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户是生产经营主体，其生产决策行为及变化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广东省荔枝主产区的18个县(市、区)61个乡镇的450份入户调查资料为依据，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迫切，且偏好于技术服务、销售服务和农资购买服务；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多重因素中，农户自身特征和服务信息来源的影响很大，其他因素例如种植面积、种植年限、荔枝收入比重、非农收入比重等都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影响因素，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西奥多·舒尔茨，1987)，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①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②进一步强调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不仅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闻海燕，2008)。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链各环节的运行效率，直接促进农业节本增效，而且可以通过丰富农业的创新内容和文化内涵，改善农业产业链的整体协调性，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姜长云，2010)。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专门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提供中间服务的产业，与其相对应的是农村消费性服务业。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及产后都需要生产性服务的支撑，产前的服务主要有良种、农机具、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等服务；产中的服务主要包括技术、信息、植保防疫、保险等服务；产后的服务则主要涉及农产品采后处理、保鲜储运、加工包装、营销等服务；资金服务则贯穿于整个产业链条。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将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同于农业生产性服务，一般以国务院“国发[1991]59号文件”③的解释为其定义，即“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一些学者也试图解释社会化服务的内涵。郭卫平、朱山立(2004)认为，一个部门通常把由本部门完成的生产环节叫作生产，而把由其他部门完成的前向生产环节和后向生产环节都叫作服务。但是迄今为止，社会化服务尚未从经济性质上得以严格界定。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化服务侧重于描述农业服务的供给主体，对于不同经济性质的服务，应由不同的供给主体提供，例如政府提供或市场提供；另一方面，从社会化服务的内容看，提供的主要是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并无二致。这种认识的不利影响在于：①忽视政府的作用，致使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服务品稀缺；②将生产性服务与消费性服务两类不同性质的服务混为一谈；③概念不清导致理论研究缺乏基本的逻辑起点。

    国内外学者有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文献并不多见。Reinert(1998)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农业的影响，并通过构建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研究了投入农的生产性服务对制定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影响。Postner(1977)对加拿大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状况的研究发现，农业对生产性服务的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意味着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呈现上升的势头。中国政府和学界已日益认识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较为一致的认识有：生产性服务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可以促进农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分，从而带动整个农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民收入(李启平，2008)；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由此导致其他部门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进而引致农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是提升中国农业比较利益的重要动力源泉(张宁，2009)；中国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的一个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投入较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可以从农业对生产性服务的消耗量上反映，因此，要加快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韩坚、尹国俊，2006)。

    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还存有较大差距，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明显要低于第二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处于低水平(李善同、钟思斌，1998)。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必然难以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难以为农业提供必要的知识、信息、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农产品知识与技术含量偏低，农产品质量难以提升，因而无法形成农产品的非价格竞争优势，使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李启平，2008)。中国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需求主导加农户需求综合作用形成的，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金兆怀，2002)，而农业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却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农户及村干部对现有服务项目的满意程度较低(庞晓鹏，2006)。

   国内外学者就农户对单项技术服务的需求意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Griliches，1960；Lindner and Gibbs，1990；林毅夫，1994)，但尚未发现从微观主体入手实证分析农户对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基于入户调查获取的一手资料，分析农户对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构建生产性服务需求模型，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理论假说与变量设计

    农户行为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起步较早，已基本形成农户行业研究的框架、范式和方法(饶旭鹏，2010)。中国农村自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户就成为事实上的生产经营主体。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也逐渐从宏观分析转向基于农户视角的微观分析。由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行为的局限性，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从多角度解释农户行为特征。

    (一)农户行为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对于不同的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用，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获取效用。舒尔茨(1987)认为，小农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其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农户理性行为是指，当农户面临多个选择方案时，往往会选择效用最大的方案。由于效用无法准确测度且主观性强，一般用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农户行为是否具有理性。

    罗伯特·西蒙(1989)则进一步指出，人类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存在，信息的局限性导致人类决策和行为的非理性。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市场不完善和信息非对称性来解释传统经济学中个体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陈风波、丁士军(2007)对Scoones的基本农户行为分析框架做了改进，认为农户行为实际上就是农户在一定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如何利用其拥有的资源禀赋进行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过程。由于农村生产和生活极其复杂且多维，农户行为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一个现成的农户行为理论。

    社会行动理论则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将农户作为社会行动系统中的一个行动单位，其社会行为受限于自身行为的目的和实现行为的手段。农户处在农村这个由多种复杂社会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当中，网络成员的行为必定会相互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中选择何种服务，受制于农户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农户所具有的手段和条件。

