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围绕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将现代流通体系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两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视角及相关观点。一是从市场视角（以王微等为代表）强调现代流通体系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骨架与市场接口功能，通过不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等，健全市场体系，补齐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短板 [ 3 ]；二是从要素视角（以张为付等 [ 4 ] 为代表）强调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需要从企业、硬件、市场等要素建设统筹推进，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三是从产业视角（以丁俊发 [ 5 ] 等为代表）基于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关系重视流通引导生产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彻底摆脱“重生产、轻流通”传统观念的影响，找准堵点和短板，促进流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视角都是从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循环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从现代流通方式、现代流通技术、现代流通设施以及现代流通主体等方向提出具体对策建议，相关观念都有深度且权威中肯，能够及时引导各界关注和重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意义，却也留下了一系列未解的难题，即为什么国家在现阶段才从战略层面将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作“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形成新发展格局来说，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中的战略价值和需求何在，目前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或具体措施是否具有这种战略高度，能否实现和满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战略需求。或者说，是否将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与一系列细节性、局部性、短期性的常规战术问题混杂在一起，是否可能忽略了某些最能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战略性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实际上，关于商贸流通的战略地位以及是否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问题，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提出过不少观点和主张， 强调流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战略性产业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 6 ]，但为什么直到现阶段，各级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将流通体系及流通产业列入真正的战略规划或产业布局中。从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困境中，不难看出流通产业及流通体系能否从理论上的战略产业转换为政策实践中的行动安排， 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换点，即工业化进程是否已经到了流通业必须站出来充当产业发展“导航仪” 和“连接器”的程度。不少理论研究者在提出对策建议时，恰恰忽略了时机、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约束这一关键点。这就是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意义。
  
    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更精准界定现代流通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尤其是有必要从理论上反思目前流通理论体系是否已经具备了满足描述和解释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如何建设的分析框架和决策依据。或者说，在当前条件下，现代的流通理论研究是否已经为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分析路径。客观地说，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通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概念系统和逻辑框架，暂时还不足以支撑有关现代流通如何促进经济循环高质高效和有序畅通的政策解释与实践指导，必须拿出批判、反思和创新的勇气，在加强政策解释和研究的同时，及时推进现代流通理论体系的创新性研究。

    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本文的逻辑分析框架下，不适合把所有流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放在一起讨论。不难发现，有些平常关注的流通问题可能并不具有战略意义。无论是与流通速度和效率相关的设施、工具和技术问题，还是与完善流通渠道和体系相关的网点布局、商圈建设、业态创新、冷链配送、社区商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甚至包括打造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或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大型政策安排，但相对于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仍然可能只是一些常规细节性或战术意义的流通产业活动，它们与本文所涉及的“战略流通”③ 并不在一个逻辑框架和体系下。

【本文节选自《王先庆.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11期）。】

    （王先庆：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