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九重九轻”？有哪些内容？

    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我专门分析和研究了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模式特征和表现，发现可以用“九重九轻”来概括，即“重生产，轻消费；重制造，轻服务；重出口，轻内需；重外资，轻内资；重投资，轻收益；重国企，轻民企；重产品，轻品牌；重产量，轻销售；重税收，轻福利”。可以说，这个“九重九轻”也是我近二十年经济研究的一个归纳和总结，是我对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深度观察。

    实际上，这“九重九轻”是一个系统，它们之间呈现出相互关联和支撑的关系。例如，“重生产，轻消费”是因为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引进外资和出口的基础上，从而国内消费对工业化的推动和影响力就相对较弱，从而各地就只顾“拼命地搞生产”，无形中依托着欧美国家的消费市场来拉动我国的生产，“轻消费”也就成为必然。与此相适应，“重出口，轻内需”就成为同一个问题的直接体现，“重产品，轻品牌”也是与这种“出口导向”相匹配，因为我们工厂主要是“订单经济”，“贴牌生产”是主力，“轻品牌”的土壤也就形成了。与此同理，其他各方面都体现出这种“结构性匹配”。

    这里有几个“重”和“轻”的内容需要强调一下。一是关于“重制造，轻服务”，主要是指各地方政府以建工厂、上项目、搞技术、弄产品为最高使命，好像服务业是无关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各类规划中，往往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割裂开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等产业选择中，很少涉及服务业；二是“重国企，轻民企”，多指各地方政府对“民企”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一旦有好的市场机会和投资机会，政府仍然首先考虑的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某些地方对待国企犯错犯罪，往往是以“老子罚儿子”的做法宽容和纵容，而一旦“民企”出了问题，往往穷追猛打，雪上加霜，毫不留情；三是“重税收，轻福利”，基本上是指政府以税收收入的数额来判断经济决策的价值，同时在观念上将税收收入等同于政府收入，在安排和使用上很少考虑百姓福利，有些所谓的“民生工程”或项目，实际上还是政府投资和形象工程。

    二、“九重九轻”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九重九轻”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它就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交错冲突与妥协的大背景下，中国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创新性地选择的这种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和阶段性特征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带有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痕迹，又带有小农经济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还带有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模式的影子。

    导致这种“旧模式”存在的深层原因，还是长期的“生产不足”和经济落后所导致的。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甚至数千年历史中，供给不足和短缺经济迫使各级政府为了百姓的“温饱”问题，不断“扩大生产，保障供给”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和基本的思维定势，因为生产上不去，产品就会短缺，百姓就会挨饿，社会就会动荡，于是，政府的第一要务，就是发展生产，自然而然的，“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和决策体系就逐步形成了。“生产导向”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工业化浪潮中的激荡下，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为了发展生产，拼命搞工业，上工厂，各级领导干部也大多从生产部门提升上去，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建立在“生产至上”的根基之一。

    所有这些，其实在工业化前期都没有错，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生产不断扩大的结果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中国三十年“工业革命”造就了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工业化热潮，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奇迹。只可惜的是，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对于突然到来的“产品过剩”经济时代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面对和转型，也不知道如何发展服务经济，甚至在市场经济都还不懂的情况下，就要快速地进入“市场深化”阶段。但客观事实不容否认，中国已经进入“买方市场”时代，从而，所有以前围绕“重生产”而构建的经济模式和体系，不可避免地“老化”而变得过时，进而成为制约新时代经济成长的“桎梏”。原来的积极因素逐步减少，而消极因素不断扩大，这也就是现阶段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原因。

    三、“九重九轻”有何危害？造成了哪些恶果？

    “九重九轻”可以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综合症”和集中体现。我国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破除这“九重九轻”。因为它已经像病毒一样，深入到国民经济的骨骼和机体，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其危害之深远，难以言尽。

    首先，“九重九轻”加剧了经济失衡。明明已经全局性或局部性的生产过剩，但由于决策的惯性，某些地方或区域的所谓“转变发展方式”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还是继续朝着“生产至上”的路线上狂奔，继续围绕着“生产导向”打转转，跳不出旧思维，继续促进生产的扩大。2008年以来，不少地方的“危机拯救”，实际上都是开错了药，盲目扶持企业生产，结果，解决了临时性的生产危机，却更加深了生产过剩和市场过剩的危机，进一步扩大了供求差距，导致积压、损耗和无效生产，浪费严重，以“保就业，保增长”的名义，错失了“调结构”的良机。

    其次，“九重九轻”固化了传统体制的不利因素，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经济基础。现行各级行政体制，尤其是部门管理体制，就是与“工业生产时代”的行政管理需求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政府部门的基本特征就是“投资型政府”，政府各部门变相成为“车间”或“工厂”，从投资、工商、发改、经贸、商检、规划、财税、统计等各部门，基本上都是“以生产为中心”来构架的，对于如何搞市场和流通？如何抓服务和资本？都缺少制度基础和决策保障。“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收益”也就是必然选择。既然政府投资可以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并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政府自身变成了一个“超级企业”，从而它就可以“轻民企，轻内需，轻福利”，它可以脱离百姓而独立运行，“大政府，小社会”，百姓成为其投资决策的“买单人”。为何各级政府那么热衷于上基建项目？那么热衷于贷款修高速公路？因为高收费的各种好处，政府部门可以独占，而风险却可以由财政、市场和百姓承担。

