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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6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到今天，终于蔓延熊熊大火，开始肆意的燃烧。尽管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主要盟国都在尽力地想办法扑灭它，尽管世界各国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变，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场大火燃烧到何时？蔓延到什么程度？

    联系到中国的国情和长期经济发展变化态势，这里先不对美国和中国经济作深入的研究，而专门就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此次危机以及能得到的启示，进行总结。积近一个月研究心得，我想，是否可以得到以下八个方面的启示？

    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经济繁荣期的“拐点”？换言之，美国大开发从东部到西部经历近三百年来，它的经济发展已如“熟透”的苹果，开始从里面腐烂了。进一步说，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心开始新的转移了，美国开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的路了。

    这就是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是大转型、大调整的开始，固然它不一定会出现1929-1933年那种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惨烈危机，但它的出现却相当于英国1840年前后的危机，意味着一个极盛帝国的命运开始转折。性质和类型与以往的危机绝然不同。如果不看清这一点，所有的分析往往会一叶障目。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萌芽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克林顿新经济发展的极度繁荣之后，美国失去了未来经济发展主导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对外制造祸端，让世界的痛苦而延缓和承载本国的危机，于是先后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且阻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化解与经济复苏，试图尽可能多地以危机的方式“分享”东南亚二十年经济成长的成果）、二次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能源牵掣和号令世界）、发动南斯拉夫战争（阻缓欧元区的发展与崛起）以及阿富汗战争，自然还有遏制“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频繁的战争及给世界带来的麻烦，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经济延缓衰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透过金融工具引导世界参与一起制造泡沫经济，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

    这种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以及背景，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而不宜就事论事，就危机谈危机。如果对这次危机“解读”不到位，误导大众，还不如请这些专家沉默！“不懂就不要胡说”！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利大于弊，是中国的大机遇。“此消彼长”，中国三十年厚积薄发，正进入百年长期繁荣的初期或上升期，也就是本人曾经说过的“美国经济处于百年繁荣的后期，而中国处于百年繁荣的初期，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一个年近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而中国的经济困境或危机发生在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上，这种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危机正是中国的机遇。”至于具体有哪些利？哪些弊？容笔者另文分析。虽然，我不是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即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并没有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应以积极乐观辩证的态度看它的发生和演变。中国应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而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过错和痛苦而忧心冲冲。

    三、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大转型的强大推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从此提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传统体制（如内外贸分割、“出口创汇”鼓励机制等）支撑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中国各地具有顽强的根基，因此，十年过去了，不少地方“扩大内需”根本就是一句口号，还没有放到具体政策落实上来，而是继续在扩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广东各地的物流体系、政策体系、招商引资体系等基本上都是围绕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设计运行的。这也是广东港口发达，而省际运输体系尤其是跨省公路运输比长三角远远落后的原因。显然，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容不得某些“以出口为荣”的地方领导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强大的压力必将近推动各地政府从此开始真正重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发动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革命”，但毕竟它的发生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此真正奠定中国最大经济强国的市场基础。同时，那些具有盲目外资崇拜倾向的地方政府领导也应该开始觉醒了，应全面重视开始审视如何挖掘国内的民营资本力量，并将它融入到本国的经济成长中来。

    四、所谓“救市”往往是“打贫济富”而不得人心，应尽量避免让穷人为富人买单。在一个国家，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强大得多。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受伤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显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显然空前强大，甚至某些财政部官员就是华尔街出身，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尽管出现类似于“一百二十名专家反对信”甚至众议院否决，但最终还是“扭不过”世界最大的“金融寡头”结盟下的强大力量。

    市场的合理逻辑是，既然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繁荣的高涨期赚取了大量钱财，并以错误的决策和方式导致今天的结局，就应该为这些错误买单，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救市：永远是对错误的鼓励。怎么赚钱是富人的事，亏损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我的看法是，危机就是对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另一种“回报”，是一种合理调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五、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往往会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反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观念中，相当多是质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现在的危机形成政府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点火者”和“救火者”的双重角色？显然，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场背景下，所谓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府不能置于危机不顾，必须进行“危机处理”，但危机处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来行事的，而“危机处理”则是以危机当事人的身份尽量化解危机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约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权力和能力范围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尽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并约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权力，是经济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六、美国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中国的资本证券化道路走得过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货币化”道路，然后在“货币资本化”道路却由于“重外资，轻内资”尤其是轻视民营资本而进行得十分缓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进程，民营资本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长，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受投机风潮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中国走了一条“货币资本化”十分不充分条件下的“资本证券化”道路，即证券化道路过于超前，以至于股市成为了纯粹的“赌市”。证券市场不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成长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发育，而是一种有点畸形的过度发育。在民间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过于狭窄和优质投资机会稀缺的背景下，大量货币直接涌入股市变成泡沫资本的一部分，这对经济是弊大于利的。美国金融市场经过近二百年的发育成长，也只有近三十年才开始大规模证券化、虚拟化，而中国经济过早地推进证券化进程，实际上是一种欲速则不达的行为。

    七、中国金融实际部门和学术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国金融的“崇美派”。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程作为最核心的升学考试课题，因此，许多高学历以及留学人员都是这两门课相当好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尤其是中国数十万英语老师，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上，因此，他们无形中不自觉地“言称必美国”，无形中充当了“亲美派”的角色。

    本来，“亲美”或亲其他国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但一旦到了迷信的程度，就失去了理性判断，就容易出问题。在中国金融界，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中，相当多就有浓厚的美国情结，因此，他们极端容易以美国为中心来思考中国的金融问题。中国外汇基金购买黑石、购买“两房”债券以及将中国大量外汇长期持有美国债券等，笔者认为，尽管不排除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多的投资决策者是没有真正从中国和全球经济及金融考虑，而只是简单地从自身兴趣或过度地夸大美国“月亮圆些”的角度来作出的判断。

    我就认为一些留学美国甚至在华尔街打拼过的金融人士，这些人除了英语好、数学好外，实际上，并不熟悉美国国情，也不熟悉中国国情，甚至并不真正懂得金融和经济，而只是喜欢用一些“技术分析工具”或“金融工程技术”来显示自身的能力。对于其中有些人的智尚和能力我是佩服的，但同时对他们作出的决策的科学性则是特别怀疑的。

    八、大学的专业设置盲目追赶世界一流，模仿美国大学，危害开始显现。我从教二十多年来，我曾经极力主张大力发展三门课程及专业：一是中西文化比较，二是市场营销学，三是流通经济学。但另一方面也极力反对过度重视两个专业：一是法律，二是金融工程。之所以反对后两者，是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大力开设法律专业的条件并不成熟，无论师资还是社会及制度环境，而至于“金融工程”完全是一帮不熟悉中国金融发展上教授们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社会需求盲目开设的。

    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无疑与金融工程有关。虽然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但对于这类金融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则一直是怀疑的，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无须在大学里开设此类专业培养此类人才。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热潮。但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这股热潮泼点冷水，给它降降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大学专业设置脱离社会实际以及盲目随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还有许多，例如，中国如何看待自身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会来临吗？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意味着美元霸权开始终结？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参与下的世界多元货币体系开始萌芽？如我在《欧元横空出世》（1998年出版）一书中所说的“华元”是否成为与美元一样强势的货币？在现有体制下专家意见对政策形成有多少作用？如何看待资本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问题等。这些就不一一作出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