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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宋 则

  内容提要：绝对消除农产品市场波动几乎不可能，但只要抓住要领，认识规律，即使是在小生产、盲目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减少农产品市场一再出现的大起大落却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思路切入，就没有理由一味责怪埋怨农民的盲目性，“拿小生产说事”，以此来为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调控失当、造成损失而辩解塞责。农业分散小生产者最渴望的，正是可供指导其实战、最有参考价值的关键信息。而当生产者、经营者得不到这类信息的时候，就只能迫不得已地“把市场当赌场”，凭侥幸去“猜”去“蒙”去“碰运气”，或者盲从“随大流”被动扎堆去“跟”。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大起大落年复一年。稳定市场、扶贫攻坚最大的治本之策是从外在式的政府输血、财政援助转变为内生性的市场造血，形成可持续的脱贫致富能力。为此，迫切需要基础性的市场化制度创新，优化扶贫资源配置，讲科学、使巧劲，四两拨千斤，将保障农民增产增收的市场调控主要注意力，从事后的被动跟进管理，转变为事前的主动引导服务，创建以先导型大数据指标为基础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信息发布制度。实现这一市场化转变意味着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和调控方式的一场革命，将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利益，将为扶贫攻坚带来巨大成效。

  关键词：扶贫攻坚  市场化  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常常是当农民“发现”某些粮食、肉、蛋、菜、果“突然多了”，大面积供给过剩滞销了，亦或某些农产品“突然少了”，大面积供给不足脱销了，一些预测决策机构才“跟着发现”、仓促应对。这类所谓“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现象每年都有发生，损失巨大，几成常态。边远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情况更为严重，损失更大。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到2020年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则是决胜阶段的重中之重和首要标准。扶贫攻坚如何减少盲目性，加强预见性，提高精准度，讲求成功率，如何标本兼治，打出提前量，增强驾驭、稳定农产品市场的能力，避免决策失误，防止大起大落和农产品滞销伤农，对于确保总目标圆满实现至关重要。扶贫攻坚最大的治本之策是从外在式的政府输血、财政援助转变为内生性的市场造血，形成可持续的脱贫致富能力。为此，迫切需要基础性的市场化制度创新，优化扶贫资源配置，讲科学、使巧劲，四两拨千斤，将保障农民增产增收的市场调控主要注意力，从事后的被动跟进管理，转变为事前的主动引导服务，创建以先导型大数据指标为基础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和信息发布制度。实现这一市场化转变意味着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和调控方式的一场革命，将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利益，将为扶贫攻坚带来巨大成效。

    二、在农业“小生产遍地”的历史阶段，扶贫攻坚，增产增收，政府调控市场的意义最为重大

    全面建成小康，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不仅要实现全面脱贫，还要防止出现反复，确保已经脱贫，达到小康的地区巩固成果，不断向富裕阶段迈进。通盘来看，可归结出一个绕不过去、需要冷静面对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在农业小生产汪洋大海尚未根本改观的严峻状态下，如何化解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的盲目性困扰，减少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和经济损失，最大限度保持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的相对稳定，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小增产大增收。而边远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盲目性更大，更容易出现大起大落，销售困难，增产减收，造成损失。这是十三五时期需要深入探索、有效解决的尖端难题，也是提高执政党驾驭市场能力和水平的关键所在。

    我国没有时间坐等农业现代化、农民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之后，再来谈论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问题，因为到那时，稳定市场要比现阶段容易得多，至少不再是最困难、最突出的问题。美国、欧盟发达国家和巴西、阿根廷等中等国家的实践显示，农业高度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和组织化是农产品市场稳定的可靠根基，农业组织化程度越高，市场调控难度就越低。这也就意味着，恰恰是在中国农业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盲目性较高的历史阶段和扶贫攻坚的关键时刻，稳定农产品市场才是最富于现实意义的严峻挑战，也是考验中国“调控智慧”的真正难题。在困扰丛生的历史条件下，千方百计做好稳定农产品市场这件难事，既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国计民生、扶贫攻坚的期盼所在，搞好了事半功倍，搞不好事倍功半，其意义无疑重大而深远。从这个思路切入，就没有理由一味责怪埋怨农民的盲目性，“拿小生产说事”，以此来为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调控失当、造成损失而辩解塞责。

    三、扶贫攻坚，满足农民渴望的正确信息，狠抓先导型大数据指标对改善政府调控最为重要

    无论是粮食、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还是肉蛋菜果等生鲜农产品，由于种植业、养殖业自然特点和经济原因所决定，农产品市场存在着有规律的波动周期，加之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波动周期中时常夹杂着偶发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中，各种情况都是上一个周期波动震荡和偶发影响的自然延续。绝对消除市场波动几乎不可能，但只要抓住要领，认识规律，即使是在小生产、盲目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减少农产品市场一再出现的大起大落却是完全可能的。

