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采用地区细分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从技术引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两大路径研究 “新三角贸易”模式下知识外溢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吸收能力是影响本土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关联度低是制约高技术领域ＦＤＩ知识溢出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新三角贸易 知识溢出 吸收能力
一、引言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为培育和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以出口拉动技术进步，中国采取梯级关税政策：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通过进口料件的关税减免政策鼓励出口，规定凡经加工后复出口的进口料件一律减免进口关税，结果激励了在华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以东亚区域内垂直分工和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 “新三角贸易”模式① 备受关注：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东南亚 （ＡＳＥＡＮ）、中国大陆为主的欠发达经济体转移，通过ＦＤＩ和加工外包等方式向该类地区输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②，经生产、加工成成品后销往欧美。东亚各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展开国际分工与合作，中国成为东亚生产网和“三角贸易”的核心。“新三角贸易”模式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２００８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机电产品出口国。
受 “新三角贸易”模式的影响，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呈现三大特征：（１）高技术产品进口高度依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口则多面向欧美。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６０％以上来自以台湾 （占１７．１４％）、南韩 （占１５．３％）和日本 （占１３．５６％）为主 的 亚 洲 国 家 和 地 区；２３．４５％ 出 口 到 香 港，４２．３２％销往欧美各国③，出口香港的货物多转销欧美。（２）中间产品贸易贡献大。零部件贸易占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重，进口为５２％，出口为４８％，其中８％的 进 口 用 于 加 工 环 节 而 不 是 供 应 国 内 市 场（Ｇａｕｌｉ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３）东亚ＦＤＩ企业的进料加工出口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拉动大。不同国家ＦＤＩ投资战略和技术转移方式不同。如欧美企业投资多集中在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和计算机集成等技术领域，呈技术密集型特征 （Ｌｅｍｏｉｎｅ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２００４），以资本品一般贸易输出为主，通过集团内部贸易 （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 ｔｒａｄｅ）实现技术转移。而东亚企业以零部件加工贸易输出为主，通过公司间贸易实现技术转移。２００８年，以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为主的前三大出口行业高度依赖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所需的零部件和料件，４０％由四小龙提供，２０％由日本提供，从欧美国家的加工进口不足１０％。
投资战略不同，技术外溢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差别。“新三角贸易”模式的特殊性表明：研究贸易和投资活动对本土技术创新的影响，应区分投资来源和贸易类型进行分析。由于ＦＤＩ投资战略与产品贸易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单一研究出口或ＦＤＩ对本土创新绩效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可能引致错误的结论。现行研究多从总量或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基于投资战略的研究少。本研究基于 “新三角贸易”模式，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从技术引进、ＦＤＩ两大路径研究技术溢出对本土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以地处 “新三角贸易”中心地位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例，采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吸收能力与不同知识溢出路径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指出中国未来吸收技术外溢的路径和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贸易和投资溢出路径对本土经济的影响
在国内技术存量不足的情况下，技术引进是获取新知识最快捷的方式。通过贸易引进商品的附着技术成为吸收知识溢出的主渠道和工业化国家 ＴＦＰ①增长的重要引擎 （Ｃｒｅｓｐ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Ｆｒａｎｔｚｅｎ，２０００）。Ｂｌａｌｏｃｋ （２００７）认为：进口反映国内生产者与国外供应商之间的知识交换。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０５）采用纠错和协整模型，检验欧盟国家技术转移的情况，发现知识进口使机械、设备、医药三个高技术产业的 ＴＦＰ增长２００％，溢出效应使国与国之间的ＴＦＰ趋于收敛（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ＦＰ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知识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二战后，随国际资本的快速移动和国际分工的深化，跨国投资成为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的重要方式。