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流通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纽带,成为引导生产、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对我国广大农村而言,流通业的健康发展对扩大农村消费的增长至关重要。多年来,为了启动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流通体系、流通结构的建设。从农产品流通的新型形式“农超对接”到国家有关部门对农村流通商品实施的“万村千乡工程”和“家电下乡”等政策,都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体现。流通体系的合理化和流通结构的优化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每次国家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完善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和改善农村流通体系等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举措一直是该项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时变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对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近年来都非常重视,并且已经达成共识:现代化的流通体制、完善的流通体系和发达的流通网络能够促进和推动农村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对流通业规模、组织的完善以及新兴业态的崛起有推动作用。本文从宏观视角对流通业与农村消费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因为西方学者主要从微观角度研究流通业,所以文献回顾中没有涉及相应的外文文献。
理论研究方面,蒿建华(2009)认为只有加快农村流通设施建设、规范农村流通秩序、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农村流通网络,才能挖掘消费潜力。戴蕾和王非(2010)论证了我国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农民消费力较低和农村流通网络发展滞后。郝爱民(2009)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流通业在农民消费中的作用进行比较,并提出完善和优化我国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议。林秀清(2011)指出农村流通体系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柳思维和唐红涛(2005)从博弈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农村商贸市场对于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提出应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四方面完善农村商贸市场。文启湘(2007)认为构建新型的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是推进农村消费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贺瑞珍(2007)阐述了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增长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健全农村流通体系和发展现代流通产业是促进农村消费的重要保障。文晓巍(2011)深入研究了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与农村消费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完善的农村流通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优化消费环境。郝爱民和王章留(2011)论证了我国政府对农村流通业支持欠缺及农村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原因是目前制约农村消费升级的主要障碍。
实证方面,国内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不多。王新利和吕火花(2006)根据我国2003年各省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1989~2003年),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的边际影响为6.915和5.863。罗永华(2011)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流通业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为0.714,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边际倾向为0.271。冉净斐(2008)运用线性回归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流通业发展和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得出当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最强的结论,即当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增加1%,可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87%;滞后一期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降低1.17%;滞后二期每增加1%,引起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44%。李骏阳等(2011)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流通业发展能有效拉动农村消费市场,流通业各项指标均对消费支出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胡愈(2007)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物流和农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为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需大力发展我国农村现代物流建设。郝爱民(2010)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流通方式、业态发展和流通服务等因素在统计意义上对农村消费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在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首先,在众多的理论研究中,重复研究比较多,大多以描述现状、提出相应对策为主;其次,实证研究的大部分文献直接采用流通业和居民消费这两个变量建立模型,没有考虑对农村居民消费有重要影响的“收入因子”作为控制变量,这对模型的参数估计精度会产生重要的偏差,导致放大流通业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例如冉净斐(2008)得出流通业对农村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87,从现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来看,这个弹性系数大于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即该弹性系数被放大;第三,在定量分析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效应时,大部分文献都采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农村流通业发展的指标,而我们则认为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该指标和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额代表的居民消费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运用前者指标分析所得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第四,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献表明,农村集贸市场和流通环境是影响农村消费的两个重要因素,然而鲜有文献实证分析这两个因素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第五,从实证研究采用的计量模型来看,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是采用固定参数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平均影响,而固定参数的回归模型很难衡量出流通产业的结构变动以及我国政府近年实施的农村流通政策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运用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动态考察我国流通业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一方面可变参数模型可以准确地刻画流通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另一方面状态空间模型采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来估计参数,使得参数估计精度更可靠。
