入手，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的影响，可化解至少1万亿元的购买力存量，从而增加即期消费需求。

    为此，必须改变传统上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需求、轻供给”，“重收入、轻转化”的执政思路，将改善消费环境、排除非收入制约因素、化解购买力存量作为政策实施的重点。目前，尤其需要根据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的突出特点，顺势大力度改善消费环境条件，加快释放收入—消费能力的存量。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

    首先要高度重视其对居民即期消费的巨大阻碍作用，管住“四大取款机”。城乡居民日常的、大量的、基本的消费需求，即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统计范围内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始终是最大量、最直接体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消费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予以优先保障。然而，当前即期消费范围之外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这四项最大开支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支出的沉重负担，俗称“四大取款机”。目前，政府投资向市场越位，而建立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职能缺位，迫使许多家庭为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大取款机”而被迫储蓄或借贷、还贷，不得不紧缩日常开支。由此所造成的挤出效应，正在剥夺公众的即期消费，甚至造成新的贫富差距，被迫节衣缩食，有的已经“返贫”，成为“时尚穷人”。

    调查显示，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障，而培养一个孩子读到大学需要19.1万元。与国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一些城市房价过高，房价和居民收入间的比例过大。凡此种种，也难怪百姓要紧捂着钱袋子不放了。

    具体分析，教育、医疗、养老原本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应该是体现国家福利的领域。在中国这些开支完全由消费者买单，恰恰反映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位。即使是采取市场化运作的住房供应，也应该有相应的廉租机制来保证满足中低收入者的居住要求；而不是一味地放任所谓的“市场机制”。总之，只有处理好“四大取款机”的问题，解除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启动消费才有了现实基础。

    当然，现代流通服务业在促进消费方面的催化剂功能也不能忽视。在刚刚出台的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中，增进消费被赋予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畅销体系更加凸现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流通服务业虽然不直接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会通过强大的服务职能，营造、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民的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从货币储蓄到实际消费的转化，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而消费数量、质量、方式、结构、服务则是流通服务业时空效能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现。

    此外，化解非收入制约因素还要更多地关注细节，以往不屑一顾之处往往正是消费潜力所在。例如，促进商业连锁经营向农村延伸的“万村千乡”活动。要顺应消费国际化趋势，提高有效产品供给比率，调整优化商品供给结构，促进文化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从批发、零售场所建设转变为大批发商、大零售商的培育；促进农村市场主体成长，构建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扩展“万村千乡”工程的内涵；倡导绿色、健康、环保、可持续消费；建立、巩固快速反应体系；在内外贸一体化背景下，优化各类商贸流通企业资源和国内外商品产供销流程，实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有效对接。

    围绕以上从市场、流通服务业挖掘潜力的思路，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行动加以配合。一是不断增强流通服务业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的政策思路要改变各自为政、少稳多变的优惠吸引政策，创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积极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改变流通服务业“普遍不讲求服务、不讲求诚信”的形象，切实提供优质服务，而不再提供“麻烦”，从源头上降低交易成本中急剧增加、数以亿计的社会防范成本（实际上，化解诚信危机，也可从源头上降低至少1万亿元的社会防范成本）；三是以精确化为主导的科学监测行动。切实解决数据、信息、指标等等缺失、虚假、混乱，不全不准不及时的问题，加强流通服务业监管体系精确化、制度化基础性建设。重点建立物流成本核算体系，流通服务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流通服务业标准化指标体系，流通服务业竞争力评价体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