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家具产业发展趋势论坛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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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明晰中国经济的宏观走势，了解中国家具产业上半年发展状况及下半年乃至未来趋势，为企业在经济多变的市场中提供决策参考和战略评估，6月24日，由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主办、鼎捷软件有限公司协办的“趋势与应对--2011中国家具产业发展趋势论坛”在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成功举行。来自广东家具行业的上百位家具企业负责人参加了这一论坛活动。论坛由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刘秀主持。

 
王先庆在报告中

   广东省家具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院长蒋德辉出席论坛并致辞。蒋德辉强调，为适应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广东家具行业走品牌发展路线的必然性，同时指出在广东家具行业实施信息化战略，对于提升家具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品牌化发展，非常及时、非常关键。

    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顾问，中国知名流通经济研究专家王先庆教授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三高三低”、中国经济面临的“四难困境”、中国宏观经济对家具产业的影响分别作了详细的讲解。针对宏观经济下大环境下的家具产业发展道路，王教授认为家具业是高成长中的传统产业，就目前国内的经济状况，均衡化的布局要向中西部走，走流通拉动下的产业道路，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将迎来广东家具产业的大洗牌。（演讲内容详见附件）

    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金融顾问，兴业银行经济分析专家苏志斌先生发表“2011年内地经济进入淘汰赛”一演说，主要就国内当前的货币政策进行解读，深入剖析面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家具企业该如何应对。

    在论坛上，鼎捷软件资深专家张俊杰就ERP与家具企业转型、创新信息化工具对家具企业带来的影响、家具企业信息化案例等展开论述，并用翔实的图表及数据表明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对未来家具产业商业模式改变的作用。

    亚洲国际家具材料交易中心总经理钱江先生、广州酷漫居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光远先生、鹤山新红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玉山先生、产业投融资专家苏志彬先生、鼎捷软件资深专家张俊杰先生、联邦家具集团信息化主管徐先生、行业媒体知名记者杜顺美在论坛对话中，分别就中国家具产业未来发展形势的研判发表各自的见解，就行业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公共事务部部长、广东家具行业CIO俱乐部主任郑楚娟向记者介绍说，此次论坛由广东省家具产业研究院和鼎捷软件有限公司联合成功举办，对家具业产业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和促进家具业信息化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2011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就国内而言，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方政府铺摊子、上项目的热情高涨，将极大增强各地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尽管2011年较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各种挑战，国家经济通胀预期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狙击。企业因原材料及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压力增大；与此同时，由于货币投放以及持续不断的巨额资本流入所造成的流动性压力，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消费者扩大内需需求不断受到抑制。受此影响，家具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物流成本不断加大，员工成本上升，抑或是难以招到合适的员工，国际客户不断压价，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受到抑制甚至下降，为中国家具产业的未来发展带来种种不确定性。与会企业负责人普遍认为，此次论坛提出的品牌化、资本化、信息化、专业化应对策略，为家具企业在年中实施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浪家居专门对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

    参见：

    1、2011年06月27日  新浪家居  http://jiaju.sina.com.cn/gz/news/2011-06-27/155235102167.shtml

    2、翁倩茹    文章来源：2011年06月27日 搜房家居网  http://home.gz.soufun.com/news/2011-06-27/5307290.htm

 

　论坛主题：2011中国家具产业发展趋势论坛

　论坛时间：2011年6月24日15：00

    论坛地点：亚洲国际大酒店亚洲厅

    网络直播：新浪家居

    以下为论坛实录：

　　王先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一般有三个层面：一是总供求；二是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三是宏观经济结构，包括与宏观经济整体状态相关联的类似于行业分类和行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机构，以及各种资源结构，要素的结构，类似于这样的状态一共三个层次，我这里重点讲前面两个，而且选择性的讲几个问题。