Ｒｏｍｅｒ （１９９０）提出技术内生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具有特定的资产优势，有利于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Ｃａｖｅｓ （１９７４）最早用经验研究的方法，证实澳大利亚制造业企业劳动效率的提高与外资股权正相关，外资有助于提高分配效率和技术效率。Ｂａｒ－ｒｅｌ和Ｐａｉｎ （１９９７）强调吸引ＦＤＩ技术外溢的重要性，认为英国制造业３０％的效率增长得益于ＦＤＩ。Ａｉｔｋｅｎ等 （１９９７）发现：外资企业出口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导向。但如果ＦＤＩ企业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则国内供应商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ＦＤＩ的后向外溢表现为负。
（二）投资战略和吸收能力对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近期文献开始关注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Ｍａｔｔｏｏ等 （２００４）证实：后向链接是垂直型ＦＤＩ技术外溢的主渠道。独资项目多以出口或内销以占领海内外市场为目的，主要表现为水平型ＦＤＩ，对东道国的资源依赖小，企业间交流少，虽会转移较先进的技术，但技术保密性强，知识溢出少。张宇 （２００６）指出：跨国公司一旦掌握了控股权，多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以防与技术有关的各种要素向东道国企业流出。Ｇａｔｉｇｎｏｎ和 Ｅｒｉｎ （１９８８）、Ａｓｉｅｄｕ和 Ｈａｄｉ（２００１）证实：Ｒ＆Ｄ密集度与外资分享股权的进驻模式负相关。技术越先进的领域，跨国公司越倾向于独资进驻。Ｎｅｖｅｎ和Ｓｉｏｔｉｓ （１９９６）指出：信息传导机制、通讯基础设施是重要的区位因素。若信息不完全，当东道国企业 Ｒ＆Ｄ投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使跨国公司具有技术优势，也会因担心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反超而降低投资动机。
“吸收能力”这个概念最早由Ｃｏｈｅｎ和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９）提出，指学习和使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实践的能力。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等 （１９９８）认为：只有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国家才能从ＦＤＩ中获益。于津平 （２００４）证实：知识外溢不仅要求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要求东道国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和良好的知识传播媒介。黄静 （２００６）考察我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时，发现技术差距对ＦＤＩ知识外溢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现有的内外资技术差距不合宜。由于技术差距大，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难以被吸收，一定程度上负面激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动机。跨国企业依赖原料和零部件进口发展加工贸易，更阻碍了内外企业间的产业链联系，减少了本土企业学习和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的机会，不利于技术扩散。
（三）投资溢出路径对本土创新的影响
ＦＤＩ能否促进本土技术创新，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王飞 （２００３）、胡春力 （２００６）指出：ＦＤＩ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外资企业的设备基本来自母国，在华Ｒ＆Ｄ活动并不活跃。在技术含量相对高的产业，国内企业仍以低端技术环节的加工为主。陈柳 （２００７）基于长三角的研究发现：跨国研发机构的增加对本土技术创新可能形成 “挤出效应”。张倩肖等 （２００７）证实：ＦＤＩ知识溢出是促进本土技术创新的主要外部力量，与本土企业 Ｒ＆Ｄ活动存在互补关系；技术引进、购买国内技术等溢出路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在吸收能力强的行业，本土企业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得到明显改善。张海洋 （２００８）认为：设备和中间产品进口恰恰是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主渠道。
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贸易、投资是影响知识溢出的主要路径。但从研究主体看，现行研究多集中考虑发达国之间通过生产活动实现的知识溢出，对发展国家知识溢出路径的研究较少，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亚洲地区知识溢出路径与本土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看，现行研究多考虑单一路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不同贸易类型、投资战略与本土吸收能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在 “新三角贸易”模式下，这种交互作用更不容忽视。
三、我国贸易、投资现状及研究假设
（一）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为进一步分析产品贸易对知识溢出的贡献，我们根据Ｌｅｍｏｉｎｅ和 Ｄｅｎｉｚ（２００４）对贸易品所属生产阶段的划分方法，对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数据进行分类统计，计算贸易均衡贡献指数 （ＣＴＢ指数），该指数能有效去除周期性的影响因素，较准确地反映贸易商品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从加工层次分析不同产品对贸易均衡的贡献。
