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庆
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320

    中国之所以在现阶段提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最根本 的原因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提出了对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需求，并赋予了现代流通业真正的战略使命。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战略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至 2015年间。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GDP比例(46.9%)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3.7%),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随后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更是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即第三产业GDP占比超过50%，即50.5%。这个数字不仅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而且还意味着中国经济服务化进程进入加速成长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以现代供应链方式对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各环节开始梳理，大力发展各类流通平台，实施“互 联网+流通”策略，通过发展跨境电商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方式，重新连接生产消费两个环节、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线上线下两个渠道，进而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流通体系。目前，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中。

    深度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国家战略重心和产业政策导向的变化脉络，还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与工业化进程以及流通体系战略功能的变化有着“同频共振”的关系。 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和循环运行过程中，生产能力与流通能力始终存在着一个动态匹配性问题。一旦流通能力不足或小于生产能力，必然会导致再生产过程或经济循环不同程度受阻或中断。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始终都发挥着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使命担当体现出来罢了。从工业化进程视 角可以发现，中国流通体系建设自2016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要承担和完成更高层次的战略使命，即跳出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服务功能导向，不再满足于各类服务网点的布局和规模数量的匹配，而是要发展各种综合型高水平流通组织平台。一方面，以线上线下融合、反向定制等方式，增强大数据服务、供应链赋能等功能，引导和服务生产流程的升级；另一方面，以丰富场景、配送到家等方式，不断挖掘消费新 热点。同时，以海外连锁、海外仓等方式，连通国内国际市场，提升中国流通“走出去”以及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现代经济体系，构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新型流通体系，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助力。

    中国能够建立起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 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并成为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 全、产业链最完整、生产规模最大的国家，流通体系功不可没。然而，如何使这种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转化 为强大的市场权力和定价能力，或者说，如何用强大的流通能力来保障生产制造能力的发挥、循环运行的 畅通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现阶段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战略使命及任务，同时也是战略设 计的方向和路径依赖。进一步说，现阶段流通体系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不再是如何保障生产规模、扩大 消费规模的规模性流通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提升流通能力和水平来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问题，这也是 我国流通体系长期未能解决的“隐患”、薄弱环节、“瓶 颈”和短板。中国制造和贸易在全球拥有巨大规模却未能获取相匹配的收益回报。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制造”“中国消费”与“中国流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的严重不匹配，规模大但权力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反差”“怪象”以及尴尬的局面？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全球流通体系中 的权力缺失。流通权力弱小或缺失的深层根源是流通能力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流通体系重构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能力和权力，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采购、分销、定价、品牌、服务等能力，破除流通能力与权力的“流失”和“缺失”困境，是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最基本的战略重点和着力点。其中，能力是保 障，权力是结果。只有具有了强大的流通能力，才能获取和实现相应的权力。这些能力和权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这四种权力是逐层递进的关联关系，渠道控制权是核心和关键。

    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全球流通渠道体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 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一方面，从战略 上改变流通权力获取中的“被动应对、服从或接受”的 局面，转为构建提前布局甚至主动出击或反击的全球流通体系新格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和稳固超大 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升和增强中国经济应对各类国际市场竞争与贸易摩擦的能力以及韧性、耐性。其二，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流通组织能力取决于流通企业在采购分销、 品牌打造、市场定价、时尚引领、连锁布局、渠道安全、高效配送等方面的快速响应、动员、调配及协同组合能力。中国各行各业都应该主动参与到“流通革命”中，以资本运作、供应链平台为核心进行整合提升，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整合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 研究机构、媒体、相关企业等资源和力量，构建具有战略价值的全球流通渠道，提高流通能力，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流通权力。其三，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为中国企业提供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足够先进的技术保障，足够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以及足够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其四，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 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其五，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 值体系，以“反向定制”为核心助推“新制造”转型，赋能自主品牌崛起。

■《中国流通经济》202()年第11期，原题《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与政策选择—— 关于现代流通体系理论探索的新框架》，约2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