    驾驭市场的要领就是创新工作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将市场调控的重心和主要注意力，从事后的被动跟进管理，转变为事前的主动引导服务。实现这一转变的核心要害就是建立先导型大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和准确信息的提前发布制度。实现这一转变无疑将是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体制和调控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

    在市场调节、随行就市的前提条件下，政府为稳定农产品市场所采取的调控手段，通常包括最低保护价收购、临时性最高限价、农产品专项储备预案、应急储备措施、农产品进出口调剂、财政补贴、税费政策调整和适时发布市场信息等等。其中，农产品市场数据统计分析和信息适时发布最为重要。这是因为，第一，需要政府拿钱的种种调控手段，都要依赖对市场数据信息的准确把握；第二，数据统计掌控和信息适时发布本身，对于稳定农产品市场具有首要的无可替代的强大功能。信息服务、指导手段的水平越高、用得越好、用得越巧，需要政府花钱的调控手段就越可以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因而信息统计分析和适时发布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调控手段，也是被市场经济国家普遍优先采用的基本手段。

    农产品数据信息分为三类。一是“过去时”数据信息，即反映已经发生过的滞后型信息。例如历年、上年、上月、上周的粮油肉蛋菜果供求数量和价格。二是“现在时”数据信息，即反映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事态的实时型信息。例如本年、本月、本周、当日的粮油肉蛋菜果供求数量和价格。三是“将来时”数据信息，即可有效预示预警未来状况的先行指标、先导型信息。例如下一个粮油肉蛋菜果种养植季节周期的供求数量和价格。三类信息各有作用，但最有价值的是预示预警“将来时”的先导型信息。前两类数据只能用作事后的统计核算回归分析，对预测预警未来走势的作用极为有限。

    迄今为止，我国市场调控不仅政出多门，而且都是依赖参考历年、上年、上季度等“过去时”数据汇总报送来分析和决策，充其量是掺入一些“现在时”数据信息。例如，相关机构只了解农产品过去和现在的价格、供求，却无法知晓现在的价格、供求会如何影响生产者下一步的行动。而当所谓“最新供求、价格数据”从不同渠道汇总上报、统计分析时，还没等到发布，就已经过时了。因为真正决定下一周期供求、价格状况的生产者、经营者们，为赶季节、抢时令或抓先机，并不会停下来坐等，他们分散决策所形成的下一步行动早已根据自己的判断开始了（无论这些分散决策和行动是否正确）。所以，有效信息迟滞必然导致调控迟滞，政府决策总是被动跟进、“赶不上点儿”。这也就注定了主要凭借过时数据所发布的“马后炮”信息预测，含有太多经验式“拍脑袋”的猜测成分，往往差错百出、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失时失信、无人负责、无所适从，其后果常常事与愿违，非但无法平抑市场剧烈波动反而有可能加剧市场的大起大落。

    在现行体制下，我国许多政府专职部门以及社会各类预测机构都在做分析、做判断、做发布，但是所依据的大都是不全不准不及时、低质量的滞后信息，以致于信息发布常常降低到了“农民的水平”。就是当农民“发现”某些粮食、肉、蛋、菜、果“突然多了”，大面积过剩滞销了，亦或某些肉、蛋、菜、果“突然少了”，大面积短缺脱销了，一些预测决策机构才“跟着发现”。于是在我国，这类所谓“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现象每年都有发生，损失巨大，几成常态。边远贫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情况更为严重，损失更大，财政负担更沉重。信息指导迟滞失策平添了扶贫攻坚的难度，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能。

    因此，我国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绝不仅仅是“分散小生产闹的”，某些政府机构基于信息迟滞的“硬调控”、“马后炮”也很“给力”。由于对市场先兆缺乏敏感，事前掉以轻心、浑然不觉，事后仓促应对、过度反应。这种失误连连、将错就错的判断和救火式决策，常常“做反了”和“做晚了”，再加上扶贫扭亏、财政输血的“急切的好心”，往往与市场“拧劲”，反而引发恶性循环，造成极度夸张的伪市场信号和强烈误导，进而造成粮食肉蛋菜果的潜在种养殖供给能力的瞬间叠加（或瞬间锐减）。殊不知，瞬间叠加的种植养殖供给，就已经埋下隐患，酝酿着新一轮尴尬的结局：农产品超水平供给过剩销售困难---价格断崖式下跌伤农---种植养殖能力瞬间萎缩—-农产品供给迅速减少、价格再度飞涨，如此循环不已。居高不下的财政补贴也如影随形。

