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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处于世界前列。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6世纪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文化快速发展的潮流中逐渐落伍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进行了长期的奋争。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令世界瞩目的转轨经济的成功范例、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光辉榜样、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支柱。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更加积极主动地将中国经济纳入到世界经济整体之中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提出的客观要求。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迎接挑战，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中国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历史性决策。因此，“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1]。

    一、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

    自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际社会一直公认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大国。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4月发表的《2003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中国正在成为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在迅速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行经济存量改革的任务除国有经济之外基本完成，并成为少数几个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面对“21世纪的中国如何发展”这个时代课题，中国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牢牢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和不确定因素，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应对好经济全球化，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坚持和平崛起，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按照“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握全局、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切实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不断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历史回顾

    从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由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列强强行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过程[2]，中国近现代史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对外扩张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的。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两次截然不同的开放，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过程[3],是国人逐渐明晰历史发展方向、不断找寻国家出路的历史。

    公平地说，中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没有天生的偏见。尽管当时中国正在蒙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但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那时中国的第一选择[4]。中国只是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以后，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并且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并找到了另外一条中华振兴之路。直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才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觉地为民族生存而战时，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该体系以对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为基础，以这些地区的停滞或扭曲的发展为代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旦成为独立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大国，列强们不仅将失去一个倾销商品的庞大市场，一个扩张资本的理想场所，一个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产地，而且还要面对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这是西方列强所无法容忍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的百年屈辱历史，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除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一定的经贸往来之外，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经济恢复和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的自我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既是中国远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也是中国探索如何实现国强民富的过程。在1949—1978年间，国民收入由173亿美元增加到1226亿美元，增长了6.1倍。1953—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8.2%和6%。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2—1978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由58.5%下降为24.8%，工业比重由41.5%上升为75.2%[5],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成就在相当大程度上脱离并抵抗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仅削减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那些一度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增强自身的信心，为营造更加公正而平等的全球化参与环境奠定了基础。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脱离和抵抗尽管实现了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其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干扰，使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大幅起落和严重扭曲，造成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落伍于时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只是要不要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现代化、是不是会被“边缘化”的大问题。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与开放之间的关联度十分显著，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当现代化问题更加紧迫地摆在中国面前的时候，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加速现代化就成为一个根本的战略问题。直至这时，中国才逐步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才最终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1978年末，共和国百废待兴，但又春寒料峭。在那个激昂的时代，中国政府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抉择：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既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是中国此次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就是走进和不断深入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的愿望。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清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观念障碍，这一政策的直接效应就是使长期封闭、半封闭的中国尽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尽快从历时数十年的自我发展转向更积极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20年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是在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逐步提高开放程度、扩大开放领域，通过特殊政策来启动经济开放。从举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城市到内陆全面开放；从一般加工工业对外开放到基础设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从一般借用外债到利用国外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多种融资方式，使中国的企业经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等都发生了向开放型经济方向的根本性转变：第一，由政策引导向市场导向的转变，外资、外贸等对外经贸活动从靠政策吸引转变为靠一个完善的法制、高效的管理、优越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的引导和规范，对外资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国民待遇。第二，由地区优惠政策向产业政策倾斜的转变。经济特区、开发区的政策优惠逐步淡化，政策性优惠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上，以鼓励国家需要扶持的产业发展。第三，对外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即外贸出口的发展和外资的引进都要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同样进行转变，把依靠投入扩张、资源消耗、追求规模的数量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注重依靠质量、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

    中国政策型开放走的是一条体制外突破的道路，它所采用的各项政策不能用计划体制的现有规则来解释，或者严格地说是计划体制框架所不能容纳的。政策型开放的最初目的在于探索开放的可行性，这一方式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全局性震荡。对于熟悉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来说，通过试点走开放的道路是必要的，也是渐进式改革道路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体现。当然，特殊政策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可能不是最优、最好的制度安排，但是特殊政策的探索性功能和激励功能推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政策型开放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否定的，尽管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是两种体制转型中的特殊安排[6]。

    政策型开放尽管是一种体制外变革，但它对旧制度既有瓦解作用，又对新制度带有探索作用。政策型开放的这种制度催化与探索决定了中国走向制度型开放的历史必然——政策型开放不仅为制度型开放创造了条件，而且本身就提高了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客观要求。如果没有20年开放过程的政策积累和体制转型，中国经济体制与WTO规则的距离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改革本身就需要解决规范化、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开放的重要性大于改革，制度型开放是政策型开放的必然归宿。中国加入WTO所表明的这种质的跨越在于从自主选择的开放政策，转变为按照国际社会统一规则的开放方式，这种跨越既是WTO对中国的要求，也是中国开放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结果。

