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基于宣传的考虑，还是出于真实的战略意图，也或许受当时全国舆论开始重视高新技术的影响，深圳似乎一开始就将整个产业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定位于“高新技术”。不过，现在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深圳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留给真正的高新技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深圳究竟有多少严格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品或企业？因为，根据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来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进行的，这时，人均收入水平应该在8000－10000美元左右。

　　显然，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离上述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那么，为何深圳在产业技术管理制度的设计创新过程中，却超前自身的实际条件提出突出发展高新技术呢？笔者认为，这实质上仍然是由于过渡时期的客观实际和传统思想及体制的残余影响所致。这种情形使政府在体制转轨和制度变革过程中面临着二难选择：一方面，新制度要求政府只制订公共全局性的产业技术政策，创造和改善所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但另一方面，大量反应迟钝的企业可能对政策“信号”无动于衷，从而使政策失效，于是，政府不得不提出一些“口号式”的政策，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对企业进行强制“灌输”。结果，由于政策订得太具体或太“感性化”，就可能出现“灵活性不足”甚至背离市场变化趋势的问题，从而使制度只进行“有限的创新”，并使其效果打折扣。总之，新旧制度或许仍只能继续“过渡”。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变革和创新中出现的困境和问题，已经使深圳产业技术创新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1、一些企业或甚至某些部门对发展高新技术的宣传带有明显的炒作成份。

　　实际上，从深圳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来看，深圳企业界实际采用的更多的是中间适用技术和一般技术，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高新技术，真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仍然不到10％。尽管近几年来，深圳涌现出一些真正意义的高新技术企业，像电子、通讯、生物技术类公司等，然而，这毕竟不代表整体和全局。

　　当然，还有少数存在着超越自身能力和管理水平而盲目追求高新技术的问题。此外，个别大企业声称在国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实际上也只是某种形式，缺乏实质内容。不必忌讳的是，深圳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府一头热、企业和市场两头冷的局面，其间，多少让人看到了某种“大跃进”运动的影子。

　　2、高新技术与其它中低档技术如何形成适当比例问题。

　　从目前深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现状来看，深圳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发展高新技术和如何保持合理的产业技术梯度的比例关系”的难题。因为，由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孤家寡人"一个，很难形成产业群体和产业优势，而原来企业大量需要的中间适用技术可能被冷落，从而有可能出现使政府部门将目光一味地盯着圈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忽视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冷落其它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热情，进而加剧产业间的不平衡发展，影响了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进而在发展高新技术与如何保持合理的技术梯度的关系上失调。

　　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说明的是，尽管技术创新是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但技术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指发展高新技术，严格地说，技术创新不是一种产业概念，它存在于各个产业层次。例如，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即便是作为夕阳产业的钢铁产业、纺织产业也有自己的高新技术。因此，简单地将某几类产业定义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做法，不仅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不利于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因此，尽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是新形势下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但发展高新技术不应步入误区，即不应忽略技术的梯度和层次、忽略不同技术水平的比例和合理匹配、忽略发展高新技术所必然存在的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

　　3、在发展高新技术过程中，不自觉地将扶持重点放在少数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

　　在目前深圳出台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的计划中，都有相关的扶持对象，这些对象基本上都是现有的大企业，如康佳的数码彩电项目等。显然，这种以某些现有项目为政府的产业技术政策的落实支点的做法很有偏颇，因为它至少不符合市场选择和技术竞争规律，同时对所有企业也不公平。何况，真正推动技术进步和广泛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是中小企业。恰恰这一点，却是深圳产业技术制度创新中的薄弱环节。

　　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证明，中小企业的活力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所在，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才是产业创新能力的关键。著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教授在谈到美国旧金山湾为何成功的经验时就明确地说：中小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他同时说，日本筑波、韩国的大田、法国的尼斯等地之所以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批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大企业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远不及中小企业大。尤其是，在与新兴产业的萌芽有关的技术创新方面，中小企业比大企业远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