    我国最稀缺、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是高质量可靠可信、可资预测预警的“将来时”信息。农业分散小生产者最渴望的，正是可供指导其实战、最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能够提前、及时、正确告知他下一轮“种养什么、种养多少”的关键信息，而不是错乱过时的垃圾信息。而当广大生产者、经营者得不到这类信息的时候，就只能迫不得已地“把市场当赌场”，凭侥幸去“猜”去“蒙”去“碰运气”，或者盲从“随大流”被动扎堆去“跟”。从一哄而起，到一哄而散，大起大落年复一年。因此，信息迟滞误导会把农民、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市场预期扭曲、搞乱，把市场变赌场；而有参考价值信息将使赌场回归市场，基本消除农民生产者、经营者一窝蜂式的盲目扩张或盲目收缩。所以，扶贫攻坚、跨越小康最为重要的是创新政府调控方式，狠抓市场化的先行指标、先导型大数据指标体系建设，满足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渴望的信息需求。

    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转变职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毕竟只是指导、参考和示范，不可能也不应该包办代替农民的自主决策。而基于信息化基础上的政府调控，也只是采取有弹性的指导和防范，将市场上下波动保持在合理区间，而不是将随行就市的活跃市场框死。

    四、制度创新，建立以先导型数据指标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体系

    为了“让赌场回归市场”，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在加快提高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现代化、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水平的同时，实行数据统计分析方式和统计分析指标体系的彻底转变，建立以“将来时”大数据指标为基础，有助于提前平抑市场大起大落“反周期”的先导型政府信息服务体系。这种高品质、预见性、前瞻性、精准性、可靠性的指导性信息，是建立在摸清一系列真情实况先行数据基础上才能“打出提前量”的科学有效信息，也就是最有价值信息。实现这一转变将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利益，将为扶贫攻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成效。而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在技术层面已经没有障碍，关键在观念思路转变，在体制机制创新。

    １、指标设置创新，建立先导型数据统计分析的指标体系

    对此，工业品采购经理指数的统计分析思路可资借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简称PMI）属于“最有价值的先行指数”，因为它可以提前告诉大家“未来会发生什么”，经济是扩张还是收缩。该指数源自美国，被国际普遍看作是预测预警未来国民经济是扩张繁荣还是收缩衰退的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体系共包括11个指数：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配送、存货、新出口订单、采购、产成品库存、购进价格、进口、积压订单等等。  目前，采购经理指数问卷调查和定期发布已列入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正式调查发布体系，受到决策层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借鉴这个思路（不可能照搬），在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同样可以选取代表未来生产意愿、有“苗头先兆”的问卷调查先行指标。例如，分地区分品种的种养植面积增减的新变动；农民种养殖意愿增减的新变动；种子、农资、肥料、用工等数量增减的新变动；成本--价格走势对农户生产影响强度增减的新变动；专业户、专业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的新签合同订单增减的新变动；流通领域商人采购增减新变动；物流流量、流向增减新变动；等等。对贫困地区相应指标设置要给予更多关注。凭借提前一个周期精准化掌控这些新动向，就抓住了正确调控引导农产品市场的主动权。至于设立哪些指标及其样本、权重等等，还要根据代表性、实用性、便捷性、可操作、因地制宜原则作进一步研究筛选。

    在技术层面，对体现农产品供给－需求扩张还是收缩的先导指标还可作进一步的细化分组处理。例如，各种当事人在下一步行动中，持扩张、持平或收缩三类情况的动向和占比；在增加投入扩张或减少投入收缩当中，扩张、收缩幅度大、中、小三类情况的动向和占比；等等。

    ２、组织建设创新，建立先导型数据的调查采集队伍

    先导型数据的调查采集队伍不同于以往的农村调查队，其职能主要不是搜集“过去的数据”，而是搜集预示代表着“将来的数据”。这就要求调查队伍和长期观测点要下沉前移，动态跟踪，深入田间地头，努力掌握生产者、经营者最新动向和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等方式，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专门搜集汇总分析报送肉蛋菜果等农产品下一生产周期的最新动向，滚动采集下一周期的数据。这就需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提前数月对农产品生产、流通是扩张还是收缩的先行指标采集监测上。为此，要合理设置布局先导数据指标的采集网点，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创新来抓好各地最新动向的汇总分析，抓好实时监测和定期报送制度建设，建立先行指标的数据库和扁平化的直接报送体系。

     从动态连续性来看，粮食和肉蛋菜果等鲜活农产品市场出现起伏较大的转折时点，刚好是抓住下一周期动向苗头的切入点，也是调查采集队伍工作的着力点。特别是在某些产品过剩、滞销，价格下跌伤农的情况下，要更多留意下一阶段农民有可能大幅削减种植养殖意愿的情况，提前采取适度措施，防止再度出现短缺、价涨和人心不稳。扶贫攻坚地区尤其要优先下沉前移、重点监测，加强调查采集工作。