    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独立于联合国、负责管理世界多边贸易秩序的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贸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衡量一个国家能否承担国际责任、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尺度。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艰苦奋斗，中国已经全部消除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切障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一。

    回顾历史，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非优、失衡等现象都是由特殊政策引起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是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契机。如果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标志着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那么入世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阶段[7]，入世使特殊政策的变动性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加入WTO的基本理念就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15年漫长的复关入世谈判历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历程。WTO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制度载体，加入WTO，中国已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些无疑都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更好发展。

    加入WTO后，中国要在体制和机制上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中国的经贸活动要接受WTO规则的规范和约束。按照WTO的非歧视原则，中国将在贸易政策上平等地对待各个成员和各类企业，保证市场机会均等，一视同仁，平等竞争；按照WTO的透明度原则，中国要事先公布与贸易有关的所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各类企业提供统一、稳定、可预见的经营环境；按照WTO的公平竞争原则，中国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依法规范市场行为，整顿经营秩序，尊重知识产权；按照WTO的开放市场原则，中国要与其他成员相互开放市场。从长远发展看，按国际通则办事有利于中国学到现代市场经济知识，推进体制改革，完善竞争机制，这些都将大力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总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更多地扩大出口和更好地利用外资；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广阔的天地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分享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从观念上、体制上都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企业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

    2．25年改革开放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25年，弹指一挥间。人们骄傲地看到，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199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比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2.8%快两倍以上。特别是1991—1994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更高达11.7%，而世界同期年均增长为1.9%。以后年份增长虽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7%—8%之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一些省份，如广东、山东、江苏（这三个省都有着比亚洲“四小龙”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口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里经济每年增长14%—16%，将近亚洲“四小龙”同期经济增长率的两倍[8]。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长，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外贸易是国与国间经济交往、经济合作和经济分工的基本渠道和手段，也是衡量经济开放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尺度。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1988年跃上千亿美元大关，2001年更是增加到了5098亿美元，增长了24倍。这个速度不仅高于同期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长速度高出8个百分点。2002年达到6207亿美元。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1978年的32位，到1997年进入了前10名，到2002年更是上升到了第6位[9]。

    1979～1998年间，货物出口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18%，进入20世纪90年代起贡献率都在1/4到1/3。同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年份少于顺差的年份，有8个逆差年份，15个顺差年份，因而国际贸易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1989年时只有55.5亿美元，2001年则达2122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初级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上升。1998年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88.8%，出口额达1615.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35.7倍，其中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尤其是技术含量高、加工程度深、附加值较大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4.9%上升到27.3%；另一方面，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制成品进口增长最快，198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为65.2%，1983年提高到72.8%，1984年后一直保持在80%以上，1998年工业制成品进口达117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3.6%，其中机电产品进口638.7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近10倍，占进口总额的45.6%[9]。大量机电产品的进口加快了中国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了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向主要出口制成品的历史性转变，改变了中国长期依靠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的局面，基本接近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一般水平。

                                     表1-1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                  单位：亿美元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私人资本	1929	2265	1326	778	867	471	427	803	1131
FDI	1015	1162	1439	1560	1754	1657	1809	1429	1439
证券投资本	239	832	633	110	195	-38	-512	-529	-229
其它	674	271	-746	-892	-1082	-1149	-871	-97	-80
官方资本	495	-18	426	576	76	-128	211	71	101
外汇储备	-1179	-1046	-711	-497	-884	-1172	-1224	-2116	-2551
经常项目	-952	-890	-711	-511	345	1267	791	1332	1289

       说明：外汇储备一项为变动值，经常项目一项为差额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Table 1.2,Sep.2003.

