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认为，社会文化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岭南文化主要是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所创造的一种地方文化，它主要由三大民系文化构成：广府民系文化、客家民系文化和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使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获得了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根植于岭南文化的制度创新精神使广州至珠海的五座公路大桥是第一个引进社会资金修桥铺路、汽车过桥收费，率先开辟了“集资引资建设路桥”的新途径，创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率先探索各种股份制形式，组建了全国的第一家报业集团等等。同样是岭南文化，在企业做强方面却没有发挥作用，全国工商联组织在1999年度曾对“上规模民营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营业收入在全国排名前10位的民营企业分别是联想集团、万象集团、东方集团、上海新高潮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团、福建德亚集团等。而广东省却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跻身于十大集团。同样，2006年3月22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正式公布了备受业界关注的2005年中国连锁百强，百联集团以720.7亿元的销售额，6345个门店总数仍然高居榜首，北京国美电器和苏宁电器分别以498.4亿元和397.2亿元的销售业绩分得第二与第三，其后是华润万家、大商集团、北京华联集团、物美控股、农工商超市、家乐福、上海大润发。而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调查，广东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3亿元，连锁经营零售额1582亿元，在连锁经营零售额占20%排名第二。
 
    一、岭南文化对企业外显竞争力和核心能力的积极影响

    1．重商、务实精神有利于加强企业的营销能力。广东人很重视售后服务，商品售出后，售后服务接锺而来：送货上门、安装调试、免费维修、一定期限内包退包换等等，使人们感到买“广货”放心。精明的广东人在实践中体会到，单纯直接赤裸裸地追求金钱的结果只能赚小钱，为顾客服务、让顾客满意，看似赢利曲折，却是求大利之道，因此他们在售后服务上大做文章，为用户计意在为企业谋，为企业谋必得为用户计，这已成为广东商家的通则。广东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发展，而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本性与商品经济的无限逐利本性，在商贸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因此，求富心态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必然产生的一种普遍心态，由于岭南文化的边缘性，没有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原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精神的严重抑制，而长期保存了下来。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和务实性，使岭南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仁义思想，在社会心理、民众心态与价值观念上，岭南人对于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发家机会和个人如何抓住机会获得成功，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对于个人合法的行为而获得的钱财与社会赞誉这种“结果”，表现了倾心的赞赏。处于“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岭南人善于应变改变了的现实，把合乎社会需要作为价值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化解功能，能快速而有效地把新思想贯彻到生活和行动中。

    2．开放兼容精神有利于企业内部员工的和谐相处。《岭南文化》中 “岭南位于东亚大陆边缘、南海之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形成的岭南文化，必然是‘窗棂之下，易感风霜’，免不了要发生与其他外域文化的碰撞和交汇，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与较为封闭的内陆文化有明显的不同性质。”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广东人能平等地与其他文化融合，积极、主动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特性。

    3．开拓、冒险精神有利于制度创新。可以说，近代凡与西方有关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广东人最先尝试。岭南地处亚热带，境内温湿多雨，又有浩渺的南海环绕其南，大海在孕育了广东人的商业因子的同时，也铸造了广东人冒险的性格。近代著名粤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彼航海者，其所求固有利也，但求利之始，都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另外，五岭雄峙岭南之北，使岭南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易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潮。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勇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从唐代始，广东人就冒险犯难，迎风破浪，陆续前往南洋、澳洲和南北美洲等地，建立家园，从事商业经营，即使在明清实行海禁的年代，岭南人也敢冲破“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出洋贸易。到了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后，广东人更是捷足先登，积极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修铁路、办工厂、设医院、引进技术设备。

    4．亲友“网络”是企业的核心资源。潮汕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实行一种代客买卖的所谓“南北行例”的经营方式，这种寄售代佣方式必须建立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因此买卖双方大都是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叻汕贸易线之所以能形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面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即得力于这种亲戚同乡环环相扣，互相提携，人情味及浓的经营方式。香港的120多家潮汕药材店，其中互相之间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大约接近100家，这些店东有的是子侄、亲戚、朋友、伙伴关系，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了药材业的门径，有了一定基础，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另立门户。