二、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效应的变参数模型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采用农村人均消费(Pcum)作为农村消费增长的代理变量;用农村人均纯收入(Pinc)作为控制变量。因我国缺乏对农村历年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等数据的统计,虽然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一定程度上可度量农村流通业发展状况,但由于该指标和农村消费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基于此,我们采用历年农村从事批发、零售和餐饮从业人员数(Pop)表示农村流通总量规模。近年来,我国农村流通组织状况得到广泛的发展,便利店、超市和大型商场等新型流通业态开始进入农村,但农村集贸市场作为我国农村存在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流通组织,仍然是我国农村农产品批发、零售及日用消费品销售的主要场所,对我国农村消费的影响非常重要。为了分析这种流通组织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用农村集贸市场数量(Mar)表示农村流通组织状况。我国历年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建设或改造农村商业场所、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及冷库设备等流通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越大,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就越得到改善,流通环境就越好,即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流通环境的优劣。因此,本文用历年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nv)代表农村流通环境,目前许多文献也把该指标作为衡量流通环境改善的重要指标。其中农村人均消费和人均纯收入是按农村常住人口平均计算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由于我国没有对1996年以前的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统计,本文1978~1996年间的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通过测算取得,采用的计算公式为我国历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乘以我国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和农村)。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78~2010年,并且除变量Pop和Mar外,其他变量都以1978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进行消除价格影响的调整。
(二)流通业发展对农村消费的变参数模型
为了考察流通业的结构变动对农村消费的动态影响,本文采用具有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
在本文中,采用上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流通业发展对农村消费的动态影响。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采用固定参数,研究该变量对农村消费的平均影响。其余变量采用变参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探讨流通业发展的结构变动对农村消费的动态影响。首先对上述变量的对数系列作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I(1)。利用模型(1)和(2),通过比较模型在时变参数服从不同分布情况下得出回归模型的检验和诊断指标的优劣,最后确定本文的状态方程服从滞后项的随机游走形式。下面为通过卡尔曼滤波算法得出的流通业对农村消费的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式(4)中,变量pop、mar和inv的Z统计量和P值表示的是状态变量最后状态参数估计值和概率值。为了检验上述变参数模型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王海鹏等(2006)所用的检验思想和方法对模型(4)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4)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检验结果略),这表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4)能真实反映我国农村消费和农村流通业具有不断变动的长期均衡关系。图1、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流通总量规模、农村集贸市场数量及流通环境对农村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变化。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农村流通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用弹性值乘以相应滞后一年的增长率得到上述三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见式(5)。其中分别为流通总量规模、农村集贸市场数量及流通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计算所得的历年贡献率变化轨迹见图4、图5和图6。
三、结果分析
从式(4)可以看出,农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则消费增加0.54%,这与许多文献得到的“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弹性系数”的结论是一致的。从图1看出,农村流通总量规模对农村消费的弹性系数自1980年开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大,这说明农村流通总量的增长变动对农村消费增长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流通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门槛低,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很易进入该行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收入,促进了消费。虽然从弹性系数的变化图可以看出农村消费对流通总量规模的变动非常敏感,但从流通总量规模对农户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图4),除了1985年和2005年以外,其他年份的贡献率变化不大,即在我国农村消费增长率中,由流通总量规模的增长所引起的增长率份额并不大,这表明农村流通总量规模对农村消费的贡献率并没有随着弹性系数的上升而增大。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农村流通业的发展缓慢有关,较低的年增长率导致了流通总量规模对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80~2010年,作为农村流通业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农村集贸市场规模对农户消费的弹性系数逐年下降,弹性系数从历史上的最高值一直下降至2010年的负值,中间虽有小幅度的波动,但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说明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户消费的影响逐渐减弱。其中,在1980~1995年间,农村集贸市场规模对农户消费的影响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弹性系数都达到12%以上,在此期间,市场规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也比较高;从1996年起,弹性系数急速下降,甚至在1999~2010年,弹性系数为负数,这期间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非常小,几乎等于零。上述弹性系数和贡献率在不同时期的显著变化,实质上与我国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吻合的。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1980~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支出的形式单一,大部分消费支出都是在食品等必需品的消费上,即除了必要的基本消费以外,并没有多余的收入进行“享受型”消费支出,电视机、空调等商品对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还消费不起。农村集贸市场的商品基本上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期间农村集贸市场一直承担着农副产品、食品等商品的批发和零售环节的流通任务,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96~2010年间,随着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农村消费支出的构成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消费支出的大部分份额开始从必需品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转变,彩电、空调和手机等产品开始进入农村家庭,商品种类层出不穷、流通经营业态推陈出新,小型超市和大型商场等新型业态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已经摆脱“完全供给性”的消费习惯,逐渐接受市场经济赋予消费者的“主动选择”的消费理念。对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别的商品,农民会选择到不同的场所消费。对农村集贸市场而言,无论从商品种类、商品质量、商品结构和售后服务,都无法和新型流通业态相提并论。此外,农村基础设施、流通环境的改善,网络购物的方便快捷和大型商品市场的售后服务和价格等优势,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都使得农村消费者倾向于更具服务和价格优势的新型业态购物,因此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影响作用的逐步减弱也在所难免。