    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从资源禀赋来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短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瓶颈制约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将引进外资作为最为主要的经济政策之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低通货膨胀率、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惠的外资政策以及稳定的汇率成为吸引外资的优势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境外对华直接投资迅猛增长：1990年为34.87亿美元，1992年达110.07亿美元，1993年为275.15亿美元，1994年为337.67亿美元，1996年为417.25亿美元。截至2001年，中国已连续10年吸收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吸引外资大国。2002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9],吸收了85%以上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参见表5—1)，这种势头在2003年也未改变，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535亿美元。境外对华投资缓解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缓解了就业压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提高了中国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

    中国除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外，还积极利用外国间接投资，在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国际证券投资等方面获得了很大进展。1981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第一笔贷款，用于支持中国的大学发展项目。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共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50亿美元，支持了234个项目，其中有110多个项目还在实施，中国的贷款总额在世界银行各借款国中名列第一。截至1998年，中国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等，协议金额达130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9]。这些资金多用于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上，对发展和改善中国能源、交通、通讯、教育、科研、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在于实现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外商投资企业在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和所要求的外部运作机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是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大方向相吻合的。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经营观念、加剧了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规律使一部分粗放式生产的企业被淘汰，另一部分则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而走上了集约化生产道路。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已占有较高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将近达到1/5，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离不开对外开放的发展。因此，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和外商投资规模对中国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世界最大的500强企业中约有400家在华投资，从农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到商业零售、房地产、银行、保险、电信业都有外资进入，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2001年，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全国的24.5%。在外资较集中的信息技术产业，外资企业占销售收入的57.6%、利润的6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利用境内、外发行股票以筹措海外资金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996至2000年企业对外发行股票引入外资约140亿美元[9]。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大公司在香港和国外的陆续上市，为国内企业资产重组、转变经营机制以及开拓国际资本市场走出了新路子。

    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企业和管理体制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要求中国企业更快地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因此，中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不断发展。截至2002年6月底，中国共设立境外企业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89亿美元[9]。这些境外投资设厂加工装配项目的建成，带动了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有林业、渔业、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电子、机电、房地产、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行业。但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加工制造业。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欧，而亚洲地区则集中在东盟、南亚和中亚。中国海外投资的独资企业绝大多数分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从目前来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按1996年底的统计数字，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1985家，平均每家投资额仅为227.6万美元，中方投资额平均每家仅为108万美元。投资规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平均每家600万美元的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平均每家450万美元的水平亦有一定的差距[9]。中国对外投资总体上仍以中小型企业承办的中小项目为主。从总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在开拓国际市场、开发国外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还处在数量少、规模小、效益低的起步阶段。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不仅占世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低（1997年仅占0.58%），对外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很低（1997年世界平均值为5.5%，发展中国家为3.3%，中国仅为0.9%）[9]。这种状况显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也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毕竟是对外投资的后来者，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中国还是相对陌生的课题。目前无论是管理思路和制度，还是企业的实力和机制都与“走出去”的要求有相当的差距。

    3．趋利避害，谋求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利还是弊？是得还是失？是福音还是祸害？对此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立足于现实世界，从中国所处的地位出发，进行全面辩证地分析。

    现代经济结构对于中国来说是外在的，中国要建立现代经济结构，必须积极从外部引进。否则，单纯或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开放市场、引进外资是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经济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外商投资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2.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3.合作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尽管目前外商对中国国民经济控制程度从总体上看还不高，但是一些核心产业部门、主导产业部门如果被外商控制，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因此，要注重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倾向。以下三方面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第一，外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失衡。1997年底，中国外债余额达到1309.6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外汇储备的94%[10]。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中国外债规模仍被控制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各种风险指标均低于危险线。据统计，1996年中国的负债率为14.3%，低于国际公认负债率的警戒线(为20%)。1997年中国的偿债率为7.3%，债务率为63.2%，短期债务比率为13.9，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偿债率的警戒线、危机线(分别为20%和30%)和债务率的警戒线、危机线(分别为100%-120%和200%)，以及短期债务率的警戒线(为25%)。但中国外债运行中也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是多头对外举债，存在规模失控的隐患；二是非生产性贷款增加，商业贷款保持较高的比重；三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外债依存度保持在1.1-1.53之间，1991年底中国外债余额为605.61亿美元，到1997年外债依存度为1.25[10]。四是外债使用效益低，不仅加大了债务成本，而且增加了偿债风险。此外“隐性外债”问题严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违规操作，逃避国家的外债管理和监督。另外，非法资本流动、特别是资本的外逃也是影响国际收支的一个重大因素[11]。大量资本外流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暂时掩盖了国际收支的矛盾。