从出口层面看，最终产品具有比较优势。２００８年我国最终产品的出口份额达５５．９６％，其中消费品出口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７．５％降至２７．１４％；资本品出口比例从１５．６２％上升至２８．８２％。出口商品结构从消费品向资本品转移，这暗示结构改善，技术含量增加。从进口层面看，２００８年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比例仍达５２．４％，半制成品进口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６．２１％降至２６．３５％，零部件进口所占的比例则从２１．７６％升至２６．０５％，二者趋于收敛①，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新三角贸易”模式带动了零部件贸易的增长，暗示国际分工的深化。资本品进口占比低于零部件，但仍保持１９％的比例。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普遍 “重引进轻消化吸收”、 “重设备轻技术”。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技术引进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平均为 １：１．８，低于西方发达国 （１：３）和日本（１：５）②。“八五”期间我国技术引进中，成套设备（包括关键设备和生产线）占７３．８７％。之后资本品进口在技术引进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说明国内技术提升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减弱，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相对于资本品而言，零部件进口在知识溢出路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ＣＴＢ指数表明，中国消费品生产比较优势明显，呈结构性贸易顺差；零部件生产呈比较劣势，表现为结构性贸易逆差。 “新三角贸易”模式使零部件贸易逆差有扩大的趋势。受东亚ＦＤＩ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驱动，２００８年有４８．１５％和４７．６１％的零部件来自或流向东亚地区，表现为 “大进大出”的特征。我国对欧美国家的最终产品贸易表现为顺差，而对日本、南韩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间产品、资本品贸易均表现为逆差③。这说明我国主要依赖从东亚发达经济体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以获得技术外溢。 “新三角贸易”模式使我国成为东亚发达国家冲击欧美市场的跳板，我国外贸不完全符合比较优势理论：最活跃的出口行业并非技术最先进的行业，而更多表现为将对东亚地区的零部件贸易逆差转化为对欧美国家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贸易顺差。这表明：单纯研究出口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夸大贸易对技术的拉动作用。
为考察贸易对技术的拉动，我们进一步分析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高技术产品ＣＴＢ指数为负但绝对值呈减小趋势，说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与产业比较优势无关，只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业的比较劣势④。２００８年我国主要出口行业中，除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外，其它高技术行业均表现为贸易逆差，其中电子技术的逆差最为显著。这与比较优势和投资战略所表现的特征一致：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领域，８０％以上的贸易集中在收音机、电视机、办公设备、精密仪表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而在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等东亚企业投资集中的领域，加工贸易特征显著，出口对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的依赖强，国内缺乏配套供应能力。零部件贸易占高技术产品贸易的５０％以上，这暗示ＦＤＩ加工贸易带动了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是获取技术外溢的重要路径。
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区技术转移的贸易路径不同。亚洲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零部件加工贸易、欧美国家主要通过资本品一般贸易输出技术。进一步研究地处 “新三角贸易”中心地位的东南亚欠发达国，发现中间品进口占了较大比重，是技术引进的重要方式。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贸易溢出的路径有所差别。如在印度尼西亚，零部件和资本品的贸易路径趋于收敛；而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零部件贸易仍是重要的溢出路径 （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欠具说服力）。东南亚欠发达国与日本、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之间突出表现为零部件贸易逆差，而与欧盟、美国之间表现为消费品贸易顺差。资本品出口多呈上升趋势，暗示出口技术含量增加。ＣＴＢ指数显示：除消费品外，各类产品贸易均呈比较劣势。这暗示：受 “新三角贸易”模式的影响，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溢出路径可能与我国相似。
考虑到技术外溢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欠发达经济体溢出知识的过程，为检验技术引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中我们分别用资本品进口、零部件进口作为技术引进的替代变量，并假设：进口来源不同，知识溢出效应也有差别。从东亚发达经济体加工进口零部件、从欧美经济体一般进口资本品所获得的外溢效应与创新绩效正相关。
（二）ＦＤＩ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动因有所差别。东亚企业对华投资多表现为效率搜寻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和出口驱动型，而欧美企业对华投资则多表现为市场驱动型，这决定了二者投资的行业和外溢效应不尽相同。前者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旨在获取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通过产业转移和加工外包，实现全球战略扩张，表现为 “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特征，对进口替代产业和深加工产业的贡献小，技术外溢少。后者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表现为资本品一般贸易，旨在瞄准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抢占中国市场。在高技术投资领域，二者均以独资为主，技术垄断性强，技术外溢少。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总额中，源自亚洲和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分别占３６．２３％和８．６３％。日资企业 投 资 占 ４．４８％，其 中 一 半 以 上 的 生 产 用 于出口①。
