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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流通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流通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流通组织、流通体制、流通业安全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试图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初步的梳理，以供业内专家和学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流通领域 重点 热点 研究进展

　　流通业地位问题

　　流通业的地位在我国理论界基本上经历了从“无流通论”到“一般流通论”到“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及“流通战略论”的认识过程。近年来，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占主导地位，但专家们论证的角度并不相同。如宋则（2008）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角度，得出“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稳居基础产业地位”的结论。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认为随着买方市场态势的形成，流通主导权由上游生产向下游销售的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此提出整个流通业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环节上升为引导生产和消费的先导产业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的观点。

　　洪涛（2011）则从我国流通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3%左右的角度提出流通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兴的基础产业。黄国雄（2010）通过对生产与交换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的动态变化分析，得出流通业在我国基础地位和先导地位基本确立的结论。丁俊发（2011）从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的角度，提出流通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因而也是先导产业的观点。刘国光（2011）从流通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我国经济由供给约束向市场需求约束的转变、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晴雨表及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的助推器等多个视角论述了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的确立。

　　目前，流通产业的基础论和先导论在理论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张洪平博士（2008）认为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的本质都是“流通决定论”。他在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决定论”。本文认为“系统决定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片面性，是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超越；但是，在强调系统决定论的同时，需要突出经济社会系统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的特殊性。

　　因此，对于流通业的地位问题，本文支持在“系统决定论”的基础上，突出目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流通决定论”，这既符合整体系统论的要求，也具有矛盾论动态演化的阶段特殊性的逻辑，因此，依据目前经济系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依据“流通决定论”将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作为目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符合整体经济系统要求并能体现出现阶段特点的理论基础。这样，在当前阶段，“流通决定论”可以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将流通产业定位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对于促进流通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应该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流通业作用和功能问题

　　基于流通业发展与消费关系的视角，宋则（2009）认为发展流通产业可以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同时还可以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支撑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等。宋则和王雪峰（2010）认为“建立畅销服务体系是推动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思路”，而现实中我国“商贸流通渠道阻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始终是我国商贸流通领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除此之外，宋则（2011）还认为商贸流通业具有稳定物价的功能和作用。张连刚和李兴蓉（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流通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理论观点。文启湘和梁爽（2010）从流通业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整体上我国流通业发展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低；但2000年以后二者都呈增加或上升趋势的结论。这说明我国流通业的发展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向逐渐适应转变；同时，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也在增强。

　　从以上学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证实，我国流通业的发展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确具有促进消费的作用和功能，因而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流通业的发展有助于消费市场的扩张、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对于我国提升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赵娴（2010）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水平、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较之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经济运行过程。王先庆（2012）认为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流通渠道的基本功能就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促成商品销售，实现商品价值；而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阶段，流通渠道将越来越多地引导生产和消费，通过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传导与组织，挖掘和创造商品的新价值，提升原有商品的价值，从而使“渠道价值”越来越大。王俊（2011）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流通规模扩大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TFP上升。这说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流通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高低。赵志田等（2012）利用制造业和流通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论是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或论证了流通业发展对生产的促进或引导功能的存在，显示出流通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生产技术升级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角度，宋则（2009，2012）在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其区分为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并指出长期以来流通业的间接影响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对流通业而言，“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基于此，他提出以后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应在政策上体现出流通公益性的部分职能；在调节措施上转向以“存量解决法”替代“增量解决法”；实现从“靠加法、拼增量”向“靠减法、解存量”转变的工作思路。白思然和陈向清等（2012）从工业化与流通业动态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工业化中的流通效应，包括价值实现效应、价值增值效应和价值优化效应。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流通效应的三个子效应所处的地位和增速不同，工业化初期，作为流通基本效应的价值实现效应位居首位，随后其重要性不断下降；价值增值效应在工业化中期居于首位；价值优化效应在工业化后期居于首位。

　　总之，流通领域业内专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业无论是在促进消费还是在引导生产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都开始显现，并且流通业也是经济系统平稳运行和促进价值实现及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因此，流通业的发展和壮大可能会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以后在政策上需要加强对流通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加大对流通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流通产业安全问题

　　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我国对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基于流通业的竞争性、外资商业市场比重很小等方面的理由，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并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从外资商业企业进入我国的目的（获得市场份额、追求利益最大化、获得超额利润等）看，他们的进入极有可能造成了我国各个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各种失衡与差距更加恶化以及政府控制力弱化等经济安全问题。事实上，流通产业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业内部分学者的担忧和关注，他们对竞争性领域是否会引致垄断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进行了论证分析。

　　在竞争性的零售业是否会导致垄断、引致产业风险方面，尚慧丽（2009）通过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纵向约束关系的论述分析，论证了在整个供销产业链中，随着零售商势力的增强，强势零售商会凭借其优势地位对生产企业实施纵向约束，同时对其他零售商实施排他性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她认为我国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有造成外资垄断的风险。马环宇（2012）通过对外资流通业在我国超速扩张的经验分析，发现跨国流通企业在我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凸显，对我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抢占国内市场，兼并中小企业，控制市场地位，侵蚀制造业的发展，获取超额利润，以及与国有企业的“合谋”造成国资流失和超经济垄断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在经验上，外资流通企业的快速扩张已经改变了国内流通生态，造成本土流通企业经营困难，国内制造企业严重依赖外资流通企业，传统制造企业边缘化，政府应急控制能力弱化等问题。他认为应该对外资流通企业的超速扩张进行规制，不能任由其肆意扩张发展，应该为国内民族商业予以适当的保护，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培育民族商业的竞争力和国有商业稳定市场的能力。

