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国际商贸中心 广州意欲修复千年商都“断层” 

  　2010年年底，广州力压上海、北京折桂福布斯“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现在，广州又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商业复兴，与上海、北京争创“国际商贸中心”了。

　　不错，广州和上海、北京一样，都是“国家中心城市”，但却不是直辖市。无论是从现实条件还是从资源调配状况来讲，广州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打造国际商贸中心，广州凭的是什么？

　　毕竟，直到现在，广州本地的商贸流通企业上市的只有3家。而进入连锁百强的稍微多些，但真正进入前20强、前10强的却还没有一家。

　　但即便这样，广州业界对于此次重拾流通战略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RICE) 所长、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王先庆认为，这是广州人民和政府的一次集体意识的觉醒和提升。这次“广州商贸”的“再出发”，将是这个城市新一个“三十年”的里程，其商业的积淀和能量的释放，也必将为中国的城市商业崛起于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模式和样板。

    断层的“千年商都”

　　回顾历史上的广州，“千年商都”应该是其最辉煌的代言，自秦汉以来就一直闻名于世。因为商贸发达，1850年的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位列第四，直到1875年，广州仍排坐世界第七。

　　可惜的是，发展到今天，广州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那种万商云集、群起仿效、盛极一世的商业繁荣和“发财到广州，广货遍天下”的景象也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广州的批发、零售、物流、餐饮、会展等曾经在全国商贸总体领先的地位不断下降，甚至还退出了“第一集团军”。这种商业繁荣延续性的中断用“断层”表示十分贴切。广州市商贸流通现代化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王先庆告诉中国商报记者。

　　广州一直号称“千年商都”，但为何在过去近二十年，广州的商贸流通业既不是支柱产业，也不是战略性产业，在广州市的产业决策体系中，几乎无足轻重。王说，尽管这与当时广州经济在全国的定位和特殊环境有关，但政府对于商贸流通的认识的不到位却是关键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业化浪潮，“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巨大的工业化潮头产生出来了“制造为王”和对GDP的崇拜，使得珠三角地区各级政府领导的“眼球”和精力都转向了制造业，从而对商贸流通业产生了集体“冷落”，这是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商贸业一度十分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而且，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导向和认识，即认为商贸流通活动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政府应该远离它，任由市场自发调节。这种在市场经济发育仍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过早地把培育市场主体的责任推卸掉，缺少规划引导和扶持，结果，导致早期兴起的一批“草根商人”，在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冲击下，纷纷落伍了。

　　王先庆表示，正是由于政府部门在这一时期对商贸流通业的“冷落”和“不理不睬”，商业布局和发展规划缺失，导致一些流通基础设施得不到投资保证，土地和资源都倾向于工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商业的发展。

　　据介绍，广州目前1000多个专业批发市场，95%以上是临时建筑或不在规划内；还如，广州的新城区，从五羊新城到珠江新城，规划中几乎都没有考虑到商业的合理配套，导致商业发展缺少基本的规划支撑。再如，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公路物流中转中心，却一直没有科学规划的公路货运物流园区，进而导致公路物流业长期发展滞后。

　　广州商业繁荣的“断层”，难免为目前的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留下诸多悬念。

    回归的城市支点

　　“千年商都”是断层了，但似乎并没影响到广州作为一个大经济体的存在。谁也没想到，“南国明珠”会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汽车、石化、电子不仅成了“广州制造”的三大名片，成了广州经济的支撑，而且也改写了广州服务型经济的格局。

　　据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4721.47亿元，同比增长17.6％，是2005年的2.13倍；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利润970.25亿元，是2005年的2.4倍。

　　随着珠三角制造业产业链逐渐拉长和日益完整，广州作为南中国制造业总部基地的角色日益凸显，有人甚至认为，广州将不同于北京的政治型CBD和上海的金融型CBD，成长为最有底气的产业型CBD，这才是广州未来的“支点”。

　　 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但政府似乎并没有成为“东方底特律”的野心，而是在谋求第二次的转型。无论是“十二五规划”，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似乎都没有把制造业中心作为发展目标。相反，在此次《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作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支撑。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广州要做国家中心城市，就要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拿什么竞争，工业吗？显然不是。

　　其实，广州多年来最有竞争力的就是商贸中心，广州不仅是千年商都，还有百年广交会。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广州的现代物流业、金融中心、会展中心、先进制造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如果在这方面做好工作，“我觉得，广州完全可以以商贸中心作为拳头产品，与世界竞争。我们也是听过方方面面的意见和专家论证后，觉得最有实力的，就是建设世界商贸中心”。张广宁认为。

　　更何况，广州经济成长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在这一阶段，服务业必须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位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在过去“重工业，轻服务，轻流通”的背景下，服务业普遍发育成长不足，尤其是商贸流通业作为广州的传统优势产业被压抑，直接拖了整个服务业的后腿，因此，现在重拾，在一定意义是“补课”，是走向服务型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

    外向、内生并举

　　重拾流通战略，是转型，也是回归。但这是否意味着“百年广交会”所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向内生经济的转化？