    二、岭南文化对企业内在竞争力的消极影响

    1．过分强调变通、忽视规范不利于扩大企业的规模。由于工商活动的普及性和渗透力，传统的岭南社会“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具有反规范性的文化心理社会基础。到了现代，提出了著名的“灯论”，即“绿灯来了跑步走，红灯来了绕着走，没有灯来也要摸着走”，它隐喻的是一种政治策略，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可走与不可走的临界状态，我要抢着走，在不能走时，我要创造条件变着法子走，决不等待，决不观望。这种变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制度安排滞后所导致的尴尬，但是，随着市场的完善，善于变通的思维方式的隐患也越来越明显，它会使长期处于这种变通状态的人们对任何制度——原有的或新建立的制度失去信心和兴趣，整个社会的刚性约束大为减弱，建立在公共管理制度基础上的道德认可也随之淡薄，最终制约社会的长期进步。台湾一民间机构公布的《2002年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白皮书》中可以看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满意度连续三年保持第一，其中，管理规范是其满意度高的原因之一。屈大均《广东新语》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处于这种交汇地带的广东有着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贸易赚钱的机会，所以广东商人做生意时，一旦市场不行可以立即关门转行做别的生意，而且照样赚钱。广东商人面临几个机会时，他的选择往往是既不愿意放弃每个机会，又没有能力通过做大企业规模来挖掘每个机会所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条件下，做大企业规模的机会成本较高。因为轻松就能赚钱，广东商人不太注意业务和技术创新，而世界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不断创新，才有可能把企业做大。

    2．缺少知识、血缘文化不利于企业现代化管理。广东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其人才总体素质、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与华东沿海省市相比，缺少优势。广东商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广东商人读书少，文化素质不高，“离开了织布机，我还能干什么？”南海西樵一个体老板一句悲语，反映出广东商人在文化这道门槛前的群体性无奈。由于深知粤地人才匮乏，广东以令国人称道的气魄，采取灵活的政策令“孔雀东南飞”，吸引大批人才入粤，然而，用人才、重奖人才的同时，一种现象也司空见惯：大字不识几个的洗脚上田的农民，领导着一群博士硕士，人们将之形容为“羊统领着狮虎群。”即使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受过高等教育，喝过洋墨水的有些第二代粤商，同样摆脱不了家族管理模式：一方面不遗余力吸纳人才，一方面又处处设限设防，外来者纵有万般才华，也难以大展拳脚。家族制企业在广东大量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相信血缘而不相信五湖四海，南海就曾有着这样的规矩：子弟兵、娘子军组成的嫡系部队组成一道亲友的情墙，对外地人“可利用，不可重用”已成为心照不宣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外地来的职业经理人会拉帮结派且成批出走，这就是最为隐秘内在的原因，血缘文化对新制度的拒绝也是显而易见的，资本结构的无法多元化，自然而然带来的是法人治理结构的单一与陈旧。福山提出，华人企业之所以做不大，正是因为华人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华人只信任有血缘关系的人，不信任血缘关系以外的人，华人“可以向家庭、同学、有关社会团体、同事等投下大量‘资本’，对除此之外的人，他可能觉得约束他的压力不大”。

    三、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要做强做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企业外显竞争力。企业必须在品牌建设上下大力气，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关键不再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主要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和产品中的知识含量，美国著名品牌专家Larry Light说：“未来的营销将是品牌的战争，即品牌互争长短的竞争……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重要，而拥有市场的唯一途径就是拥有具有优势的品牌。”一个企业的品牌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和富有价值的战略财富，因此，提升品牌竞争优势是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在营销上则要坚持创新，以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变化，进而提高营销效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才可能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2．提高知识水平，培育规模经营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日本学者伊藤肇说过“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实践也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发展到目前的“文化管理”阶段，“文化管理”要求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决策和管理实践中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真正地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管理者要尽可能连续系统地学习与自己管理实践相关的现代科技知识、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掌握企业国际化运作中的商业规则，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决定着企业的兴衰，为此，企业需建立公平的考核升迁制度，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建立完善的职业化管理队伍，变“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

    3．加强制度建设，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世界上著名的长寿公司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有一套坚持不懈的核心价值观，有一种崇拜式的企业文化，有一种有意识地灌输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对自身“经历”的总结、提炼、共享，是企业的“性格”，是成功经验的弘扬，是“试错”经历的累积，企业文化的路径依赖性使企业的历史成为优势资源，也使企业文化具有不可模仿性和替代性，这些特性恰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文化观念创新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前提，将员工、客户和股东价值结合起来，将成为公司获得长期成长的关键。企业还应向“学习型”组织努力，培育内部不断学习的氛围，帮助员工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协助其实现人生目标，重视员工培训与教育投资，将其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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