    第一是总供求，各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我想即使不是从事某一个行业的，你也可以感觉到，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成长，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所有三十而立，中国的三十而立是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供不应求的问题，进一步的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短缺社会，都是供不应求的社会，都是一个物质不足的社会，但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解决了这个几千年来制约中国人的大问题，就是产品不足的问题。2010年全国70%的行业产品进入相对过剩，尤其是中国的农产品，主要统治者也进入了相对过剩，也就是只有极少数新兴行业中国的产品还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这个理想就太大了。中国目前经济中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这一个问题，整个中国经济形态变了，从原来短缺，到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到物质已经相对充足，很多问题全部变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我们的法律体系全都是围绕发展生产的，都是解决为了物质不足的这么一个宏观政策，整个宏观经济的模式还是成就在过去30年中物质短缺，搞生产，重生产，重制造，这么一个模式时代。而我们现在是新的时代，就是已经供过于求，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现在都还没适应，无论是国外的反倾销，还是中国内部的扩大内需，还是工厂将近30%左右的库存，还是整个全国流通体系不健全，这些问题全都是这一个问题反映的一些具体现象。所以这是宏观经济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层次的问题，中国宏观已经全面进入产品相对过剩时期，也就是我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曾经学过的所谓原来讲的，资本主义危机时代，只是我们现在有危机的那么一个味道，但是没有发生马克思所说的那一种危机。但实际上我们就处于这个时期，也就是欧洲的1840年，美国的1933年和日本的80年代，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主题叫转型，现在从中央到企业到个人全部都在谈转型，为什么谈转型，因为过去的路和现在的路不一样，都得转，而不仅只是经济转，文化也转，社会也转，政治也转，各种思维方式也转，行为方式也转，因为新时代。所以我们谈这个转型，谈这个新，应该要从这个根本上来讲，中国几千年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里我就讲到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三高三低”，“三高”高增长、高通胀和高税收，高增长是不用怀疑的，中国经济31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持续时间最长，最高的，这是世界奇迹，都知道也是中国模式。即使今年调整到8.6%，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十二五规划出很多文件中，已经不谈增长率这个话题了，但是我们仍然是高增长，即使降低了，也是高增长。这个现象依然存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增长率水平仍然会超过8%—9%。

　　与高增长相对应就高通胀，其实30年来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都有过物价上涨的一轮，但是大家可曾想到，从来没有像去年到今天这样全国人民都谈通货膨胀，从来没有，这一种高通胀跟过去有什么不同，这是有区别的。过去比如80年代、90年代我们真的叫物价上涨，这种物价上涨可能是由于供不应求导致的需求拉动，这只是一种价格现象，这是一种市场的波动，高通胀它反映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整体的规律性的现象和规律性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通胀在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还在4%，这是在2007—2009年之间出现一轮，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一个长期的通胀轨道，轮番上涨。你们应该想的到我们的房价是2008年之后才开始大上涨的，石油价格也是2008年之后，也就是两年多时间，中国许多的跟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都翻倍几倍的价格增长，由于这种东西不是蔬菜，不只是几种油盐，而是基础的民生商品，所以他一涨就造成全部的商品都会跟着涨，比如油价，油价一涨所有跟人有关的，跟企业有关的全部都要上涨。再就是住房产品一涨，所有的全部都要涨，这种高通胀在中国短期内不会结束，而且会成为近几年的一个常态。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现在要学会习惯于在高通胀下的生活，这种价格的上涨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然后有一个停滞，从这里一直到2010年后期都还会继续上涨。

　　高税收，因为我们国家是高增长，增长的是一个数字的背后带来的是GDP，GDP背后是差别的产值，而中国税收政策是增值税和产品税、营业税为主的，叫做经营生产税，所以征税是基于生产过程体系征税，而不是基于消费和所得征税。成熟的税收体系是给最终消费征税，比如最后在商场买东西或者最后在餐厅消费征税，但是我们中国的税收体系是对于你这个过程征税，而最后你赚不赚钱他不管，所以最后他拿了100元的税收中，可能有40、50元是无效的社会劳动，有可能产品是废品、次品以及各种贬值的东西，甚至是完全无效劳动的，那你得缴税。所以这种状态必然导致高税收，2010年这种税收加起来的比重占到GDP的34%，这是全世界征税最高的国家之一。2011年刚公布的数据，前四个月我们国家财政税收又破了万亿，数据一出来马上就遭到炮轰，结果马上有人为这种数据辩护，无论你怎么辩护，在我们讲民富这个大背景下，结果还是国家拿的大，这样形势就抽干了企业的血液，把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像一个水坝，长江三峡，水过的时候就拦住了，下面你们几个人就得到了很小很小的比例，就是我们企业和我们百姓得到了部分是相当少的，中国的整个国民收益分配是国家得第一，外资得第二，百姓和国内民生企业得第三，这种分配格局就会使我们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欠缺。去年从中央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转这个方式，但是2011年的数据反映，这个方式转起来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讲一下“三低”现象：低收益、低福利和低效率，低收益是指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收益，这个收益我刚才已经讲过，高税收已经抽去了其中一部分。第二部分来自于垄断行业的剥夺，就是指石油行业、电力行业、煤炭行业和其他的公共运输行业，一系列相关行业像铁路、航空，这样的一些行业掠夺，再加上我们人对成本的上升，所以今年全国企业陷入困境的比例，江浙都达到了35%左右，那么广东的数据，讲的乐观一些也有20%左右，尤其是东莞、佛山、深圳的中小企业，这部分源于一没有收益，这种状态就无以为继，所以在目前宏观环境下，很多企业选择我不干了，我歇业，我也不去搞什么产业转移，我也不进行什么技术升级改造，干脆关门，拿着钱，房地产又不让炒了，就去买LV包，搞奢侈品消费，有的还干脆跑到伦敦、纽约买它的房子，这样就导致非常可惜，可悲的事实，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消费购买力和财富的流失将近2000亿左右，就是把钱拿到国外花掉，因为中国的股市一直跌了一年半，房子又看不准，基本上没有一个产生希望的领域可供资本化过程。

