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既不是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开始所形成的具有全球联系和特征的世界经济的延续和扩展，也不是吉登斯认为的由于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为扩张提供制度保障，使世界经济扩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导致西欧社会经济变化，从而进行海外扩张的逻辑结果。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了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是欧洲殖民国家剥削、压迫、奴役和控制殖民地国家，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也延续到当今世界体系之中，决定了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纽带而组成的整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最初是在欧洲形成的，然后扩张到全球。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有着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的争论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最初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1](P194)由世界范围的分工所决定的世界经济体是1450-1640年以西北欧为中心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出现的，而是由中心、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出现的。“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而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地位的（更换以及相应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则是又一个永恒的要素。”[1](P237)这两个永恒的要素制约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本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这样，世界经济体形成时期的运行规则就成为：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则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

    半边缘区也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它介于前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就许多经济标准而言，半边缘区代表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1](P107-108)分成制是半边缘区的主要劳动控制形式，它是介于雇佣劳动与强迫劳动之间，是一种半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从而确保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尽管半边缘区的存在被一些学者说成是根据世界体系的“需要”来解释的，并使世界体系具有功能主义色彩[2](P206)，但沃勒斯坦认为它是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1](P463)。然而，“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他的世界经济体。[1](P14)但为什么只有欧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使它能超过其他的实际经济体呢？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以前，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500多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这种独特性就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能够长时间存续，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1](P461-462)国家与国家体系是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只有在世界经济体建立过程中才导致国家的产生，处于不同区域的国家完成着各自不同的分工，中心区国家在追求霸权地位的同时实现着利润最大化，推动着世界体系的发展。国家也就通过国家体系的相互作用在形式上、力量上和边界上不断变化的。这样，沃勒斯坦就把民族主权国家建立在世界体系之内诸多结构中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而变迁只不过是世界体系演进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与大多数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左。

    吉登斯认为，世界体系论由于过分集中于以资本主义来解释现代历史的演化，未能对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体系的形成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吉登斯反对以资本主义囊括民族国家，而是强调国家内部的自我整合，即“内部绥进”。他认为，国家内部绥进的出现，实际上是国家行政调配能力的发展和增强，标志着绝对主义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的不断联合作用，才造就具有强大扩张功能的世界体系，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3](P198-210)可以看出，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即究竟是世界体系催生民族国家及其体系还是民族国家及其体系催生世界体系。这也就是说，他们争论的问题在于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从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出发，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开始所形成的具有全球化联系和特征的世界经济的延续和扩展，还是由于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为扩张提供制度保障，使世界经济的扩展，引起全球政治经济变动，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导致具有等级结构特征和垂直分工体系的现代世界经济，即所谓的不平衡、不对称的经济全球化。

        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一方面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劳动交换，劳动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主线，在这条逻辑主线上，生产力是发端的、首要的因素。“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此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P32-33)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既不是沃勒斯坦的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决定的结果，也不是吉登斯民族国家及其体系催生世界体系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逻辑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国内学者的怀疑。如宋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场的内在逻辑。这种解释无法回答：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质疑。而且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对全球化潮流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全球化更应该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社会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出现相似性，所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决定了国家间的相互模仿，接受共同的国际经济规则，采取相似的国内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且从上层建筑来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全球化的产生。

    在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在大多数领域和大部分地区都是十分落后的，“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得到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5](P11)中世纪后期，在东方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学说统治下的中华帝国越来越闭关自守和僵化的时候，西欧国家从生产力的进步到生产关系的变化开始，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彻底的社会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并使它具有了某些强烈要求向海外发展的愿望，也具备了向海外发展的条件。

