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与政策选择

    既然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强调的是流通能力的提升和权力的获取，那么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就应跳出传统的流通发展和政策设计路径，从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四方面入手， 通过渠道设计、流通组织、流通方式、流通设施等路径去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

    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全球流通渠道体系

    中国空前强大且成长空间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是由四亿多中产收入人群形成的消费力以及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形成的生产力等多因素形成的，是中国四十多年持续改革开放和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产生的巨大成果，它不仅决定了世界经济在相当长时期的主要推动力量和支撑力量，而且是吸引全球投资和赋能其他国家的核心动能，更是中国参与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优势来源。

    中国的市场优势可以从多维度说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看，即从国际市场供给和出口角度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是真正的全球制造业中心。2018 年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消费、生产和进出口依存度不断提升。麦肯锡2019 年发布《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分析了186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65 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原产地是中国。世界各国在电子、机械设备、纺织服装、家具建材等领域都高度依赖 “中国制造”，例如，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 [ 8 ]。另一方面，从“中 国消费”和“中国采购”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看，无论是原材料、半成品或大宗商品 ④，还是大豆、水 果、海产品等农产品，中国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进口国。据统计，2018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 72%，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铁矿石对外 依存度更是高达 89%，同时，在汽车、酒类、奢侈 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以上。如此巨大的全球市场供给能力和消费能力，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某些国家日常生活能否正常运行。

    如此巨大的全球市场供给量、采购量和消费量，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许多国家的“衣食父母”，但遗憾的是，这种数量规模优势、潜在的议价能力和市场影响力却未能转化成现实中的谈判优势、定价权力和贸易主导权。例如，澳大利亚等国的铁矿石、棉花等80%以上依赖中国市场的需求，却反过来“居高临下”摆出强势姿态；美国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也是如此。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应该是目前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流通体系治理面临的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难题。

    导致这种现象或者“旧格局”形成的原因很多。首先，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流通体系治理与建设的时间较短，缺少全球流通经验，缺少商贸人才，缺少法律支持，主体过于分散等。其次， 从更深层次的根源上看，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一直缺少与这种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现代流通组织体系，缺少有效的高水平系统组织，缺少参与全球流通体系治理和运作的主体，更谈不上如何提升相应的能力，无法及时有效地将这种市场数量规模优势、产业链优势、生产能力优势凝聚为包括商品定价权在内的流通渠道权力优势，甚至在全球贸易谈判、市场规则制定等领域被无形中忽略而“过滤”掉，或者是放弃、转让以及流失 ⑤。最后，是中国地方政府或企业对全球贸易流通领域的各种战略手段或方式方法缺少认知。西方国家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乃至少数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中国制造和贸易崛起时， 都是从战略上进行防范，随时准备应对，特别是中国企业一旦在全球市场上有“战略行动”时马上就会有各种相应的战略阻击。例如，当中国企业在南亚和东南亚深度进入时，就会受到来自印度、日本等国家企业的阻击；中国电商、物流和供应链企业进入欧美市场时，就会被美国企业盯上；中国高 铁“走出去”除受日本企业的牵制外，还受欧美航空企业的抵制。但对于这些欧美国家习以为常的做法，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都不太了解。

     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必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一方面，从战略上改变流通权力获取中的“被动应对、服从或接受”的局面，转为构建提前布局甚至主动出击或反击的全球流通体系新格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和稳固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升和增强中国经济应对各类国际市场竞争与贸易摩擦的能力以及韧性、耐性。这就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底气。

  【本文节选自《王先庆.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中国流通经济》2020 年第11期）。】

    （王先庆：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