    第二，金融市场开放与金融安全。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步伐的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必将放开。目前外国银行已在华大量设立机构，到1997年底，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已达544家，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73家，其资产总额、贷款总额等业务指标都保持了较高增长，外资分行总资产达379.9亿美元，贷款余额275亿美元，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资产总额占中国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为2.7%，占国内金融机制外汇总资产的比重为16.2%[10]。中国目前金融体制尚处于过渡之中，金融配置和资金配置效率低，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却相对缓慢，非银行机构经营机制不健全，很不适应金融市场的开放。

    第三，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一是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提高。1978年外贸依存度只有9.8%，而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约为4.6%和5.2%[10]。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以上，2003年中国外贸总量为8000多亿，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产业经济，这些经济大都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另外制造业出口51.2%来自合资企业。对外依存度越大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度越高，也意味着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压力的影响。因此，中国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产值不断提高。以工业企业为例，1983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3%，1990年为6.3%，而到1997年这一比重达20.8%。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1990年为2%，1997年上升到20.5%，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三是外资依存度[12]迅速提高。中国的外资依存度1985年仅为1.55%，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10]。外资依存度的显著提高标志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重要。4.外债依存度保持较高的水平[1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债依存度保持在1以上。

    近20年来，由于中国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国内出现了一种意见，担心外贸依存度过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的确，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近几年来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和增值率有所上升，但中国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与国内经济运行的联系不很密切。因此，运用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外贸依存度指标，会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衡量外贸依存度的合适程度，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必须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国际比较才能得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

    （1）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持续提高是符合国际趋势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速度，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高。从横向看，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外贸依存度也相对较高，这证明中国外贸依存度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是符合国际趋势的。

    （2）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除1994年由于汇率大幅度贬值使外贸依存度暂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进行外贸依存度的国际比较要考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的差异。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可能越低。如果不考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直接比较各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可能包含不合理的成分。合理的国际比较是直接用商品贸易额与商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世界银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比较的。由于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对较小，按世界银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低于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

    另外，研究外贸依存度要考虑汇率的影响。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都不算高，那种认为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而反对中国对外贸易继续快速增长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未来中国外贸依存度的变动取决于三个因素：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和汇率，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又取决于其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影响中国外贸依存度变动的重要因素。如果未来20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那么中国出口增长率应达到10%～11%左右。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应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决定的。对外贸易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由对外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决定的。外贸依存度的未来走势是由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共同决定的，因此对外贸易保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并不一定会提高外贸依存度。总之，未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速3个百分点，虽然可能使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有所提高，但未必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制定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时，不应拘泥于外贸依存度的高低，而应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确定对外贸易的合理增长速度。

    25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已见成效，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勇敢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使中国获得了闭关锁国条件下不可能得到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各种人才，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发展优势。但也应看到，伴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因素”的继续上升，“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并存，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14]。因此，中国需重新评估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发挥应有作用、赢得应有地位。

    中国经济的美好前景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尽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差异很大的国际竞争环境，南北国家的收益和风险并不均衡[15]。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思想认识领域必须澄清观念，彻底否定“陷阱论”[16]，因为中国无法割断与发达国家的经贸联系，更不可能在没有发达国家参与的情况下获得一个好的发展机会。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因果联系，如1985年—1995年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比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快50%以上[17]。

    如果说有“陷阱”，无非是说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有风险。国际经济领域的投机行为、以强凌弱的行为、欺诈行为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行为对不善于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可能就是陷阱，对于善于驾驭国际经济风浪的国家就可以规避、破除上述风险，中国没有被卷入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实例。世界上没有由于扩大对外开放而更加落后的国家，而只有闭关自守、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更加落后的国家[18]。中国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并具有某些风险和弊端而不敢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那就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发展的机会，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大流动，实现了世界各国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同时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将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经济发生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是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不是单纯地开放市场，而是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和平崛起及新兴工业国的不断涌现证明，经济全球化是落后国家崛起的重要外部环境，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是摆脱贫困落后的惟一途径；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机遇总要在克服困难、战胜风险后才能得到，能否把握机遇取决于内部因素。只要中国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继续赢得经济的大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中国有害，甚至是发达国家设置的陷阱。

    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现代技术创新是世界性的，任何国家的科学技术活动都必须也只能以世界上现有的科技成果为前进的基础。这一点对于中国尤为重要。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绝大多数经济技术和方法都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积极地进口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充分利用国外现成的技术、方法，尤其是基本技术、方法的基础上，否则仅靠闭门造车，或者主要依靠所谓“独创”不可能实现中国现代化。