ＦＤＩ拉动了贸易增长和技术进步。当前对华投资战略仍以成本驱动和出口导向为主。由于国内缺乏配套供应能力，ＦＤＩ企业出口生产所需零部件和半制成品高度依赖进口。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外资进口剧增，但对国内市场的贡献率 （旨在满足国内需求的部分）仅２５％。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例从１９９５年的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６％，但出口增长主要为ＦＤＩ出口所拉动。２００８年外资企业对高技术产 品 进、 出 口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７９．９９％ 和８５．１６％②，其中 外 商 独 资 企 业的贡献 达 ６２．５７％ 和６７．５９％③，东亚投资企业的贸易贡献达 ８０％。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企业的高技术密集度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即该类企业贸易总额中高技术产品贸易额的占比，发现外资企业的技术密集度高于中资企业，这说明中资企业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证实高技术产品贸易为ＦＤＩ企业加工贸易所拉动。
对 “新三角贸易”模式的研究表明：投资和贸易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二者密不可分：投资带动了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强化了出口竞争。技术进步到底是源自投资外溢还是贸易外溢，仍需进一步研究。当前ＦＤＩ仍以东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ＦＤＩ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大于互补关系，加剧了市场挤占效应。近几年，东亚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５０％以上，暗示市场挤占效应的存在。综观东南亚各国 （新加坡除外），可以发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是ＦＤＩ增长最快的国家④。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欧美和亚洲发达经济体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额分别达５４９．８７亿美元 和 ２９４．３３ 亿 美 元，占 地 区 吸 引 ＦＤＩ总 额 的２９．７８％和 １５．９５％，位居前列⑤。与中国相反，欧盟、日本、美国是东南亚区域外部最重要的三大投资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东南亚区域内投资额约为３２５亿美元，仅占投资总额的１１％，其中新加坡占了三分之二，为区域内最大的投资体⑥。随ＦＤＩ流入的增加，东南亚区域内贸易 （ｉｎｔｒ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ｃｋ）所占的份额不升反降，对欧美的贸易顺差则持续增长。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南亚欠发达经济体已成为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承接基地和冲击欧美市场的跳板。２００７ 年， 服 务 （占 ５４．２６％）、 商 贸 （占１６．９４％）、金融 （１５．８０％）、制造 （占３３．９２％）成为东南亚地区吸引ＦＤＩ最多的四大行业⑦。欧盟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集中在金融服务和其它非制造产业，主要表现为水平型ＦＤＩ；而日本、新加坡的投资则一半以上集中在制造业 （Ｐｌ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９）。
可见，投资战略不同，ＦＤＩ对本土技术进步的影响会有差别：如以出口扩张为目的，则市场挤占效应突出，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或显著为负。如以占领东道国市场为目的，则应进一步关注ＦＤＩ的经营模式：如突出表现为独资经营，则知识溢出少，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如突出表现为合资经营，则有利于知识溢出，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据此假设：东亚企业投资多为效率搜寻型和出口驱动型，旨在获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扩大欧美市场，多表现为垂直型ＦＤＩ，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或显著为负；欧美企业投资多为市场驱动型或资源攫取型，旨在占领东道国市场或攫取自然资源，多表现为水平型ＦＤＩ或独资经营，知识溢出少，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小。
为进一步检验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我们用财政性教育支出 （ＥＤＵ）作为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同时考虑吸收能力与各溢出路径的交互项，以衡量不同外溢路径下的外溢技术与吸收能力的匹配性及其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若系数为正，说明现行技术存量有助于吸收技术外溢并实现二次创新，与创新绩效正相关；反之说明本土吸收能力不足，存在技术引入的 “贫困陷阱”。研究中假设：财政性教育支出（ＥＤＵ）与本土创新绩效 （ＩＰ）显著正相关。财政性教育支出与各溢出路径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不确定。若本土吸收能力与该路径外溢的技术相匹配，则相应的交互项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该路径是在现有技术存量基础上吸收技术外溢的有效路径。反之，说明市场挤占效应或创新成果的挤出效应突出，二者相关性小，甚至负相关。
