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判断：我国对外贸易在结构上存在两个重要局限
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7606.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位于世界第三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分别位于世界第七和第八位。货物贸易是庞大贸易顺差的直接来源，如表1所示，服务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绝对额和增长率都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并且多年来持续维持逆差。周燕、郑甘澍通过对主要国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分析指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呈现出总量上互补和差额上替代的关系；由于比较优势的缘故，拥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1] 由于在贸易方式上我国仍以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为主，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售后服务都在国外进行，这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贸易的落后使货物贸易转型和升级受阻。[2] 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中运输、保险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三项的贸易逆差就达到280.67亿美元。所以，我国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企业更多地依赖国外服务机构或在国内的外资服务机构来提供国际运输、金融保险以及专利特许等，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局限之一。
另一方面，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可见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有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指数越大，表明该类商品国际竞争力越强，TC指数小于零，则表明该类商品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如表2所示，我国货物贸易从整体上来说具有微弱的竞争力，并且近年来竞争力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我国出口企业也在不断改善产品质量，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我国服务贸易TC指数虽然在逐渐增大，但是一直小于零，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竞争力低下。服务贸易中稍微具有竞争优势的是旅游、建筑等传统的服务贸易方式，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保险、金融行业竞争力最弱；运输的TC指数则一直小于零，说明我国货物出口迅速扩张并未有效带动运输业的发展，计算机和信息竞争力在不断增加，但是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指数几乎接近－1，表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层次较低，企业在关键产品、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这个情况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领域是同时存在的，它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二个重要局限。
依赖劳动密集与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使我国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0～2004年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了6％左右，近两年随着铁矿石、铜以及石油等战略性产品的价格持续上升，我国贸易条件仍在不断恶化。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含量低并且缺乏自主品牌，需求价格弹性低。张根能、徐丽秋、徐瑞平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结合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制成品和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的变化，分析指出以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结构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这种贸易方式对我国参与贸易利益的分配是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加剧了我国经济效益下降和利润流失，从而抵消了经济增长的部门利益[3]。如图1所示，假设出口X，在贸易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使社会福利水平达到U’，而X的贸易条件恶化，世界市场上x产品的相对价格从Pw下降到Pw*，社会福利水平就只能达到U*的水平。
图1：贸易条件恶化引起效用降低[4]
二、理论分析：相对优势必须不断再造
国际贸易以国际分工为基础，通过商品在国际间的交换实现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导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理论，最初是由大卫·李嘉图提出，他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赫克歇尔和俄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由于产品要素密集度不同，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会影响不同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产品价格差，并成为各国进行贸易的动机。比较优势理论倡导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获得贸易利益。发达国家资本丰富，技术先进，发展中国家则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从而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格局。
然而在现实的贸易格局中，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制造品收益不断递增，发展中国家则技术进步缓慢，其出口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低、收入弹性小，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5]。另外，随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限制日益减少，资本、技术、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倒流，要素禀赋差异被弱化，技术的决定作用愈加明显，这更加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形成了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技术的差距在对外贸易中起了关键作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快，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强，从而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上的依赖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学说指出，技术进步的差异决定了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中心是技术创新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发展的动力，外围则是中心的附庸、原料提供者和技术模仿者。发展中国家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强化了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6]。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按照比较优势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使我国跃升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要成为贸易强国就必须要改变现有的低效率贸易模式，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7]。因此，相对优势必须不断再造，如果停留在原有的传统比较优势基础上，那种优势迟早会转变成为劣势。我们要跳出传统比较优势的“陷阱”，政府应该加强对未来主导产品的可预见性，通过要素结构的改善，强化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地位和作用，并扶持那些现在不具有但将来会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上述两大局限，把外贸水平提高到更有竞争力的层次上，实现对外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模型分析：以服务贸易为例观察竞争力的要素
考虑到服务业是我国外贸产业结构中的弱项，且服务业人力资本比较密集，这里以服务贸易为例观察目前我国服务出口与直接利用外资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关系。目的是说明应更多立足于通过技术变迁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从而创造我国外贸的长期竞争优势。
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有效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二是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技术模仿和创新来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由此建立相关计量模型来分析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模型选取的是时间区间为1985～2005年间的21个样本，所用数据指标有：服务贸易出口额SE；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存量HC。由于人力资本的难以度量性，本文采取受教育年限法，将劳动力按照不同的受教育水平分类：文盲或半文盲、初等教育水平（小学）、中等教育水平（初中、高中、职业技校和中专）、高等教育水平（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及博士），其教育年限分别设为1年、6年、6年和4年，对不同的受教育水平赋予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求出平均受教育年限，再乘以从业人员数，用公式表示为
。[7] （数据样本如表3）
