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提高投入服务化程度能够提高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背景下，制造业为了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会倾向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便宜的优势提升制造环节的竞争力，更少借助投入服务化提高增加值率；服务行业对外贸易程度会调节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应，使用对外贸易比重高的行业供给的服务要比使用对外贸易比重低的行业供给的服务更能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对外贸易，投入服务化，投入产出表
一、引言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servicing，有学者称之为tertiarization，即第三产业化）指制造业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倾向于较少投入实物要素，较多投入服务要素。造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主要动因在于制造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制造活动的效率，也来源于内部服务的有效组织和提供，并且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逐渐提高。近10年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投入服务化趋势，在很多制造行业的生产成本中，纯粹的制造成本已不足20%，产前、产中、销售、消费和消费后的服务成本则超过80%。
就我国而言，目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现状如何？投入服务化与制造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怎样？在制造业、服务业非对称开放背景下，什么类型的制造业更倾向于推进投入服务化？哪些服务行业更能起到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功能？很显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明晰上述问题，有利于为推进我国制造业发展从依靠消耗资源等硬资源投入转向依靠创新、知识等软资源投入提供政策借鉴。
二、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经济效应的特征
随着产品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和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顾客需求已经不仅局限在具体的产品或者技术上，而是日趋复杂。从很大程度上而言，如今顾客所追求的是更加舒适、可靠、便宜和安全的产品。在竞争中，企业为了提升市场份额，必须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来源，了解新时期顾客（包括最终消费者、终端用户、供应商和分销商）价值的内生过程，在此基础上向他们提供能够满足其价值生成过程的由物品、服务、技术支持、知识和自我服务构成的“物品-服务包”。于是，无形的服务包括账面上可反映的服务和隐形服务逐渐取代有形产品，成为在顾客关系管理中最能够给顾客创造价值的要素，而实物产品往往只充当服务的载体，或作后续服务的敲门砖。
既然服务成为制造企业一种日益重要的投入要素，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企业首先需要就服务这一投入要素作出投入多少以及“做”或“买”（Make or Buy）的决定，即，是在企业内部生产还是在外部市场采购。很显然，企业上述决策过程要受对外贸易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制造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争取最大化的利润，需要根据外贸环境调整投入结构以获得最具竞争力的成本结构；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外贸环境会影响服务业的效率，进而影响制造企业的服务外包行为。我国的产业开放一直呈现非对称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开放滞后于制造业开放，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开放滞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放，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滞后于消费性服务业开放。这种开放格局，将不仅影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进程，也将影响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应。
（一）投入服务化与制造业增加值率
从一般意义上看，我们认为我国制造业促进投入服务化有助于提高竞争力，具体将表现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与其增加值率正相关。对此，可以从分工深化角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Riddle（1986）认为服务业（主要指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利用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迂回学说可以更清楚地阐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动因，奥地利学派认为除了资本密集度（劳均装备的资本量）提高能提升生产力外，生产过程的重组和迂回也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因为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不仅需要使用更为专业的劳动力与更多的资本，而且生产步骤的增加也增加了中间投入的数目。格鲁伯和沃克（1993）进而认为，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业中实质上是在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最终将这两种能大大提高最终产出增加值的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之中。薛立敏等（1993）认为，可以将生产性服务的提供者看作一个专家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提供知识及技术，使生产迂回度增加，生产更加专业化、资本更为深化，并提高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效率将越来越取决于不同生产活动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系的属性，而非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
从组织形式上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不断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服务外包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化形式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蓬勃发展。发达国家一些附属于原生产单位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活动，如广告、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可行性研究、包装、运输等，开始逐渐转向外部化，具体表现为原生产单位外购、分包这些服务活动。依据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生产性服务外部化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升的表现。陈宪、黄建锋（2004）在综述国内学者论述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后认为，在服务业增长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并能作出一般解释的应该是“社会分工”因素。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之一便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企业面临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以及竞争强度越来越高，追求专业化而不是范围经济成为企业普遍诉求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原先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会计、营销、咨询等服务职能部门逐步分离出来，由独立的市场主体运作。生产性服务这种由“内在化”向“外在化”的演进趋势，是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在上述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分离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的经营变得更加专业，创新的频率不断提高，规模经济逐步凸现，于是生产性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从外部获取生产性服务的成本在不断降低，进而又推动工业企业将更多服务环节进行外部化以及不断提高服务投入的比重。
（二）我国现阶段制造业外贸比较优势与投入服务化
