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是连接国民经济各环节、各领域以及各锭条的桥梁和纽带，是决定经济运行效率与发展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流通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体系、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反映，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力量。因此，现代流通体系的构建和结构优化过程，既是现代流通业发育成长的结果，也是流通体系系统功能演化升级的主要体现。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流通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并不一致。在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生产能力不足以及资本、技术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流通过程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延伸，在国民经济循环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国家决策层面上很难上升到战略高度。流通体系功能及战略地位的演变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流通体系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这个临界点在哪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其流通能力，流通能力的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形成的产能过剩以及库存积压严重，导致经济循环过程不仅效能降低，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局部中断或出现严重波动、不稳定问题时，通过流通体系的构建全面提升流通能力，补大、做强流通短板就必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显然，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及经济发展正好进入到必须通过流通体系重构来突破的重要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必 须由“流通革命”来延续和巩固提升，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国家明确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的根本原因。通常情况下， 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 高效畅通和安全稳定始终是最高战略目标。国民 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非正常中断或诸多不可控现象的出现，可能意味着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即将来 临。因此，当经济循环遇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剧 烈干扰而产生较大波动时，如何及时弱化、化解或 跳出“干扰源”的冲击，寻求新的支点和着力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的重新畅通，就成为国家或地区 顶层战略调整和重新设计的必然选择。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相对畅通的外部经济循环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外部堵点、断点和弱点。而2020 年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相对稳定有效的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内外多重压力叠加作用下，不仅经济循环过程中原本正常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局部出现断流现象，而且某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等也出现断链困境。

    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环境和条件的系统性深层次变化。在2020 年9 月9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从短期看，这是基于“六稳”“六保”② 的现实需要；从长期看，这是国家战略转型的顶层设计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任务”的高度，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实中到底有哪些流通体系问题属于战略性问题，如何才能真正从国家战略层面使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与国民经济循环特别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系统性地无缝对接，到底有哪些因素和问题阻碍了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面对众多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如何选择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尽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等。无论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政策实践层面，这些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梳理并给予科学的理论解释，同时还需要就相关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探讨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以及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战略匹配性和促进策略。

    【本文节选自《王先庆：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11期），前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