    (二)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发生及其变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针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决策的特点，选择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信息来源等变量，作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待检验因素。

    1.农户自身特征。农户是生产经营主体，农户自身特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选择行为有影响，且假定农户是一个在权衡了长期利益和风险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做出合理选择的“理性的小农”。农户行为理论表明，农户自身特征会影响农户对生产性服务有效需求的形成。本文将农户基本特征设定为户主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因素会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2.家庭经济特征。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选择行为除受自身特征影响外，还会受家庭经济特征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家庭经济特征设定为耕地面积、耕作年限、务农收入比重和非农收入比重四个方面。大量有关农业生产技术服务需求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大规模种植农户采用技术的概率较大，因为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他们不选择某类服务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小规模种植的农户来说要大得多，而且规模越大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林毅夫，1994)。耕作年限较长的农户因经验丰富、生产较为稳定，对不同的生产性服务有不同的偏好，例如，由于有长期种植和销售农产品经验，了解产业链价值增值过程，他们选择行为上会偏向于包装、销售、加工服务等。务农收入比重和非农收入比重也是促使农户选择各类服务的动力，比如，务农收入比重越高者越期望获取更多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服务，非农收入比重高者对保险服务的需求可能相对偏低。

    3.服务信息来源。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但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来源渠道有限，农户很难及时获取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信息(庞晓鹏，2006)。在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农户会因为对各种生产性服务缺乏了解而不能正确评估采用某项服务的预期效果和风险。因此，农户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生产性服务信息的有效性和便利性，是影响农户是否选择某种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信息来源主要设为：是否参加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与其他农户有无交流、有无电视机和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四个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中国是荔枝原产国，其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广东具有种植荔枝的资源禀赋优势，荔枝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50%左右。但长期以来，广东荔枝产业的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原因之一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2008年，本课题组在开展农业部行业专项经费项目“关于荔枝产业社会化服务研究”的入户调查中发现，农户获得各种生产性服务的渠道比较单一，并且偏离了农户的真实需求，难以满足农民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对生产性服务的多种需要，造成较严重的供需失衡。由此，课题组以广东荔枝主产区的种植户为对象，进一步分析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粤西、粤中、粤东和粤北荔枝主产区，调查涉及18个县(市、区)61个乡镇，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将乡镇划分为高、中、低三组，分别从三组中随机抽取1个作为调查对象。种植户样本则遵循随机原则从所选乡镇中选出，或者选择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剔除缺少关键信息的部分问卷，实际有效问卷为450份，有效回收率为90%。

   根据广东省荔枝产业的特点，调查问卷涉及了7种生产性服务类别，分别是：信息服务、资金服务、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农资购买服务、销售服务和包装(加工)服务，农户根据对7种生产性服务需求的迫切程度进行排序。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涉及3类11项，分别为农户自身特征(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特征(种植面积、种植年限、荔枝收入比重、非农收入比重)、服务信息来源(是否参加荔枝协会或合作社、与其他农户有无交流、有无电视机、距离乡镇政府远近)。表1计算了“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比例”，即以某种生产性服务类别作为第一选择的农户数量占样本总数的比例，用以直观反映各个影响因素与农户生产性服务需求之间的关系。

   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的优先序来看，被调查的450户中有227户(50.44%)选择了最需要技术服务，其次为销售服务，占22.22%，而选择农资购买服务的占12.22%，选择包装(加工)服务的仅有1户。由此可见，农户对生产性服务的选择与荔枝的种植和销售特点密切相关。一方面，荔枝在栽种过程中涉及多种病虫害，且荔枝采摘后保鲜期短，因此，农户对产中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和产后的保鲜技术需求迫切。另一方面，荔枝上市期较为集中，季节性供需矛盾严重，使得荔枝销售成为荔枝产业发展的又一难题。

    从农户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看，女性选择信息服务和销售服务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性更偏好资金服务、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农资购买服务。信息服务、保险服务、技术服务与户主年龄负相关，销售服务需求与年龄正相关。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对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的需求越迫切，而对资金服务、农资购买服务的需求则呈下降趋势。

    随着荔枝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户对保险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而其他服务需求意愿与种植面积的相关性不明显。荔枝种植年限与农户对信息服务和保险服务的需求负相关，与对销售服务的需求正相关。当种植年限超过20年时，农户对资金服务的需求比例骤减至1.2%。农户对销售服务的需求随荔枝收入比重的上升而激增，随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加而递减。此外，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加还伴随着信息服务需求的增加和保险服务需求的减少。