    中国要用辨证的观点对待经济全球化，既要承认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一定冲击，又不能随意地把经济全球化视为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尽管在经济全球化历程中充满血与火，上演过无数“大炮炸长城”的民族悲剧，但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旗帜，更不是美国的旗帜，它只能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旗帜。发达国家企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图谋是徒劳的。对于中国，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根据具体国情，顺应历史潮流，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努力把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走出一条自我发展之路。

    世纪更迭只是瞬间的事情，经济全球化却在人们不经意中深入到经济生活的不同领域。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风险，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理性的反思，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要使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最根本的还是要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能否抓住机遇、赢得发展，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能否应对挑战，归根到底也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只有国力增强了，我们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才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只有国力增强了，我们才能更好地趋利避害，才能更有效地抵御风险，迎接挑战；只有国力增强了，才能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经济事务中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只要我们思想统一，准备充分，措施得当，就一定能够充分利用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契机，妥善应对挑战，以坚定的信心，迎接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到来。

    二、实现协调发展应妥善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中国目前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世界在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扩展理论新视野。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惟有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坚决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投身国际经济竞争，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之路。

    1．全方位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体系，还是作为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开放性。从经济上说，社会主义是建筑在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而现代机器大工业本身是超越于国界的社会化大生产，是面向世界的；从文化上说，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吸纳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是开放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自我封闭，封闭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更不能自我封闭，更需要对外开放，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吸纳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从各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和拓宽对外经济关系，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当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新千年之际，中国人民敏锐地看到21世纪头20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经济总量目前占世界总量的12%，要使中国2020年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22%，实现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中国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中国只有采取积极的姿态、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首先要集中力量解决好关系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注重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要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逐步消除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在参与新的国际分工中推进产业升级。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分工模式，打破了生产场所的国境限制和生产者国籍的限制，同一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可以安排在多个国家或地区，使得生产和贸易的界限、生产和出口的属地越来越难以分清。因此，应当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利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环节，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部分高技术生产环节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发展自己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第二，在开放式的国际合作中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中国的电信通讯产品、计算机、半导体产品、生物制品、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有在与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公司开展国际合作过程中才能找到学习吸收先进技术的捷径，实现高起点地赶超先进的后发优势。中国可以利用为跨国公司配套生产等方式来吸纳先进技术，用开放国内市场换取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利用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经营战略推进中国的人才培训和技术传播。

    第三，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是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开放，这将有利于削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壁垒。区域经济合作对于分步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应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全球自由化进程，在高技术产业及服务贸易领域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根据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第四，在扩大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中趋利避害。各国股价、汇率、利率等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个别国家和区域发生经济震荡，转瞬间便会波及其他国家和区域；与此同时，全球化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尤其是电子交易支持金融衍生工具飞速发展，既使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也导致金融风险的发生机率增大。中国应在扩大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防范和减轻震荡风险。