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变量取对数，通过Eviews3.1软件对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虽然方程（1）拟合程度高，也能通过T检验和F检验，但是DW值仅为0.74，说明变量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通过观察变量的相关图，可以发现变量存在一阶自相关，对模型加入变量AR（1），重新回归得：
方程（2）的DW值表明已经基本消除了自相关，并且各变量均能通过T检验，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回归方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也提高了。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服务贸易出口不仅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同时还受过去的贸易出口量影响；从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于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较大，而FDI增加则影响偏小，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按照入世承诺，我国的服务市场在“十一五”期间走向全面开放，在这之前，国内部分服务市场对外资的准人是有严格限制的，因此，通过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组织方式以及员工的“干中学”效应等获得的FDI技术外溢效应是有限的；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整个服务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咨询等部门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人力资本积累对于这些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部门如旅游、建筑等也会因为整个行业人员素质的提高而提升对外服务水平。
四、结论和建议：从四个方面打造外贸转型的实力
综上所述，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阻碍了货物贸易的升级和转变，而依靠FDI带动服务贸易发展的作用有限，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本国人力资本积累上；技术上的落后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层次水平，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中极为不利[9]，发达国家主导产业正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我国不能一直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仅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比较优势不仅造成国际竞争力低下，而且也不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因此，外贸增长方式已迫切需要转变其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本文给出以下建议：
（一）把提高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和创建品牌优势与进一步提高一般贸易比重更好结合起来 一方面，努力提高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质量，对高、中、低档产品都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避免过多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阻挡，并且重视产品外观包装等非价格因素的影响，实现产品的高档化、特色化、多样化生产，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信誉，努力塑造自主品牌，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政府也可以通过资金配套吸引企业进行研发活动，以及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低利率融资贷款，对于企业的研发投资收益给予税收减免，加强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力度，刺激厂商进行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企业应通过新产品的开发、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出口市场的分散来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弹性，在“中国制造”中打上更深的“中国创造”的烙印，把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数量的影响转变为质量和档次的上升，并提高创（换）汇能力。
（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升级货物贸易的迅速扩张给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强大的需求，如技术转让、金融保险、运输仓储、营销渠道以及咨询推广等。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改善融资渠道，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中小企业能够筹集资金开展贸易，并积极发展我国的海外金融贸易业务；开拓海外研发基地建设，更多更直接地利用海外先进技术并就地转化；开辟与巩固国际营销渠道，更多地掌握对营销渠道的控制权，特别要建立直达营销终端的能够直接把握国际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营销体系；抓住国际服务业加快转移的重要机遇，建设服务业外包基地，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等。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要引导吸引FDI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积极引进那些国内缺乏的技术型企业，使我国企业不仅能学习到跨国企业的先进经营管理模式，还能通过员工培训等提高我国人力资本，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三）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应该突破空间的局限，也就是说，可以在国内利用，也可以在国外利用；事实上，许多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大陆投资的过程中，对我们给予的配套资金利用得很充分，以致国内人士曾提出质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在利用内资，这实际上给了我们利用外资必须拓展空间的启示，而且在境外利用外资的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其次，对于一些一时不容易进口的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技术，通过在国外创办企业（含合资、参股），将更有条件加以掌握。再次，在贸易市场的占有方面，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对于物质产品可以更多绕开贸易壁垒，对于服务贸易则更能适应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同一性的特点，提供“贴身”经营。最后，鉴于“干中学”是人力资本提升的最重要途径，而“干”的环境非常重要，通过“走出去”，在更广阔和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实践，对我们的企业素质和产品素质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智力因素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递增收益的重要源泉。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成为我国以往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中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然而要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延长制造业两端的产业链并且提升自主创新和自主制造能力，就需要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各类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已有迅速增长；但目前最紧缺的还是两类：一是既懂技术也懂外国语言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既有知识积累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从企业管理队伍看，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也比较缺乏，一些企业的短期行为还比较明显。要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和企业对人才使用的短期眼光，社会应积极储备走向世界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对教育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必须超前；要充分利用现有人才，鼓励企业与学校之间人才资源共享，开展共同研发，促进产学研、贸学研一体化发展；要特别注重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激励和保护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创新，等等。只有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培育上做足基本功，才能培养属于我们自己的长期竞争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1] 周燕，郑甘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量互补与差额替代关系[J].亚太经济2007(2):93—96. [2] 李伍荣．服务贸易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机理及其实现[J].国际经贸探索，2007(4):18—21. [3] 张根能，徐丽秋，徐瑞平．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综合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8):74—76. [4] 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代谦，别朝霞．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J].世界经济，2006(11):70—72. [6]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6):20—26. [7] 孙敬水，董亚娟．人力资本、物资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37—43. [8]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9. [9] 顾卫平，邓雅勤．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理论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7(4):3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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