    再次，“九重九轻”导致“国富民穷，外富内穷，加剧了灰色经济和财富流失。由于“重生产”是基于生产不足背景下形成的产品思维习惯，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品牌价值的财富模式是更高层次的先进理念。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和企业在追逐生产规模的同时，却拱手把市场的定价权和流通渠道的控制权送给外资，从而担负起了“创造财富”的责任，却失去了“实现和获取财富”的途径和机会。国家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征税而获得了高税收，外资通过流通渠道的控制而获得了高收益，而唯独我们的企业和劳动者却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收益。这也就是为何中国经济30多年高增长，却还只是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根本原因。一句话，这种模式的特征就是“打工经济”，我们“赚了产值和产量，却赚不了多少钱”。

    最后，“九重九轻”导致我国社会、文化、法律、教育体制与体系的巨大缺陷。例如，我国的生产立法，从招商引资、产品生产到出口商检，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然而，我们的流通立法却严重不足，导致流通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市场诚信、市场秩序等各环节问问成堆，消费者利益受损，购买力被抑制或流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遇到了“流通瓶颈”的制约。更主要是的，各级政府部门决策研究、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等，几乎对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存在着许多致命的误解，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优先顺序、对服务业的价值来源等基本理论的研究几乎空缺，例如，全国有近9000万人口从事各种各样的商贸流通服务，但全国高校却没有相应的专业设置，导致整个商业人才奇缺。总之，“九重九轻”已经使我国整体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十年以上。 除金融等少数专业外，各类服务业人才不足、教育内容落后、法律体系不健全、思维方式陈旧等，都成为我国“服务经济时代”的大难题。

    四、如何根除“九重九轻”？有何对策、建议？
 
    “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新一个三十年划时代的工程，而根除“九重九轻”无疑是这项工程的画龙点睛之笔。如果触及到彻底破除“九重九轻”的旧体制、旧思维，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使命就不可能完成，类似于“幸福社会”、“民富国强”等美好的设想也难以实现。那么，如何根除“九重九轻”？显然，这不是三言二语所能说清楚的。在这里，我说三点：

    一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型政府”得以运行的体制基础，只要各级政府部门还在直接操纵和控制着各类大型项目、基础工程以及生产企业的投资，只要地方政府官员还动不动就以“老板”的豪气潇洒地投资数千万元甚至几亿元，所有关于“九重九轻”的一切就都难以改变。例如，他们不多收税，哪里来的钱去“乱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必须追求收益率，显然政府官员们无法保证后期的收益，于是“重投资，轻收益”就难免。如何评价他们的投资是否科学？他们一般避重就轻，于是以“产量”等数量指标来衡量。总之，“政府主导投资”的体制既是计划经济旧体制的延续，又是导致腐败、低效率、重复建设等一切主要问题的根源。因此，让政府回归“本位”，远离资本和投资，将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责任全部转给社会与市场，那么，“九重九轻”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是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重税政策”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我国的税收收入之所以能够长期高增长，其增长远远快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根源于我国的税收不是对最终收入和最终消费征税，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关卡重重地“中途拦截”，层层征税，到了消费者那里，就变成了高价格，到了居民那里，就成了低收入。大量产品还没有到消费者手中，甚至变成了废品、次品，但却已经都交了税；同样，大量的企业，自身一分钱都可能没有赚到，却已经交了大量的营业税及相关税收。这种税收政策是建立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旧理念下，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万能”主义的政策运用，它假设政府在掌握税收收入后，就一定会科学合理地运用，而实际上，这种假设根本不存在。可以说，几十年的“重税政策”大大削弱了守法企业的原始积累能力，抽干了居民财富的创富基础，同时为某些政府部门的支出滥用提供了保障。

    三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导向”得到维系的决策基础。可以说，尽管我国三十年来，政府的部门体制改革越来越步入“深水区”，尤其是“大部制”改革更使传统的根据不同生产部门来设置的旧体制从形式上得以改变，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大多仍然是“生产型政府”，尤其是大多数领导干部，仍然只善于“抓生产”，对于如何“抓服务”，如何“树品牌”、“扩内需”等大多茫然。于是，就出现了不少地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过程中，在其基础的服务业还处于初级原始状态的情况下，却搞高端服务业，甚至大力发展动漫产业、兴办金融中心等荒唐可笑的事。许多地方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是“生产规划”，根本没有服务业的位置。许多地方政府扶持企业或振兴经济，一般都是指扶持生产型企业。不少企业把资金投向那些市场前景不明或并不成熟的所谓“技术创新”，却是市场短缺和不足的服务业却无动于衷。

    如果细心一下各级政府部门的内部设置，你会发现，类似于发改、科技、经济、农业等诸多部门的大多数处室，都是与生产有关，而且多是重要岗位和部门，相反，与“九轻”相关的部门设置也大多“无足轻重”。更主要的是，资源和力量也都沿着同样的路径倾斜。所以，要转变“九重九轻”，就要深化行政部门体制改革。使现行的政府部门设置真正从“投资型政府”、“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