    2．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的发展走了弯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果断地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胡**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25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很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1世纪的中国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中国要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要靠发展；中国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要靠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形势逼人，如果中国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甚至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对中国而言，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十分珍惜和切实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必须有新思路，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要力争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路，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也才能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又要看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要实现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因此，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又要看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要实现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因此，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只有按照“五个统筹”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的指导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才能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维护独立自主，重视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全球化使得统一的世界市场急剧扩大，资金、技术和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加速流动，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依存关系大大增强，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参与度越来越大，客观上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潜在威胁，某些经济势力也试图利用中国开放之机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更有甚者，一些国家的某些势力还企图用经济和贸易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不仅试图侵蚀中国的经济主权，更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中国在当前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客观上也面临着如何防止外国势力侵蚀中国的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中国只有在有能力切实维护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国际机制才能更好地为对外开放服务。在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同时，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突出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要想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增强经济安全系数，首先就必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应不遗余力地发展科学和技术，利用科技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跨越式的提高，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不断扩大中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增强防御能力。要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从广度、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相互依存度，加快与发达地区经济互接、互补、互利的进程。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注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来华的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应尽快完善吸收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注重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要顺应中国经济结构高级化的需要，从上规模、上技术、上档次等多方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要防止国民经济命脉和赢利丰厚的行业被外企所控制，避免受制于人。再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西方对我实行的“经济参与、政治施压、思想渗透”的三位一体政策和战略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努力寻求与西方国家共同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不忘保持自己的特色。最后，要尽力增强对外开放的预警抗震能力。伴随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加强对国际经济变化的预警能力尤为重要。在世界经济剧烈波动的冲击下，要具有依然能够保持相应的适应性和应变性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呼唤经济安全，综合国力的竞争呼唤经济安全，加快对外开放呼唤经济安全。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安全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里的国际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首先，增强系统稳定性。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加强市场体制建设，完善各种制度与经济立法，规范市场秩序，减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不稳定性；加快对经济运行中诸如呆帐、坏帐等不健康因素的清查，防止这些因素在经济波动中的恶性推动作用；严格加强金融监管理机制，做到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对资金流向进行宏观引导；在资本项目开放问题上切记实事求是，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其次，从系统输入因素出发，政府不仅要自己不断完善决策机制、做好科学决策的理性人，同时还要保持政策的透明性、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并通过与微观主体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使微观经济主体决策尽量“理性化”，以防止经济系统内部因子的非良性变化。对于外界市场的波动及各种国际突发事件，政府应快速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通过各种方式明确或重申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以防止国内经济主体的非理性预期和盲目跟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国际经济关系网中各种外来输入因素通过“蝴蝶效应”对中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鉴于经济全球化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冲突，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利用外来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的经济，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努力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确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4．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世界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世界各个强国的兴起无一不得力于对外开放，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近几年来，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深刻理解和认真贯彻对外开放这一重大决策，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从更高层次上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进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第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改变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的状况，通过开放、交往获得发展的“爆发力”，从而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到来会迫使国内企业，在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下，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在优胜劣汰中发展。

    第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改变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的状况，通过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淘汰国内多年遗留下来的陈旧的生产企业，从原来主要依靠增加大量资金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

    第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改变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状况。高消耗、高污染是传统产业的主要特征，除了旧体制下的许多企业之外，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一部分外资企业也具有这种特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更合理的引资战略，不但可以改善中国经济中本来存在的这种情况，而且可以改善外资引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第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改变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附加价值低的状况。改革开放可以大大加速中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步的步伐，可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扩张转变到主要依靠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生产力合理布局上来，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区域分工效益。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要求紧密相结合，着眼于国民经济素质和效益的提高。对外经济的增长方式要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即外贸出口的发展和外资的引进要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同样进行转变，把依靠投入扩张、资源消耗、追求规模的数量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注重依靠质量、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正如改革开放在中国不可逆转一样，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使中国踏上的一条不归之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有三条经验值得记取：第一，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第二，适应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第三，重点抓好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如果说在过去的25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初步的，那么21世纪的中国将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更大考验和挑战。中国在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处理好以下问题：

    第一，正确把握原则，努力寻求合作结合点。在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上必须坚定不移、积极主动，而在具体实施政策时又要步骤稳妥、力求实效；在利弊得失方面，总体上应该趋利避害，但在不得已时又要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利益；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必须两者兼顾，以长远利益为重；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要遵循国际惯例，在对等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政治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因而更要警惕因政治利益不同而导致的经济风险。

    第二，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入世不仅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的竞争将空前激烈，而且也意味着今后中国千百万劳动者的命运将与国际市场的动向紧密相连，因此要积极做好应对工作，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要认真学习并熟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则，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提高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要抓住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要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推进法制建设；要加强世贸组织贸易争端的应诉和起诉工作，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支精通国际经济和法律的人才队伍。

    第三，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扩大就业，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方针，扩大内需要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就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调整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投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鼓励沿海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再投资。

    第四，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效手段，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和农民。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稳步开放金融市场，严密防范金融风险。当前，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其他领域。《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达成表明开放金融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应积极而稳妥地根据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适时而稳步地开放金融市场。应积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严格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快制定有关金融市场稽查、现金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条例；加强中央银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督作用，切实维护金融秩序，高度警惕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中国一方面应该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和人民币的稳定，防止经济的“泡沫化”，同时建立起包括短期债务、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银行呆帐、货币汇率等内容的预警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应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控制国际短期资本的数量，政府应掌握干预股市和汇市的主动权。

    第六，增强企业竞争力是保护民族经济的根本。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是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改善供给能力的重要举措。今后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仍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加快发展和扩大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在努力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有选择、有重点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七，更新观念，创建企业集团，推进跨国经营。中国要摒弃“地大物博”的自我认识，要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走规模经济之路，要创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推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