与流通总量规模和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同,农村流通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弹性系数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5年,除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弹性系数非常小,接近于0,甚至是负的,即流通环境对农村消费的影响非常小;第二阶段为1996~2010年,弹性系数是上升的,即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在逐年增加。从对农村消费的贡献率来看(图6),第一阶段,除了前三年以外,贡献率都非常低,很多年份贡献率接近于0;而从1995年开始,贡献率都比较大,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两个阶段弹性系数和贡献率的显著差异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政府对农村流通环境不够重视,投资额增长率低,投资效率不高,且投资对象单一,大部分投资对象都是具有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社,对农村流通业有重要影响的基础设施很少涉及。导致这期间的农村流通环境得不到有效的建设和改善,较差的流通环境增加了农民消费支出的成本和降低消费的预期,促使流通环境对农村消费的拉动效应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相继出台发展农村经济的相关文件,农村流通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投资增长率逐年增加,水电基础设施、道路设施、物流中心、市场建设以及其他流通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建设或改造,农村流通环境得到很大的改观。这期间的投资增长有效地改善了农村流通环境,较好的流通环境降低了农民的消费成本和提高了农民消费的预期,从而对农民消费增长水平产生明显的正效应。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下述结论:第一,在不同的时期,流通业发展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农村消费与流通业发展之间存在不断变动的长期均衡关系。第二,农村流通总量规模对扩大农村消费增长效应逐年上升,但是由于农村流通业发展缓慢,年增长率较低,使得流通总量规模难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大幅度增长。与城市相比,农村流通总量规模对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三,农村集贸市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村消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新型业态的进入和流通环境的改善,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增长的影响在逐步减弱。此外,农村消费的很大一部分流向城市市场也是导致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影响减弱的因素之一。第四,流通环境的优劣对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差异。较差的流通环境能抑制农村消费的增长;较好的流通环境能明显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提高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
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从流通业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大力发展农村流通业,鼓励农村居民从事流通业。农村流通总量规模是影响农村消费增长最直接的因素,因此确保流通业规模的稳定增长可以提高流通业规模对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从而促进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由于农村流通业对从业人员要求的门槛较低,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扩大农村流通业的建设规模,为农村居民从事流通业提供便利和优惠的条件,这才能有效地刺激农村消费增长以及缩小城乡流通业差距。第二,加大对农村集贸市场的建设力度,优化农村集贸市场的经营主体,探索农村集贸市场新的经营方式,提高政府监管的效率。加大对农村集贸市场的建设投入,改善农村集贸市场的购物环境,改变农村集贸市场陈旧和落后的局面。从经营的商品种类、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对集贸市场的经营主体进行优化选择,改变人们对农村集贸市场商品的“便宜无好货”的印象,使农民在集贸市场上能“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在服务项目和服务功能上探索出具有农村集贸市场特色的经营方式,使农村集贸市场真正向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缩小农村集贸市场与新型流通业态在这方面的差距。加大政府对农村集贸市场的监管力度,制定科学的农村集贸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构建良好的农村集贸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扩大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效应,促进农村集贸市场对农村消费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第三,加大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改善农村流通环境。建立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加强对农村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对农村路、水、电、通信等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流通环境。努力推进城乡流通业投资均等化,改变我国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缩小城乡流通环境之间的差距。提高农村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强化农村居民消费成本的稳定预期,使流通环境更有效地引致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原文参考文献:
[1]蒿建华:《改善农村流通:挖掘消费潜力》,《唐都学刊》2009年第11期。
[2]戴蕾、王非:《我国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及对策探讨:基于马克思消费和流通理论分析》,《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3]郝爱民:《美、日、韩扩大农民消费的对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借鉴:基于流通视角》,《消费经济》2009年第2期。
[4]林秀清:《基于流通视角的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思考》,《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5]柳思维、唐红涛:《关于加强农村商贸市场创新与拉动农村消费的思考》,《消费经济》2005年第12期。
[6]文启湘:《加快构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7]文晓巍:《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流通体系的完善》,《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
[8]郝爱民、王章留:《论我国农村消费升级趋势与流通业发展方式转变及扩大农村消费的对策》,《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年第3期。
[9]王新利、吕火花:《农村流通体系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10]罗永华:《广东省流通业发展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商业经济》2011年第18期。
[11]冉净斐:《流通发展与消费增长的关系:理论与实证》,《商业经济》2008年第1期。
[12]李骏阳、包鋆伟、夏禹铖:《流通业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11期[13]胡愈:《农村现代物流与农村消费增长相关性研究》,《消费经济》2007年第4期。
[14]郝爱民:《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15]王海鹏、田澎、靳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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