四、实证检验： “新三角贸易”模式下贸易、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鉴于知识主要从发达经济体向欠发达经济体外溢和转移，我们将创新视为通过贸易 （零部件和资本品进口）、ＦＤＩ流入从发达经济体获取知识与技术要素，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过程。该部分以地处“新三角贸易”中心地位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五国为研究样本，检验源自亚洲发达经济体 （日本、南韩、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欧美发达经济体 （ＥＵ－１５国和美国）的产品贸易和跨国投资活动对本土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中以国内专利授权数 （ＩＰ）为因变量，以资本品进口值 （ＣＩ）、零部件进口值 （ＰＩ）作为技术引进的替代变量，用以衡量贸易路径所获得的技术外溢。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ＦＤＩ）衡量引资路径所获得的技术外溢。由于 Ｒ＆Ｄ支出的数据缺损较多，研究中采用财政性教育支出（ＥＤＵ）作为吸收能力的替代指标，同时考虑吸收能力与各外溢路径的交互影响，以反映一国的吸收能力与各知识溢出路径的匹配性及其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所有变量换算为１９９０年不变值。全部变量取自然对数值。研究区间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相关数据的描述及经济意义见表１所示。
受篇幅限制，我们省略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单位根检验和固定效应、时间效应的检验过程。研究中采用截面交叉似不相关估计方法，以剔除市场规模、经济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货膨胀、利率及汇率变化等宏观经济条件上的个体差异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考虑到当期创新活动与一国知识存量密切相关，并可看成是上一期创新成果的延续过程，研究中以上一 期 的 创 新 绩 效 （ＩＰ－１）和 本 土 知 识 存 量（ＥＤＵ）为控制变量，然后分别加入衡量贸易溢出、投资溢出路径的各类自变量，以检验不同知识溢出路径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为检验本土吸收能力与不同路径知识溢出的匹配性，我们进一步检验吸收能力与不同知识溢出路径的交互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相关模型回归结果见表２、表３，模型结果表明不存在自相关 （ＤＷ 统计量与２接近）。
上一期创新成果 （ＩＰ－１）、本土知识存量 （ＥＤＵ）对当期创新绩效 （ＩＰ）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创新活动是一个连续产出的过程，一国的知识存量或吸收能力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对创新绩效 （ＩＰ）的影响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说明投资活动对本土创新的拉动不足。但不同来源的ＦＤＩ溢出效应有所差别。亚洲发达经济体的投资 （ＦＤＩ－Ａ）与本土创新 （ＩＰ）显著正相关，而欧美国家的投资 （ＦＤＩ－Ｂ）与本土创新 （ＩＰ）显著负相关。这与前面的假设不一致，暗示吸引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仍是获得知识溢出的主渠道。该类投资虽然集中表现为 “两头在外”和 “大进大出”的特点，但多以垂直型产业关联为主，有利于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带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实现二次创新。进一步研究中国的专利分布情况，我们发现：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中国国内专利授权总数中，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发明专 利的 占比 分别为 ４９．９９％、４１．５７％和８．４４％①，这说明模仿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欧美国家的投资或旨在攫取自然资源，或以高技术领域获取廉价技术要素为目的。前者技术层次低；后者技术层次高，但技术垄断性强，甚至可能形成对本土创新的挤出效应。中国经验表明：欧美国家对华投资多为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搜寻型，旨在占领中国内陆市场、获取廉价的技术资源 （如工程技术人才），集中表现为高技术领域的独资经营，以限制技术外溢的同时，低成本获取反向知识溢出。该类投资对本土创新成果的挤出效应大于资源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吸收能力与不同投资来源外溢知识的匹配性，结果发现：现有吸收能力和与亚洲发达经济体投资的交互项 （ＦＤＩ－Ａ＊ＥＤＵ）与创新绩效 （ＩＰ）显著正相关；和欧美国家投资的交互项 （ＦＤＩ－Ｂ＊ＥＤＵ）与创新绩效 （ＩＰ）显著负相关，这暗示：受本土吸收能力 （由知识存量决定）的限制，吸引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仍是获取知识溢出的重要路径。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本身不会产生技术外溢，只有通过学习活动和研发努力，才能实现二次创新。在现行吸收能力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仍是重要的投资溢出来源；欧美国家是潜在的投资溢出来源。只有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区位优势，才能突破该类投资的股权限制，促使高技术领域的ＦＤＩ企业与国内企业建立产业关联，使潜在的知识溢出向事实上的知识溢出转化。
进口 （ＩＭ）与创新绩效 （ＩＰ）显著 正 相 关。加 入 进 口 变 量 后，本 土 知 识 存 量（ＥＤＵ）这一控制变量与创新绩效 （ＩＰ）的关系变得不显著，暗示本土企业主要依赖进口获得知识溢出，存在对技术进口的过度依赖。在贸易溢出路径中，从亚洲发达经济体进口零部件 （ＣＩ－Ａ）、从欧美发达经济体进口资本品 （ＰＩ－Ｂ）是最有效的知识溢出路径，与创新绩效 （ＩＰ）显著正相关。这与前面关于亚洲发达经济体以零部件加工贸易为主，欧美发达经济体以资本品一般贸易为主输出技术的分析一致，前者主要表现为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生产联系，后者主要表现为通过成套设备进口实现的技术引进，有利于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员工流动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实现知识溢出，提升创新绩效。从欧美发达经济体进口零部件 （ＣＩ－Ｂ）与创新绩效 （ＩＰ）的相关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暗示从欧美发达经济体进口零部件是知识溢出的潜在路径。考虑吸收能力与不同贸易路径的交互影响之后，我们发现：不同来源的资本品进口 （ＰＩ－Ａ＊ＥＤＵ 和 ＰＩ－Ｂ＊ＥＤＵ）的相关系数均变得不显著，这意味着本土吸收能力与零部件进口的技术要求相匹配，但与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要求不相匹配。在现有知识存量下，盲目进口资本品可能陷入 “贫困陷阱”，形成对外来技术的过度依赖，不利于自主创新。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意义
