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打工经济模式”下,广东东莞企业界习惯于接订单、建厂房、搞物业、收租金,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从最初的“利用外资”到被“外资利用”的“从属型”经济成长机制。在工业化中期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后,经济依然惯性地由“外资主导”,至于如何借助外资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服务体系、资本体系、市场体系等,一直缺乏一个长期的战略思维。
“闷头发大财”
“莞商”离世界级的商业领袖有多远?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却蕴含着一份责任和使命。在我看来,“莞商”离世界级商业领袖的距离,相当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与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的距离,中间隔着最具有“传奇”的“成人化”过程。东莞并不缺乏世界级的工厂,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拥有程度,也离“世界级”也并不远,但“莞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似乎整体还处于“少年期”。
严格地说,与苏州、无锡、温州、宁波等城市的商人群体相比,把“莞商”作为一个商帮,还只是一个概念,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帮群体,顶多处于发育萌芽状态。因为,大多数东莞企业老板并无这方面的意识,也缺少有力的引导和组织。例如,并没有类似于温州商会那样遍布全国的组织。
最核心的问题是,他们始终不是以一个“商人群体”的整体面目在全国出现。他们更多的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闷头发大财”,相互之间缺少商业联系。他们大多就像那些五音不全的人,跟着几个好友,在卡拉OK的小包厢里,自顾自地纵情歌唱,而很少想到改变自己联合进行一场团体“大合唱”。
成就的只是“帮手”
为何东莞人造就了东莞经济持续高成长的传奇,却缺少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呢?这实际上是被我称之为“草根派”的“东莞经济模式”所决定的。近三十年来,东莞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借助外来资本,依靠民间力量,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创造了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力的“两头在外”的“东莞模式”。
小小东莞拥有近两万家外资企业,占整个企业数的65%。另外,且不说它领先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区域均衡化程度和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专业镇,仅仅它能吸引全国近千万“外来工”就足以说明它所具有的巨大魅力。可以说,正是这种经济模式,决定了东莞本土商人群体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配角”式地位,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打工一族”。这种“打工”成就不了商业领袖,顶多成就的只是世界级商业领袖们的“帮手”。
大多数东莞商人往往见好就收、知足常乐、有钱就赚、万事不强求、没有就认命。这种心态阻碍了东莞商人以一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构架自己的流通渠道体系、资本运作体系和产业推进体系。
战略意识犹不足
任何世界级的商业领袖,都拥有一家世界级的企业。而任何世界级的企业,都需要借助资本运作、市场运作、产业运作去不断“开拓疆土”,占领上下游资源,而不是“津津乐道”于如何为别人打工。而一个城市或区域拥有多少“世界级”的商业领袖,最基本的指标就是看这个地方有多少个在资本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因为目前世界级的企业领袖,几乎全部都是上市公司的CEO。只有上市公司的企业形态,才能造就卓越的商业领袖。反之,一个世界级的商业领袖,他也必然善于和擅长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自己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上市公司及其资本运作,无疑是利用资本市场的最佳途径。遗憾的是,东莞上市公司是较少的。
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如何打造世界级的商业领袖问题上,东莞还缺少具有战略意识的商人型企业家和能够有一定自主控制权的资本市场体系和流通渠道体系。至于技术、品牌这些东西,是这些商人型企业家基于自身战略考虑必须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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