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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在缺少原始资本积累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大量外资，加速实现了初期和中期工业化，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声威，成就了“世界工厂”的神话。

　　然而，在“中国制造”崛起的光环背后，部分拥有工厂和机器的资本家们，以数千万农民工的长期低工资甚至成千上万个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来赚取财富，成为经济史上永远的“痛”。发生在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本田罢工事件等等，无疑是投向 “中国制造”的第三视角，它向我们诉说着另类的故事和思考。

    “外资崇拜”阴影下 片面工业化的后果

　　富士康作为在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拥有近百万工人，无疑是数百十万“三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认，它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台资企业、港资企业、日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解析富士康事件，必须放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来进行。

　　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在缺少自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起步的，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各地为了打造自身的“工业帝国”，不得不引进外资。无疑，外资的注入，使中国经济彻底走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恶性循环”，顺利地走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道路。可以说，改革开放与引进外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等的时代价值。

　　然而，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贫困落后，长期“资本不足”甚至“资本稀缺”的阴影，使得“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所具有的价值评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比劳动力、土地、原料、知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价高很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把“资本”当成了撬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杠杆”，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吸引外国资本的流入。

　　正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的神奇力量，以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一种“外资崇拜”心理。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要有了外资，就一定可以建工厂，于是就相应地有了税收、就业和GDP，一切问题几乎都迎刃而解。外资就是先进技术的代表，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财富的象征。有些媒体和舆论甚至神化了外资的“魔力”。基于同样的逻辑，在某些地方，发展经济与“引进外资”也就成了同义词。极端的情况就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一切以引进外资为中心”。合乎情理地，劳动力的价值也就自然地被“看低”，甚至以“低劳动力成本”做为招商引资的“筹码”之一。
　　 正是在这种“外资崇拜”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企业变成外资企业。同时，国外不少“居心不良”的垃圾外资也“潮水般”涌入。他们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是基于“不善”的动机。他们就是要利用中国“外资迷信”的心理和条件，在“外资光环”的外衣保护和迷惑下，尽一切可能地谋求自己的利益，包括暴利和不当利益。一些外资企业的代理人或高管，在中国享受着帝王般的生活。

　　“外资崇拜”不是中国的特产，在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史上，都不程度上地存在。同样，以机器等生产资料为工具，剥削劳动力，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问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力不只是“劳工”，他们同时也是工人，也是多少年来被尊称的“主人”，却在整个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小康”阶段以及工业化进程已经迈入后期的情况下，还在承受着工业化初期的低工资。经济成长似乎与近亿农民工无关。

　　显然，这就是一种“片面工业化”的恶果。

    政府职责的缺失

　　本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已经建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其本国本地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也相当完善。因此，从理论上讲，无论台湾富士康，还是日本本田，它们都不可能不知道尊重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实际上，它们都拥有相当完善的人力资本评价体系，具有先进的人力资源理念。然而，为什么这些“生长”在市场经济成熟体系下的、被中国人“象神一样拱着”的“外资企业”，一到中国，就变了风格？是不熟悉中国国情？还是故意为之？

　　肯定地说，这些著名的外资企业不可能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是不懂得保护工人权益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情”熟悉得不得了。而且，正是因为它们利用了中国国情下的某些因素，才“放肆大胆”地长期忽略工人的利益，甚至有些企业长期“不把工人当人”。

　　导致“中国制造”背后低工资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有很多，但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其真正的幕后推手其实就是地方政府。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把拥有丰富充足的“低廉劳动力”做为吸引外资的口号，而且打着“保护外资投资环境”的旗号，以“你发财，我发展”的片面思想，甚至不负责任地声称政府“只管围墙外的事”，即：围墙外全心全意地实现“一条龙”甚至“一对一”地服务，而对围墙内外资企业如何管理自己的员工以及如何经营，都不加过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站在外资企业的立场上，对于工厂压榨劳工而导致的事故等，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这些举动从长远来看，都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正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土政策”甚至“奴性”的做法，变相纵恿外资企业对劳工的掠夺性“使用”。他们将引进外资的重任看的“至高无上”，对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和安排熟视无睹。只要外资能进来，只要外商高兴并愿意投资，其他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很少有地方政府主动出台保护当地外来工权益的政策法规，甚至可以说，外来工权益几乎并未被纳入地方政府的责任体系中来。

　　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无形保护伞下，有多少“富士康式”的“跳”不能重来？或许，富士康还算比较正规的、“阳光”的，而那些遍布各地的管理混乱的加工制造企业尤其是地下工厂，其工人的待遇可能比在富士康还悲惨得多。例如，在珠三角某些乡村工厂高高的围墙下，有多少工人的权益能得到保障？

    品牌建设呼唤人性：实现“从劳工到工人”的转化

　　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连跳”事件或许划上了句号，但或许，它会像当年广州的“孙志刚事件”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至少，它唤醒了各级政府部门对全体工人利益的关注，同时，各地不时爆发的罢工事件，无疑也是对这一事件的更广泛“宣传”。

　　虽然，发展经济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同时，保护和利用外资也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两点：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缺少资本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典型的“不差钱”时代已经来临，因此，必须尽快消除“外资崇拜”的阴影及负面效果，尽快实现外资的“国民待遇”，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制造品牌；第二，政府必须站在“国民”的立场上，保护工人的利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限制外资对中国工人的非法掠夺和压榨。当然，本国企业同样也不允许损害工人和劳动者的利益。

　　换言之，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走出早期工业化时期过度的“物质性”，以牺牲工人和农民的代价换取资本扩张的机制必须尽快革除，实现从制造到品牌的转变。在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中，必须多些“人性”的元素，比如，在招商引资的相关法规中，增加保障工人待遇的规定。

　　更主要的是，通过富士康事件，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全面检讨“中国制造”的现状，同时国家也应该促使各地方政府全面检讨片面的招商引资政策。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将保护工人利益纳入地方政府的责任考核体系中来；另一方面，从政府部门、工会、协会、企业界到学术界，都应关注“中国制造”背后声誉不佳的深层次因素，关注长期“人的异化”问题，将工人从流水线上与机器、原料等生产要素真正区分开来，将“劳工”变成“工人”，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有这样，“中国制造”才会更加充满温情，才会在未来诞生真正可以屹立于世界的品牌。

文 ◇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先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