    在各级政府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尝试推行另一种信息服务外包的新模式。即“政府花钱买服务”，依托各种民间协会组织或委托商业化、职业化的社会信息调查公司，担当上述任务。例如，美国拥有发达的农业信息服务基础。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打出提前量”信号，为农产品各市场主体了解市场行情、获取价格数据变化和农民行为变化信息的服务窗口，方兴未艾的农业网站、信息咨询公司也为农民的提供有效的信息需求。在以先导型数据信息服务的基础上，美国农业部用于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和发布的信息指标包括产品名称、规格、价格、质量等多个方面，还采集和发布与价格关系密切的运输信息及其它相关市场数据。采集和发布先导型信息工作由农业部市场服务局蔬果信息处负责，在各主产地或批发市场都有其派出机构和人员，将搜集到的先行指标信息通过网络传递给市场服务局，进行汇总和发布。另外，农业部下设销售和检验局，以确保蔬菜安全。美国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流通事务都在农业部的管理之下。在美国提供农业信息服务的商业性系统近300家，在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较好解决了信息的不透明和滞后性难题，从而有效防止了农产品产供销领域大起大落，以及生产商、中间商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事的过度投机。

    ３、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统一扁平化的预测预警管理体制

    政出多门往往导致“数出多门”、莫衷一是。我国首先要改变这种数据信息来源过多、口径混乱、信息错乱、低水平重复的混乱状况，建立国家级、省区级、市县级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口径清晰、相互协调，高效权威的管理机构。国家级机构负责全局的掌控，省区级机构除了定期汇总及时报送以外，更要把握好本省区农产品生产先导型大数据和提前预测预警。市县级机构则定期同时向国家机构和省区机构汇总报送相关数据，运用互联网技术扁平化报送汇总，减少层级过多造成的数据迟滞耽搁。扶贫攻坚地区应该是报送体制创新的重点。

    4、职能转变创新，强化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

    提高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就是要联手创建信息共享的多部门联席会商机制，像天气预报一样，根据对未来最新动向、先兆苗头的分析预测和把握，心中有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将监测重心下沉前移，至少提前一个周期，定期给出及时、权威、正确、可靠的鼓励或限制种植养殖信息和明确的指导意见。这将为防止盲目性和损失浪费，推进精准适度农业、集约高效农业、节能环保农业创造条件。
强化政府前瞻性的综合服务能力的要点之一，就是对影响较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和主要品种，加强先行指数采集和实时重点监测预警，提前进行排查摸底。例如，提前掌握对主产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种植面积中短期变动、种养殖中短期意向、农资中短期采购变化、涉农订单中短期变动、粮食肉蛋菜果存储的短期动向；提前了解各个主产区、主要品种此消彼长相互影响的动向，掌握好各地区农产品预计上市的时间差、季节差，实现协调互补，提前安排错峰上市、防止“撞车”滞销积压，提前了解冷链物流配送增减变动；等等。对扶贫攻坚地区要提供周到的专项信息服务。

    5、责任意识创新，建立稳定农产品市场的问责制

    假如农民没有听从正确的指导意见建议而造成经济损失的，自然应当承担后果，但假如政府信息分析和建议出现明显偏差，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和补偿。这一点对于扶贫攻坚区尤其重要。以先行指标为基础的调控体系，即使是在分散小生产众多的场合，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以往一再出现的农产品市场大幅度剧烈波动。因此，今后再出现农产品大面积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的，特别是扶贫攻坚地区，可以认定为“责任事故”，一定要追究相关主管部门和直接责任人的过失，责令其必须保护受损农民的利益，适当赔偿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不得推诿塞责。因为凡是出现这种“突如其来”情况，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先兆的，或者是相关部门对农民的引导有误，或者是对先行指标变动浑然不觉，销售风险预案没有建立，因而出现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失察和疏漏。这同样属于失职行为，理当承担和追究责任。在这种关键时刻，特别是扶贫攻坚地区，及时赔偿农民的损失，可以在第一时间最大限度防止“谷贱伤农”，防止下一周期农产品供给瞬间萎缩，价格剧烈波动，保护农民下一周期种养殖的积极性，稳定农产品供给，从源头上减少震荡，为稳定后续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实施以先导型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统计、发布至关重要，但包打不了天下。况且瞬息万变的市场致使政府信息不对称缺陷以及突发自然灾害损失永远无法完全克服，小范围少品种局部的波动在所难免，但人为造成的大面积多品种剧烈波动和巨额经济损失完全可以防范。提前发布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信息，适时给出精准化、权威性的种养殖指导意见和建议，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今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和增强扶贫攻坚能力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宋则：《稳定农产品市场必须实行“反周期”调控》，经济日报2013年2月27日理论周刊。
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PMI研究与实践，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2-1
4、杨青松：国际视角下的蔬菜流通模式研究（2011•内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