　　低收益反映的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经济动力的衰竭，各位在大学里面学过英国的圈地运动，那个时期叫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过程叫资本化过程，就是当资本家，可是在座各位有的是企业界老总，你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中国30年完成了工业化，但却没有完成原始积累，更没有培养一批资本家。这就出现了一个极端可悲的现象，我们有了工业化这个过程，但是我们没有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化过程，我们完成了工业化但是没有培养我们的资本家，我们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外资，所以我们在新一轮成长中衰竭的动力，就需要转型，就是这么来的。

　　低福利不用解释，长期的消费率在30%—40%，所以我们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只能依赖出口，而出口又受阻，所以就导致低福利，低福利我也给大家举一个数据，日本从1955年到1985年30年，他们也是工业化，增长率只有6%不到，5.6%—6%，但是他们30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0美元，实现了现代化。我们也是30年，我们的增长率是8%，但我们现在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不到4000美元，刚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福利。我们忙了30年和日本忙了30年的福利水平差了三分之二，就是我们白忙活了，给别人打工了，当然跟国家和外资打工，还损耗我们的资源。这个状态在过去30年由于经济增长很高，处于成长期没有注意，但现在是转型期，大家发现我们转型的本钱不多导致的低福利。

　　低效率，是指经济运行的效率，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的周转率，我们国家的货币资金，无论是银行资金还是企业资金，周转的水平一年不到两次平均下来，我们常常比喻国内的超市和沃尔马的超市，沃尔马是一年16次，我们是2.5—3次，有的是4次，1元用的次数我们用的次数要低。第二个是供应链协调的能力，由于我们的物流体系、渠道体系、城乡流通体系到处都是障碍，所以物品的流动、商品的流动，人流的流动都出现缓慢现象，所以这是“三低”现象。这样就导致我们都是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存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宏观经济形式上我做一个小结，目前宏观经济处于相当关键的转折期，一方面期望我们转型，转变发展方式，调结构，但实际上我们好难。刚才秘书长讲了一个现象，我补充一下，2011年本来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去年以为危机过去了，但实际上问题比2008年以前还严重，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后危机，后危机叫做“旧患未除，新优又至”，很多原因我不解释了。就补充一点，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做错了一件事，美国得病，我们吃药，结果吃错了药，所以两年后我们得病了，用所谓4万亿刺激，美国得危机我们用4万亿刺激，一剂猛药下来自己把自己害了，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了，结构过剩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新的后危机时代面临更严重的问题，4万亿带来的各种麻烦，房价上涨就是这4万亿下去才猛涨的。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我简单解释一下。调结构难，现在无论是各个行业还是整个国家的结构，调整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他不懂得结构调整，我们只注重产量不注重结构。

　　扩内需难，这个是我们中国整个经济的一个特征，我们的内部消费远远弱于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跟日本的发展道路完全是一个反的，所以中国未来30年我们的经济能否转型成功，没有别的标准，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我们能不能走向内需主导型的发展道路，就是由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