　　纪宝成和李陈华（2012）在我国已经摆脱资金瓶颈、外资商业的进入步伐却持续加快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得出流通业的竞争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规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值得反思；流通产业安全往往是指一种潜在威胁，而不是现实存在。通过经验分析，得出流通产业安全的度量指标不能只局限于外资商业在华的总体市场份额，而要充分考虑各类指标的科学含义、外资商业在华分布的地域非均衡性以及外资商业的母国结构等其他微观层面的因素。他们认为，“流通产业安全是指一国流通业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有序竞争、健康发展，总体上和地域上均不受外国资本潜在控制威胁的状态”。

　　流通领域的安全问题源自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和关注；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重视并不是反对开放，也不是反对利用外资；而是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角度提醒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要做到适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形成本末倒置的尴尬局面。可见，流通产业安全问题也应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角度对现有的外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流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

　　对流通产业组织的研究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从集中度、企业数量和规模、产业壁垒、连锁化程度、大型交易市场规模、流通效率、流通产业集群这七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测量流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得出我国的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是组织化程度绝对值仍然较低的结论。汪洋和刘历兵（2011）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传统的哈佛学派 SCP路径，引入HHI指标对我国流通产业组织和结构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行为变量和绩效变量对结构变量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受到流通企业绩效和行为的严重影响的结论。其政策含义是我国的流通业要做大做强，提高集中度必须依赖于流通组织本身的演化规律，重点对流通企业定价行为、制度扶持以及防止地区垄断方面着手，引导流通业资源整合；而不是简单的促进并购。

　　徐从才和原小能（2008）从分工深化和生产者服务业的演进规律出发，指出分工、产品内贸易、流通组织创新与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进而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利用零售商终端控制、供应链动态联盟和业务流程外包等流通组织创新来推动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流通组织的演化和组织化水平的提升与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具有密切的关系，学者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组织化水平依然不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组织化水平的提升有其自身的规律，采取简单的政策收购和兼并的形式人为地提升组织化程度，而对流通组织行为关注和支持的不到位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应尊重组织演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推进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推动流通业发展和推进流通现代化、提高流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行途径。

　　流通体系分割及一体化问题

　　在流通体系建设方面，陈文玲（2010，2012）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变革积累，我国的流通体系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其本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流通、限制流通的障碍，实现顺畅流通、便利流通。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需要用国际的视野和全球性的战略思维考虑流通的战略定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现代流通发展的要求和流通竞争力的打造，都需要我国的流通体制向内外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现代流通立体化和混沌化转变。

　　在市场分割的成因方面，王晓东和王昊（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带来市场分割的加剧，并且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批发环节。这说明批发市场的弱化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批发体系缺失的危害和重构方面，王晓东（2011）认为当前的批发体系萎缩并非源自“批发无用”的有效论据，但专业批发职能的分散化使批发领域主导力量缺乏，也引发了批发职能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使工业品流通矛盾日益加剧和复杂化。对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应是“重构”与“完善”并举，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把握“一个核心”，区分“两大系统”，融合“三种模式”，统筹“四种关系”。

　　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王晓东和谢丽娟（2011）认为流通业繁荣市场的功能要适度、稳定市场的功能要重启、新型技术的功能要加强、促进就业的功能要充分发挥。他们据此提出要加速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转变零售业盈利模式。此外，王晓东（2012）还在总括性地分析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既存格局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战略方向，包括：重构与完善批发体系、适时转变零售业发展方向、重拾流通业的稳定器功能、重视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

　　流通体系分割是我国流通不畅、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流通体系分割的成因看有行政体制问题、有区域分割问题，也有王晓东教授提出的流通企业规模扩大引致的问题以及批发业的弱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国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成因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国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和形成。

　　流通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问题

　　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流通体制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任保平（2012）认为现阶段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基本还处于投入推动型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要实现商贸流通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加快流通企业的技术进步，来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在加大技术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流通业的信息化。李骏阳（2010）认为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流通业实现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包括在发展道路方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他提出在发展手段方面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向注重人力资本转变，在发展目标方面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提高转变，在发展策略方面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在资源利用方面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共同促进我国流通业规范和迅速发展。

　　黄国雄（2010，2011，2012）提出实现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从重视产值向重视价值实现；整体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连锁经济规模效应；重视提高潜在市场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企业的信誉度；走中国化的连锁商业道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等。他们认为在流通体制改革中，流通领域要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对外开放要以内资为主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主题，扩大内需增加供应要以零售为主体，商品管理要以商务部门为主体，批发体系的建立要以各类商品交易市场为主体，价格应以市场化形成为主体。并提出了我国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必须把握商品流通发展的基本趋向，概括起来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即人本化、现代化、多元化、一体化、层次化、立体化、连锁化和市场化。以上专家学者对流通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和对流通体制问题研究的探讨，为我国的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对我国今后流通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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