如果制造企业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下进行竞争，企业会根据自身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链区段，同时利用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创造、积累竞争优势。一般而言，最终产品的增加值率同其蕴含的价值链的长度成正比，而投入服务化实质上就是在增加中间生产性服务投入的种类，这正是投入服务化能够提高产品增加率的主要原因。于是，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发展格局日益形成，产业、地区的结构得到更替。
但在开放格局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价值链在进一步细分，国际产业链全球化延伸和再配置也在加速。根据Kogut（1985）的价值链理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企业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外包活动实际上可被视为价值链增值活动的协调与博弈过程。针对特定企业而言，决定其市场竞争力和利润份额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其直接生产或参与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链长度，而是该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特定产品的价值链包含着众多价值环节，但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关键的战略环节集中着绝大部分附加值和利润，某些辅助或支撑环节仅能提供很少的附加值和利润。通常而言，处于产业链终端或下游的企业由于掌控了产品销售终端，相对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企业具有不对称市场势力，相应也就拥有了产品价值转移和价值增值实现过程的决定权，从而能够获取产业链整体创新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剧烈的市场竞争引发的对不断提升效率的强烈诉求，以及国家间壁垒的减少，很多“物品-服务包”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被一段段分开（片断化），在空间上离散性地分布于世界各地，然后通过对外贸易将分散的价值链链条集合并组装形成最终商品，再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如今，通过跨国企业庞大的资本网络，国际分工体系已深入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并具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如水平分工、垂直分工、混合分工、扁平分工等等。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变化，也不断影响着在全球体系下各个地区和城市的产业结构形态。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企业怎样才能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从而占据特定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根据能力理论，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首先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和能力、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由于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目前我国制造企业的研发能力、终端市场渠道控制能力均较弱，在全球化引导下的制造业多区段生产分置格局中，主要在扮演配角，这种格局更多地是以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或供应链整合方式进行。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多区段分置的链条铺设到广泛的地区，特别是与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垂直型区段分置。或者跨国公司通过对外包、下包供应商的等级评估淘汰竞争制度和提供设计、制造技术帮助，将这些环节的价值和利润向自身控制的环节转移。于是，在这种分工体系中，我国很多制造业行业主要是在从事加工装配业务，处于所属行业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即该行业“微笑曲线”的中间低端部分。这些行业和企业普遍具有如下鲜明特征：技术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不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居多，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事实上，即使在电子信息行业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中，我国的多数企业也只是在从事加工与装配工序，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大多被外资控制，产品附加值低。那么，我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是否有可能通过外购生产性服务切入“微笑曲线”的两端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小主要取决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足够强，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外购生产性服务降低整个“物品-服务包”的成本，从而增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如果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那么制造企业通过外购生产性服务只能挤压纯物品部分的利润，反而不利于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幸的是，实际情形恰恰是后者。
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存在如下几方面显著特点：第一，供给品种不足，与制造企业需求脱节。如在产前服务阶段，以科技研发为例，很多科研院所不了解市场和制造企业的实际需求，研究仅停留在发表论文阶段，缺乏进一步实现工程化、产业化的资金投入和激励机制。第二，市场化和外向化程度较低，抑制了发展动力。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制造业。较高的进入门槛和狭窄的市场准入范围将绝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拒之门外，甚至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竞争机制的弱化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第三，专业人才不足，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由于外部生产性服务供给价高质低，制造企业理性的应对策略应是放弃外购生产性服务，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要素便宜的优势提升制造环节的竞争力，甚至压缩部分原有服务项目，以缩短“过程周期时间”和挖掘生产环节所能产生的现金流价值，从而尽可能提高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即使对于一些无法省略的服务项目，制造企业可能也会谋求通过成本更低的国际服务贸易而解决。事实上，如吕政等（2007）指出的那样，一些外商投资制造企业在生产性服务使用方面呈现显著的“二少一多”特征，即：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需求少；产品设计、关键技术、零部件依赖于进口，对本地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产品直接出口多，而且多进入跨国公司营销体系。
更为严重的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国际分工体系在通过产业链的区段分工将我国的产业高度较长时期地压制在一个比较低端领域的同时，还将因“路径依赖”效应对我国内部的产业结构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产生妨碍产业结构升级的“锁定效应”。因为受“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型影响，我国工业化过程对服务网络体系的推动机制可能被阻断，使后者不能呈现出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相匹配的发展速度。首先，从制造企业方面看，由于不能掌控价值链中的收益高端环节，无法形成技术创新投入和收益补偿有效循环机制，很难有效激励自身产业链持续技术创新的能力和价值链升级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未能形成“兵团作战”效应，难以对产业链外的其他企业或上下游协作企业形成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扩散效应。映射到宏观层面，我国制造业微观层面低层次的产业链定位及与之相匹配的价值链控制结构，将导致产业创新周期相对较长，创新→转移扩散→再创新的产业链竞争力良性循环机制无法形成，缺少能够在企业、行业、区域、国家间全面转移扩散的自主创新成果。其次，从生产性服务企业角度看，如果没有足够的外包服务需求，很难形成独立的产业，并借助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成长壮大，进而可能使我国制造业要么更加依附于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要么更难以从生产环节解脱出来。