　　降物价难，大家都知道了，天天降价，但这里降那里起来，这里压下去那里又上来，所以这个降相当难，物价的刚性上去了下不来。

　　走出去难，这里我多说两句，最近中国面临空前的压力，内外交困，现在美国、日本联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中国施压，经济上一不准中国收购，二对各种资源进行限制，三反倾销，四对商品体系进行一些流通渠道体系进行收购性的控制，我们需要的就涨价，我们卖的他就要降价，全面进行围堵中国。我们买东西买不到，并购非常困难，他到中国来并购很顺利。这种状态意味着我们走出去非常难，不是我们中国的人笨，也不是我们没钱，而是现在西欧、美国联合起来来围堵中国，因为中国独家增长，他看不得，这个现象就使我们的经济完全靠自己，而我们自己内需还没有做起来，就出现一个困境和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未来2—3年考验我们国家智慧和全国经济的抵抗能力。大家知道，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是2007年底开始的，那是美国金融危机，2017年会否在我们的祖国也有一次类似的危机，很难说，但是如果下一次有危机的话，一定是与我们国家有关，而这个危机的源头可能就是源于房地产和相关的。

　　下面就第三个问题说几句，因为我是外行，大家都是专业人士，我只是谈我的一点体会，不对之处供商讨。

　　中国宏观经济对家具产业的影响，对一个产业的判断，因为在发改委和宏观政策体系中，家具产业是传统产业，从东南沿海地区来看，产业分布来讲，它是一个成熟的产业，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它的还没有到成熟和衰退的时候，所以它又是一个成长中的产业。对我们广东企业界来说，看我们家具产业应该这么解读，它是一个高成长中的传统产业，这就需要分析还有高成长，成长在何处？刚才秘书长说要创新，要有品牌，这些东西在哪里，那就有一个区域的选择，产品细分的选择，消费群体的选择，一定是还在成长中，但是在何处成长？这个不是在我们一个成熟的地方成长，这个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行业承认它的高成长期，因为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讲，人均收入4000—10000美元，这样一个阶段解决家具问题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还是有这么巨大的空间，因为我们还有3亿年轻人，在何处不知道。比如假设某一天中国所有农民居住用房全部商品化，那释放的能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但这种政策什么时候出不知道，但一定有这个空间。

　　均衡化的布局向中西部，我们这个产业的布局应该是向均衡化发展，因为我们的经济走向是从东南沿海分梯度向中西部推进，家具产业的起步期和国民收入是对应的，起步期一个是在1500—3000美元，成长期3000—7000美元，到高成长和扩张期应该是7000美元之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国民经济在全国的分布，你们看哪些区域是处于成长期，它有一个匹配。有的地方现在太早了，比如贵州、宁夏，有些地方现在说要做太早了，但有不少的区域正好是时候，这个区域化均衡布局中我们要找到这个机会，宏观经济全国是一盘棋，这一盘棋不会违背规律的。我那时候在湖南，很多专家跟我驳，我们绝对反对所谓梯度推进，我们要异军突起，要走一条非常规发展，几十年下来都没有发展起来，经济规律不可替代，就是产业梯度推进。跟产业梯度推进一定有市场梯度转移和流通体系的再造，这是一个相关的。

　　流通拉动下的产业道路，跟这一句话相反的，就是生产和技术拉动下的产业发展道路，过去30年我们的家具行业不是在流通推进下的发展，是在生产和技术推进下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过去为什么没有强大的品牌价值，没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的原因，原因我们不是在流通拉动下，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只有在流通拉动下它才有自己的高价值，高品牌和高创新能力。刚才说品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企业的品牌，一个是产品的品牌，但无论是企业的品牌，还是产品的品牌，一定都建立在自己的流通体系下，没有流通体系就没有品牌，所有的品牌价值只有在流通体系下才能实现，所以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流通体系，你的品牌是假的，是虚的，因为没有价值。

　　大洗牌中的企业格局，整个宏观经济处于转型，区域格局在重组，然后整个这个行业结构在重组，所以企业的洗牌是不可避免，刚才我们前面说过，在经济危机时代有一大批企业倒闭，当然还有跳楼的，还有自杀的，什么都有。但希望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倒闭一批企业是一定的，否则你凭什么伟大到几十年一直长期发展，世界经济史长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和平成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一定通过一批死亡和一批增长来换取新一轮的发展。

　　我就希望在所的企业界的朋友，能在我们这个行业的洗牌下，能在新的宏观形势下，一冷静对待当前的形势，二仔细的反思自己的问题，三我们乐观的面对未来的长期发展，在这样基础上，希望我们的企业一路走好，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王教授，本身中国宏观经济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从中国宏观经济折射到中国家具产业的发展，这个中间不仅要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还有对于中国家具这样一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王教授把他的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谈出了他的观点，我听的非常精彩，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