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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业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一个国家或城市的零售企业往往是这个国家或城市经济活力的窗口。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出现“增长奇迹”，经济规模已跃全球第二，然而，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却未造就一个有影响力的跨国零售企业，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性来说，中国成千上万的零售企业中，产生一两个类似于“华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性企业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截至去年，我国零售企业销售过千亿（人民币）的只有4个。其中规模最大的苏宁电器2011年的销售总额为1947亿人民币，而同年，美国沃尔玛年销售额是4190亿美元，差距多大？且不折算，即使是将其直接改成“人民币”，也不到一半。即便这样，广州市前十强零售企业的销售规模，加起来也不到苏宁的一半，甚至纷纷陷入“成长疲惫”中，变成了“小老头”。

　　由此可见，这些零售企业普遍“难做大”。“做不大”成为全国零售企业的“通病”。而那些稍微有点大的零售企业，如苏宁、国美、百联，却又基本“大而不强”，从盈利能力、业绩稳定性、产业链与价值链管理、客户忠诚、品牌价值等多方面看，这些企业普遍都没有进入真正的“强盛期”。从现状来看，中国零售企业“难做大，难做强”基本上是普遍规律，是一种不容怀疑的客观事实。

　　按理说，船小好调头，中小型零售企业应该更具灵活性、生命力，从而有着较长的生命周期，然而，从全国的总体情况和各区域、各行业的局部情形看，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的中小零售商户，尤其是超市、百货店、个体商户，停业及关闭的比例相当高，全国范围内约15%，而有些城市的局部区域高达30%。某些商业街、市场内的商户，成片关闭歇业，多数个体零售商户的平均生命周期不到五年。

　　之所以我国零售企业普遍“大而不强，小而不活”，是因为我国零售企业的发育成长的土壤出了问题。除了营养不良、土壤贫瘠、生态失衡等系统性问题，还有“三重枷锁”将我国零售企业困住了。

　　第一，现行内外贸分割等旧体制使我国零售企业发育成长遭遇体制约束。我国零售企业，不允许有自己的进出口权，不能自主经营对外采购和销售，在产业链和业务链上，被旧体制人为地割裂。香港利丰集团之所以能做大做强，就是因为它可以在内外贸一体化和供应链管理基础上实现批发、分销、零售、贸易、物流的一体化经营，而这一点，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国内零售企业难以进行。而这些，正是沃尔玛、家乐福等能在国际市场上长驱直入的基本条件。

　　第二，现行税费体制使零售企业“连锁扩张”成为虚架子。由于我们地方政府对GDP、税收等指标的顽固追求，使得地方政府以及现行的法律规章成为阻碍零售企业全面推行跨区域连锁扩张的主要力量。至于基于土地成本过高而导致的房价过高所产生的租金成本、商品成本等问题，也是企业在盈利模式上难以转型的主要原因。前有阻力、后有拖力，使得零售企业进退皆难，于是发力到一定程度，就后继乏力。

　　第三，现行产业政策体系不利于零售企业扩张。在各级政府的产业扶持目录和产业政策体系中，零售业似乎都被列入“传统服务业”而被打入冷宫。由于它不是所谓的“新兴现代服务业”，而往往得不到政策的扶持和援助。结果，这个从一开始就是没有被重视的基础性服务业，就一直没有被真正“重视”过。

　　当然，导致我国零售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的原因还有很多，诸如不懂得并购扩张、缺少清晰的盈利模式、缺少人才等。但相比而言，上述三种枷锁的压抑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不突破，我国零售企业将陷入长期性做不大，做不活的“半僵尸”状态，从而使我国服务业的整体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 后 语

　　策划这样一个专题，并不是想说明中国零售业发展得多么糟糕，毕竟这也是国际成熟市场零售业发展曾经经历过的必经阶段。之所以仍要梳理，主要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现状，尤其是零售业目前面临的诸多困惑，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一丝共鸣。

　　扩大内需，流通先行。流通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自明。但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中国流通业的发展，先不说亟需呵护，但最起码也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尤其在这发展的彷徨和混沌时期。

　　令人欣喜的是，国务院在日前下发的《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流通业作为一个产业的概念明确下来，同时也首次确立了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的地位。总算是给流通业“正名”了。

　　《意见》不仅提出了2020年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

　　但一直作为“边缘性”产业的流通业要想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也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时也不是几个零散的政策就能解决的事。它很多还需要从基础开始，尤其是理论研究；也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系统考虑，尤其是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