    公元5世纪，西欧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到11世纪，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并在封建庄园中形成了一支手工业者队伍，他们一般是去人口聚集和过往客商多而且容易做买卖的地方，如寺庙、旧城堡废墟上和渡口附近，在这些地方就形成了最初的集市，随着一些富裕的手工业者用积累的货币购买了人身自由，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专门从事商品生产，这就形成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集散地——市镇，手工业者为了避免市镇受到侵犯，在周围筑起土墙或栅栏，后来又修筑坚固的石墙，于是城市就出现了。与中国古代的王权政治的城市基础不同，欧洲城市的基础是手工业和商业。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这些城市是毛织业最早发展同时也是中世纪毛织业最繁盛的地区。从11世纪开始又依靠垄断近东贸易大发横财，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到13世纪，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市场逐渐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行会制度的矛盾日益激化，在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部分生产条件好的手工业者突破了行会的束缚，雇佣更多人劳动力，他们本人则逐渐脱离劳动，变成资本家，帮工和学徒则成了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此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发展了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村中徭役租和实物租已普遍改为货币地租，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已经向变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迈出了踏实的一步，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正在丧失它的社会基础。总的说来，“在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6](P450)“市民对社会来说，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必要了。”[6](P448)而此时以大庄园经济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同东方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至上相比，西欧各国的王权软弱得可怜。他们既受制于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教会，又时时面对地方大贵族的反叛。因此，西欧各国的君主们普遍采取了和新兴的“市民阶层”，即资产阶级、新贵族、商人结盟的政策，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由此加强了专制王权。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使这些国家程度不同地达到了富国强兵，强化专制王权的目的。但在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利最大的还属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大大增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迅速发展。封建制度深深的危机使他们寄希望于向海外扩张领土以挽救其危机。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欧洲的向外扩张，特别是远洋航行提供了条件。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海洋，西欧各国在造船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较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军事装备等方面：船舶的载重量越来越大，船的构造先进，速度快，制造成本低，效率高；指南针在15世纪由葡萄牙人在航海中已经应用，后经过改造，结构更为简单，造价更为低廉，应用更为广泛；在火药和武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能够保证航海探险的安全，16世纪初，荷兰、德国和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使发炮技术更容易操纵但却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威力，海战战术也已由设法攻入敌船改为舷上的多炮齐射。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航路开辟的历史是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西欧殖民者对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侵占土地，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用征服、奴役以及消灭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搜刮财富。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地区的人民沦为奴隶，被西欧殖民者赶到矿山、种植园，无休止的劳作和非人的折磨使大批奴隶丧失生命。在新航路开辟的半个世纪里，美洲印第安人就从3000万人骤减到1500万人。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每年从美洲掠走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万公斤。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掠走了27.6万公斤黄金。15世纪末（1493年）西欧黄金储量约为55万公斤，而在16世纪则增加到119万多公斤；白银储量从700万公斤增加2100万多公斤。[7](P37-44)千百万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和白骨换来了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当然，通过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领域骤然扩大了，进入世界贸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海外商业不再是少数冒险商人专为封建主阶级供应奢侈品，而是贩运大宗商品，供应于普通大众。这时也出现了商品和证券交易所，开始了商品的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新航路开辟后，西欧的商业性质和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商业机构如银行、交易所、股份公司、保险公司相继出现。国际范围的贸易，特别是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受殖民地政治形势影响、海洋气候变化、海盗袭击以及难以预料的种种突变，使商品的价格波动非常大。殖民地商品甚至成了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大规模投机的对象。这一切给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

    商业上的这些革命性变化，促进了商人资本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垄断海外贸易的大商业公司也纷纷建立起来并和本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从专制主权那里取得特权和补助，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进行殖民扩张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工具。它们的目标是侵占世界领土、建立殖民制度，奴役殖民地人民，与他国商人集团在国际贸易中竞争，获得乃至垄断世界市场。航海探险还发现和掠夺了大量的金和银，使流通中的货币量急剧增加，引起物价飞涨，史称“价格革命”。由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商品销路大增，手工场主和商人利市百倍，大赚利润，迅逮致富并形成最初的原始积累。而劳动者实际工资下降，利益受损，封建地主则因金银价格下跌利益也受损，这些都大大促进了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东方新航路的开辟，第一次把整个世界有目的地联结在一起，从此，全世界各民族大范围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开始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P276)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历史上的轨迹就是从各民族有目的的交往开始的，没有世界各民族有目的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也就不可能有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产生。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

    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迅速成长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不仅排挤了行会手工业，也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成了这个的时期的标志。由于在手工工场内部工人已经有了细致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提高，表现出了生产的优越性，使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日俱增，从而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但是，此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它在各方面都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如这时期虽然典型的农奴制已经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震撼，但它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广大农民仍然很难摆脱封建主义的超经济强制，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地阻碍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这种状况也不能满足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力、原料等各个方面的需要。另外，此时各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严重的打击。16世纪后，各国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各个封建主都是独霸一方的皇帝，拥有自己的法庭和军队。各封建诸侯国之间，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国王、教会、领主的关卡遍布各地，对地区间的货物运转任意抽收进口税、过境税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它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封建割据、关卡林立、税目繁多的社会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之，这一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与已经发展并逐步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相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实中遇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封建生产关系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桎梏。

    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最早发生在荷兰(1572-1579)，但是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是1640-164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继英国革命之后，美国（1776年）、法国（1789年）、德国（1848年）等国家也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国家全部或部分取得统治权，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政治制度，在国内破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割据、关卡林立的局面，废除了行会及专卖制度，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还超出了本国和地区范围，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在“当时整个世界”取得支配地位的历史要求。马克思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的论述，指的就是美国革命对英国资产阶级深入进行民主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便为更大的向外扩张活动提供制度的保障。“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8](P663)。资本的力量使殖民者除运用价格低廉的商品外，更多地使用国家机器特别是军事武力和政治阴谋活动作为其扩张的重要手段，征服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在中国，英国殖民者为侵占中国市场，1840年对中国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接着1856年又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等国通过暴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除迫使中国割地（香港、九龙）、赔款外，还迫使中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和13处商埠，并从中国获得任何进口商品只交纳5%特惠关税的特权。中国从此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到19世纪60年代末，欧美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商品这一特殊武器和刀枪火炮一起，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冲破一道又一道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打开一系列国家的大门，把它们都囊括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

    由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扩张而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适应于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它以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为中心，以其它主要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为外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中，欧洲社会经济的发达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建立在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更落后、更加不发达的基础上。在欧洲殖民者把整个世界联为一体，把落后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也就形成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从事“较高水平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1](P464)，而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地。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是欧洲殖民国家剥削、压迫、奴役和控制殖民地国家，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也延续到当今世界体系之中，决定了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被剥削被奴役地位不是今天才形成，而是在历史上就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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