（三）服务业非对称开放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应
由于行业开放程度与效率之间往往正相关，因此投入服务化虽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但投入服务化的这种经济效应会随着服务行业开放度的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别。我们可以推断，对外贸易程度越高的服务业（表现为进口服务在总供给中占据更大比重），越能发挥提升制造业效率的效应。具体原因如下：首先，能强化市场竞争，迫使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根据超产权理论，只有在市场竞争日趋剧烈的环境下，利润激励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的成本意识和增加他们努力和投入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所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从宏观方面看，会引导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力）从效率低下的企业、行业流向效率较高的企业、行业，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微观角度看，对于存量企业而言，其投入结构和组织效率也必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得以提高。竞争产生的生存动力、信息比较动力将迫使存量企业不断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组织方式。近几年，正是附着于大量的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很多新型服务业态和管理理念、方式才应运而生。其次，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衔接更为紧密。技术溢出效应指国内服务企业为了与进口的服务竞争，会向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服务企业本身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
三、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描述
总结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可将其概括为如下三个假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与增加值率正相关；出口比重越高的制造行业越不倾向于通过投入服务化提高增加率；使用对外贸易比重高的行业供给的服务要比使用对外贸易比重低的行业的服务更能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高。针对上述三个假说，分别设定如下回归方程，并利用2007年中国135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检验：
RAV＝C1＋αRS＋ε1
RAV＝C2＋βRS＋δRS＋REX＋ε2
TE＝C3＋λ1RSOP＋ε3
TE＝C4＋λ2RSCL＋ε4λ1>λ2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C为常数，ε为随机误差项，下同。RAV表示制造行业的增加率，用投入产出表中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与总产出的比值表示，制造行业包括谷物磨制业等80个行业（对应序号为11-90）。在本文考察的80个行业中，烟草制品业的增加率最高，达到62.4%，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增加率最低，仅为13.9%，全部制造业的平均增加率为22.17%。RS表示投入服务化程度，用投入产出表中各制造行业的服务投入总和与中间投入总和的比值表示，其中服务行业包括铁路运输业等40个（对应序号为96-135）；α为系数，预期其符号为正。根据计算结果，在80个行业中，投入服务化程度最高者为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为23.53%，最低者为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为6.47%，80个行业投入服务化程度的平均值为11.85%。
在第二个回归方程中，REX表示各制造行业的出口导向程度，用该行业出口额与总产出的比重表示，预期其与RS乘积项的系数β的符号为负，意味着在投入服务化促进增加率提高过程中，出口导向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TE为各制造行业的技术效率，我们利用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求得。DEA应用线性规划原理，通过比较同一时点不同经济体加权的投入、产出数量，得出前沿产出水平，再通过衡量各经济体的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差距，得到其技术效率数值。一般而言，相对劳动生产率、产业利润率、市场份额等指标，DEA考虑了产出和投入的对比关系，提供的是一个衡量行业全部生产率的指标，因而显得更科学、可靠。利用DEA方法计算TE，需要确定产出和投入，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我们将增加值确定为产出，将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确定为投入。运算结果显示，烟草制品业、雷达、广播设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最高，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最低。RSOP、RSCL分别代表制造行业所使用的开放型服务投入比重和封闭性服务投入比重。为了计算RSOP、RSCL，我们首先将所有服务行业按照进口服务占总产出的比重进行排序，然后选择开放度5.57%（邮政业对应的开放水平）作为分界线，将所有行业分为开放型和封闭性两类，前者包括邮政业、旅游业、计算机服务业、文化艺术业、娱乐业、住宿业、新闻出版业、软件业、商务服务业、航空运输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等11个行业；后者包括管道运输业等29个行业。根据假设，预期RSOP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大于RSCL的系数。（二）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使用eviews6.0软件对上面三个计量方程进行估计。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采用了white异方差校正功能，从计量结果看，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第一，在回归方程一中RS的回归系数为0.9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投入服务化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平均可促使制造业增加值率提高0.9个百分点；第二，在回归方程二中，RS*REX的系数为-0.007，且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制造业的外向化程度会负向调节投入服务化对增加率的影响；第三，对比回归方程三和四中RSOP、RSCL的系数，可以发现RSOP显著为正，而RSCL则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投入服务化程度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会因为行业的对外贸易程度不同而改变，只有使用开放型行业供给的服务才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
四、简短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开放经济中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其增加值率、技术效率、出口倾向之间的关系，由此引申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应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在扩展产业链、提升生产效率、扩大产业附加值等多方面的作用，促进服务业与工业互动发展。第二，应重视强化对外开放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领域，这不仅包括金融、保险、贸易等外资已经进入较多的行业，而且还应包括通讯、会展、专业商务服务等众多以往开放程度较低的行业，从而提升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促进其同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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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产业链定位、分工与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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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政，刘勇，王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6，（8）。
（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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