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检验模型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不仅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所处的生产阶段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其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对价值链嵌入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要素禀赋结构及两者交叉项纳入进来，同时还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最终基本检验模型设定为：

    LSit=α0+α1ffαvit+α2KLit+α3ffavit*KLit+α4Xit+εit    (1)

    其中，下标i为国家，t为年份，εit是随机扰动项。LS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国家在第t期的劳动收入占比，以劳动者报酬除以不变价GDP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国际价值链嵌入度(ffαvit)以第i个国家在第t期各产品出口部门的国外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重来衡量；要素禀赋结构(KLit)以第i个国家在第t期资本存量除以劳动者数量来衡量。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openess)以各国商品贸易额占GDP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各国信贷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ra)以各国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政治制度(pinst)以政府效率来衡量，经济制度(einst)以经济自由化指数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搜集与整理了40个国家或地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2011年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劳动收入占比变量、要素禀赋结构变量、劳动者报酬变量、各部门价格指数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SEA账户，价值链嵌入变量的数据来自OECD的TiVA数据库，贸易开放、信息基础设施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库，金融发展变量的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而政治制度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WGI，经济制度变量的数据来自全球经济自由化指数EFW数据库。

    三、计量检验结果

    (一)基本估计结果

    表1报告了估计的基本结果，第(2)—(4)列是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估计系数为负，交叉项估计系数为正，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与其交叉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样本国的出口结构逐步实现了转型升级，转向了更高级的生产阶段组合生产，其产品结构变化导致了样本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但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即随着资本密集度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减弱。因此，上述结论与理论部分的假说基本相符。

表1  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基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代表t值，下同。

    在其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要素禀赋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白重恩和钱震杰[1]、罗长远和张军[2]、蒋为和黄玖立[19]的结论相一致，说明样本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总体较小，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使得劳动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促进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表明贸易开放下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25]。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的深化有利于促进劳动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26]。信息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可帮助劳动者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增强了劳动要素的流动性，但其发展会对现有线下生产经营活动、市场份额和劳动力供给形成替代和挤占[27]，且其不均衡发展也容易造成新一轮的收入不平等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此外，本文没有发现经济制度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未来亟需以更大的魄力践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应有之义。政治制度与劳动收入占比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此外，本文还分别利用20%与80%的分位数进行回归，见第(5)—(6)列。结果表明，前述结论在不同分位回归条件下具有稳健性。

表2  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劳动者收入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进一步的讨论：考虑不同劳动者技能类型及嵌入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分析劳动者技能类型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价值链嵌入的劳动分配效应，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的劳动收入占比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对高技能劳动者及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而言，价值链嵌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这种负向效应逐渐减小。相较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更弱，其交互项系数更小。这也基本符合Acemoglu[28]等提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观点。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非中性技术进步使得新产品生产的技术密集度更高，提高了产品生产和技术环境的复杂度，诱使新技术应用与技能劳动更加紧密地结合，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表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29]。由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适应性与学习性相对更强，减少技术革新初期不适应性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缩短对新技术应用的适应时间，从而使得企业更愿意雇佣高技能劳动者，并引发了技能溢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逐步扩散，扩大了对高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高技能劳动者将为要素禀赋结构更高级的生产环节或阶段提供劳动服务，且高技能员工也能从中获得更多更先进的学习培训机会，增加议价筹码，进而获取更为合意的工资回报，即“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更高”机制[30]。而较之于高技能工人，低等技能劳动者受自身能力所限，只能主要从事要素禀赋结构相对较低的生产阶段，与企业主进行工资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弱，因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加深对其劳动收入分配负向效应更趋恶化。

    除了劳动者技能类型存在差异之外，价值链嵌入结构也具有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还分别从不同价值链嵌入方式对劳动收入占比、不同价值链嵌入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角度对核心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3第(2)—(4)列是依次加入产品嵌入运载fcfavit、服务嵌入fsavit、双重嵌入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首先，在价值链双重嵌入结构下，无论是产品嵌入还是服务嵌入，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要弱于产品嵌入，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成为了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重要动因。相比产品嵌入，服务嵌入更有利于通过“探索性学习”促进技术溢出与知识扩散，建构多元化的动态服务能力，推动治理结构由俘获型或层级性向市场导向型或均衡网络型转变，丰富价值链租金的创造途径以及改善网络成员的租金分配效果[21]，这确保了企业有能力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31]，使得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趋于减弱。其次，产品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加深，产品嵌入仍较多地体现在劳动密集生产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未能超越其临界水平，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出口结构造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而服务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嵌入更多地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生产阶段，要素禀赋结构跨越或接近临界水平，使得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最后，同时考虑价值链嵌入结构和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情形，结果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高技能者收入占比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产品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服务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入，产品嵌入的负向效应依然存在，而服务嵌入的负向效应得以逆转，对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来源于《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