　　对此，王先庆表示，严格地说，广交会在广州的形象和地位，也是广州商贸变迁的一个缩影。过去近二十年中，广交会纯粹就是一个“会议”，它没有为广州带来相应的商流，典型的“有展无贸”。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轻商”。

　　广州市政府部门没有考虑如何通过广交会的客流资源为广州商贸流通做贡献，更没有考虑到围绕广交会去发展专业市场、物流园区等。这次“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定位，无疑会为“广交会”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同时广交会也将真正成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重要舞台和基础力量。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也在多种场合一再表示，一定要擦亮“广交会”招牌。他指出，组建广交会联盟，扩大广交会影响力，不要只满足买卖交易，只满足20万采购商，要形成影响中国、亚洲商贸物流发展的主体力量，发挥“广州价格”影响力，掌握广州价格、广交会价格的话语权，打造“广交会论坛”，发挥在世界商贸、物流业的影响力，将广交会场馆功能最大化。

　　看来，广州“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要靠内外并重来发展了。广交会或许也会成为广州打造内贸和外贸的重要渠道，成为构建连通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黄金节点”。

　　不过，上述政府咨询专家提醒，广州目前的内贸和外贸的分割程度比全国其他省区严重得多。无论从行政管理体制上，还是企业的运作和发展战略上，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其间的冲突、损耗和各种不相容，导致广州的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

　　中国商报记者也注意到，广州的内贸和外贸的对接，大多还停留在一两次展销会上，没有一个成熟完善的机制体系。

　　看来，如何内外并重，也将考验广州政府的智慧。

    寻找“领头羊”

　　战略确定了，如何去做也成了关键。

　　不可否认，悠久历史造成崇商的社会风气，加上独特的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发达的功能区位载体、强大的珠三角制造业支撑，这些都是广州发展商贸的优势。但国际商贸中心的打造，必须得有龙头企业的带动。

　　遗憾的是，在目前广州的流通企业中，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真正上市的只有三家，而能进入连锁20强的还没有。更别谈辐射全国乃至国际的“广州价格”指数了。

　　也正因为此，广州此番明确提出要加大商贸流通企业的上市的支持力度，推进商贸企业的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商贸龙头企业，力争到2015年培育发展一批千亿、百亿级商贸企业，培育2家商贸企业进入全国行业20强。

　　但如何培育“龙头”企业，可能更是个问题。毕竟，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还是武汉、重庆等商业重镇，真正靠政府培育出来的所谓商业航母还没有一个可以说是成功的。如何打造，更值得关注！

　　按照规划,在“退二进三”新腾出的空间基础上,广州市新的商业版图将锁定为“四线三圈,两轴一带”。而五年的终极目标是希望打造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让有着“千年商都”积淀的广州新增加“国际购物天堂”的美誉。

    观 察
    大商贸中的“小”发展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句话多次听到，而且还是从不同的采访对象口中说出：我们这里讲的“商贸”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商贸”，而是涵盖现代会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等领域，统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大商贸”。也就是说，要以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为突破口，全面建设综合性、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以服务区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而广州市政府的《意见》文件中无论是从表述还是从举措上，也都在印证着这一说法。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记者仍有几点疑惑或者说是顾虑。主要表现在大商贸中的发展战略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的问题。

　　一是先与后的问题。综合考虑不等于“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先后，不分主次。

　　世界各国的服务业发展经验表明，服务业的演进和发展是有顺序的。例如，日本商贸流通业的发展顺序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大力发展零售业；60年代中后期主要发展批发业；70年代重点发展物流业；80年代重点发展新型外贸业。换言之，商贸流通业的内部各行业之间，有一种依次递进成长的关系，而不是同时同步发展的。同时，金融业、旅游业、餐饮业等都是如此。过早或过迟地促进某一服务业的发展，都将是一种失误。

　　可在《意见》中，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会展业等等似乎个个都很重要，都要大力发展，都迫不及待。但主次、先后问题，应该值得思考。

　　二是大与小的问题。无论是从广州本土流通业的实际，还是从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需要来看，培育打造龙头企业、高端业态都无可厚非，但对于众多的更能活跃城市经济的中小商企的发展更不能忽视。在《意见》中政府为显扶持决心，每年拿出8000万的商贸基金，但与中小商企似乎都无缘。值得商榷！

　　三是硬与软的问题。众所周知，由于长期受到独特的岭南文化的熏陶，粤商都形成了“务实、低调、敏锐、自强”的性格特征，在发挥优势的同时，弊端也逐日显露。务实低调的特征，使得粤商生产出全国最多的电器，但遗憾的是没有诞生出国美、苏宁等专业流通商；长期“重外”而忽视内销市场，使得粤商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相对浙商有所欠缺。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指出，目前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核心的问题是企业和人，即粤商。“粤商不转变，一切转变都无法落到实处，而粤商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思维方式的转型”。

　　《意见》战略再得当，举措再合理，如果没有思维方式急需转变的粤商的主动转型，恐怕最后也难言好的结果。应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