    被访农户中参加荔枝协会或合作社的极少，协会或合作社成员对农资购买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意愿强于非成员，对技术服务的需求意愿低于非成员，对其他生产性服务则几乎无需求。与其他农户交流较少者更渴望得到资金服务和农资购买服务。样本农户中未购置电视机的较少，缺乏该类服务信息来源者较电视机拥有者对信息服务和资金服务需求更强烈。居住地距离乡镇政府越远，农户对信息服务、资金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逐渐下降，而对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和农资购买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

    四、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

    基于调查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选择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的表达式为：

    (1)式中，j≠k；j，k=1，2，……，J；Pij(Pik)为i个农户对j(k)种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概率，Xi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因素。由于被调查的450户中有227户(50.44%)对技术服务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本文以技术服务作为对照组建立模型，即：

=α+β1sex+β2age+β3edu+β4land+β5year+β6share1+β7share2+β8coop+β9comm+β10TV+β11dist+ε    (2)

    (2)式中，k=4，j=1，…，7，分别表示信息服务、资金服务、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农资购买服务、销售服务、包装(加工)服务。各变量的说明及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0.0统计软件，以技术服务为对照，对样本数据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详见表3。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农户自身特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在以技术服务为对照的模型中，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分别在资金服务模型和农资购买服务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主年龄在资金服务模型中系数为正，户主年龄大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资金服务；户主受教育程度在农资购买服务模型中系数为负，说明户主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偏向农资购买服务，户主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对农资购买服务需求较弱。

    (2)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种植面积仅在农资购买服务模型中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即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农户对农资购买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种植年限在资金服务和销售服务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相反，种植年限对资金服务需求有负向影响，这与荔枝树进入结果期之前的前期投入较大有关，而种植年限对销售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因为种植年限越长面临的销售压力越大，销售服务需求就越迫切；荔枝收入所占比重在信息服务模型中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说明以荔枝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更为关注荔枝技术服务，因为荔枝的病虫害防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量，进而影响到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在保险服务模型和销售服务模型中显著，且系数符号均为负，说明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户对荔枝种植和销售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3)服务信息来源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是否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在农资购买服务模型和销售服务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与技术服务相比，协会或合作社成员对农资购买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意愿更为强烈，农户加入各类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购买质优价廉的生产资料以及最终顺利销售荔枝；与其他农户有无交流在信息服务模型和资金服务模型中显著，但二者系数符号相反，说明在荔枝种植和销售过程中，与其他农户有交流对于农户获得各类相关信息具有促进作用和示范效应，但与其他农户有交流的农户对资金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弱；与技术服务相比，购置了电视机的农户对资金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弱，而对保险服务的需求更迫切，这说明电视节目中对保险的宣传、介绍激发了荔农对农业特别是荔枝专项保险的需求。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意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从农户对各类服务的需求强度看，由强到弱依次为：技术服务、销售服务、农资购买服务、资金服务、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包装(加工)服务，且大部分农户更倾向于技术服务和销售服务。从农户生产性服务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看，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偏好选择信息服务和销售服务，户主为男性的农户更偏好资金服务、保险服务、技术服务、农资购买服务；与技术服务相比，户主年龄大的农户更需要资金服务，户主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对农资购买服务的需求不是很迫切。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农户对农资购买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种植年限长的农户对资金服务的需求意愿降低，对销售服务的需求意愿上升；农户对信息服务的需求随荔枝收入比重的上升而显著下降；此外，非农收入比重的增加还伴随着农户信息服务需求的增加和保险服务需求的减少。样本农户中参加专业协会或合作社的极少，相对于技术服务而言，协会或合作社成员对农资购买服务和销售服务的需求意愿较强，与其他农户有交流对于获得各类相关信息具有正向促进和示范效应，而与其他农户交流较少者更渴望得到资金服务；样本农户中未购置电视机的较少，购置了电视机的农户对资金服务的需求较弱，而对保险服务的需求更迫切。

    综合上述分析，在中国农业现代化改造进程中要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积极作用，不仅要增加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有效供给，更要重视农户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①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体系，以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生产性服务需求；②利用各种信息传播与扩散媒介，帮助农民了解生产性服务信息，加快农户对各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认知过程以利做出理性选择；③针对农户生产经营的需要，鼓励发展各种生产服务专业队和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有效服务。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新华网(www.news.xinhuanet.com)，2007年1月29日。
②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新华网(www.news.xinhuanet.com)，2010年1月31日。
③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国务院，1991年10月28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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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陈风波、丁士军：《农户行为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对民国以来汉江平原的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荔枝龙眼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编号：nycytx-32-20)的资助，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广东水果出口促进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0WYXM039)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参与入户调查的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生。
(来源于《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