“新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商品结构改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ＦＤＩ和中间品进口一直被视为中国吸收技术外溢的主渠道。本文基于投资战略、产品贸易类型的分析得出与表象和研究假设不完全一致的结论。研究表明：
１．吸收能力是决定国家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加大研发投入、促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未来国家竞争力培育的主要方向。
２．在现有知识存量的基础上，零部件进口是促进国家创新的有效路径。本土吸收能力与零部件进口所外溢的技术相匹配，通过扩大零部件进口，有望实现更多的二次创新。但目前零部件进口主要源自东亚发达经济体，从欧美国家的引入不足。中国应扩大从欧美国家的零部件进口，吸收不同地区的技术外溢，以缩小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均衡，缓解贸易摩擦。
３．产业关联低是制约高技术领域ＦＤＩ知识溢出的重要原因。东亚在华投资企业虽以劳动密集型投资为主，技术层次较低，但因存在垂直型产业关联，仍能通过前向或后向技术外溢使本土企业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二次创新。在高技术产业，ＦＤＩ以独资经营为主，技术垄断性强，与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少，技术外溢小。为突破股权限制，加强产业关联，国家应着眼于创新型供应链集群建设，完善配套服务体系，通过质量监督、技术扶持帮助更多的企业融入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网。
４．现有技术能力与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要求不相匹配，该路径获取的技术外溢少。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机械装备业的研发投入，积累知识存量。受可获得数据的限制，本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的经济数据，研究贸易、投资两大知识溢出路径对本土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亚洲欠发达国家自１９９８年以后才逐步公布投资、专利的相关数据，且对专利类型的划分口径不一，这影响了研究的样本量和数据规模。未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不同规模、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获得知识溢出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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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Ｂｌａｌｏｃｋ，Ｇ．，ａｎｄ Ｖｅｌｏｓｏ，Ｆ．，（２００７）“Ｉｍｐｏｒ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３５：７，１１３４－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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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Ｆｒａｎｔｚｅｎ，Ｄｉｒｋ，（２０００）“Ｒ＆Ｄ，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Ａ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２，５７－７５．
［２０］Ｇａｔｉｇｎｏｎ，Ｈ．，ａｎｄ Ｅｒｉｎ Ａ．，（１９８８）“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ａ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４９－６４．
［２１］Ｇａｕｌｉｅｒ，Ｇｕｉｌａｕｍｅ；Ｌｅｍｏｉｎ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ｚ？ｎａｌ－Ｋｅｓｅｎｃｉ，（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ＦＤＩ ＆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４０Ｌ，２７－６３．
［２２］Ｌｅｍｏｉｎ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 Ｄｅｎｉｚ，Ｕｎａｌ－Ｋｅｓｅｎｃｉ，（Ｍａｙ２００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３２：５，８２９－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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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Ｊ．Ｒ．， （２００２）“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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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Ｎｅｖｅｎ，Ｄ．＆ Ｓｉｏｔｉｓ，Ｇ．，（１９９６）"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ＤＩ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４：５，５４３－５６０
［２７］Ｐｌｕｍｍｅ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Ｊｕｌ ２００９）“ＡＳ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Ｈａｃｋｅｎｓａｃｋ，Ｎ．Ｊ．；Ｌｏｎｄｏｎ：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ＳＢＮ：９７８－９８１－２５６－９１０－３．
［２８］Ｒｏｍｅｒ，Ｐ．， （１９９０）“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８：５，７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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