    三、结论

    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成就是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结果，充分说明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是中国的历史必然，充分说明改革开放路线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加入WTO，中国已由政策性转向制度性开放。能否有效应对科技迅猛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能否实现自我完善的关键；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历史一再表明，机遇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中国能否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决定于适应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能力。

    面对信息化速度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市场化程度加深、城市化趋势加强所带来的挑战，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时代课题，中国应澄清观念，否定“陷阱”论。世界上没有因扩大开放而更加落后的国家，而只有闭关自守、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更加落后的国家；维护国家权益必须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才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中国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用好21世纪头20年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发展速度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着力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展顺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良好。2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利用好经济发展的信息化、经济金融化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唯有敞开国门，欢迎一切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物进来，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才会不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大潮。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正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增强忧患意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21世纪里续写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新的壮丽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 江**：《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
[2] 包括费正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以其发达的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建构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平行于其他的世界体系，并且一度比西方世界体系更为发达。但长期的封闭造成的政府腐败、经济落后、装备松弛，以及心理上的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使这个庞大的体系逐渐失去了活力，最后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被摧毁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后，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无法实现独立与自主，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依附地位。
[3] 中国曾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有的西方史学家甚至认为公元400—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公元1000—1350年是世界的轴心。参见?S?A?M?Adshead：China In World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88。但是在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中国很快就成为落伍者了。
[4]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指出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8页。
[5] 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10—411页。
[6] 靠特殊政策来推动的改革开放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它的变动性和不公平性。从变动性来看，一是政策本身变化快，瞬息万变的经济运行现实使政策设计往往无法对经济运行和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政策就不得不随时进行调整。二是由于政策的设计者自身利益和主观原因，政策的颁布和执行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从不公平性来看，地方政府由于把外资进入多少作为其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吸引外资时，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有的通过税收返还，变相给外商补贴，有的通过行政手段给外商以照顾，甚至吸引一些国家不鼓励或禁止项目。这势必造成内资企业在政策优惠、税收减免、地租收缴等方面与外资不可同日而喻，使内资企业反而受到次国民待遇，引起内资企业进一步寻求与外资合作。
正因为这样，政策型开放存在着局限性：1、体制封闭性与政策开放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开放政策是一种体制外的改革，在地区和所有制性质等各个方面都限于特定范围或特定对象，因而必然与原有体制存在着矛盾。当然，这决不是一种改革道路或战略的失误，而是渐进式改革下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2、开放政策下的地区不平衡。在开放的试验地区和其他各地区之间，在区域推进战略下的各地区之间，发展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国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本来是自然的条件在历史上形成的，而政策型开放却又在制度上扩大了这种差距。3、对外开放与对内约束。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国内改革一再遇到障碍。与此相比，政策型开放由于走体制外变革的道路，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一些，政策本身就可以激励开放。但在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内滞体制却对开放形成了约束，使扩大开放的种种努力受到限制。
特殊政策还造就了不透明性。由于特殊政策产生的机制是行政手段，这种决策是通过地方和中央的讨价方式实现决策的，某种程度上是行政首长的主观意志的体现，不可避免地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因此，即使该透明的时候也变得不透明了。所以，优惠政策的开放模式，短期效果是显著的，但它的潜在增长势头明显不足，难以形成可持续增长。这种政策作用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到了它的极限。
公平而论，政策型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政策设计的探索性和非系统性，以及政策本身的变动性和不公平性，使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阻碍作用。政策型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瓦解旧体制时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可以尽可能地减少阻力，使改革易于执行。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这种改革的成本还是显而易见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由于特殊政策的存在，各地区、各企业便拥有不平等的外贸权限，不同的权限意味着不同的获利。由于企业的利润不是靠市场经济方式，通过创新或降低成本获得的，而是特殊政策赋予的。这种做法的负面影响是企业失去创新和降低成本的动力，转而去寻求特殊政策和优惠，使企业经营的根本动机发生了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导致整体效率的损失。在改革到一定程度，市场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育，再用这种政策就会对改革起阻碍作用。
[7] 关立新：《加入WTO，中国由政策性转向制度性开放》，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8] 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11页。
[9] 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401—405页。
[10]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课题组的报告，文载于1999年4月2日《经济学消息报》。
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对外贸易分为出口和进口两部分，相应地外贸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即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进口依存度（即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两个概念。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更重视出口依存度，它比外贸依存度更强调出口贸易值的重复计算。从长期看，一国的出口和进口是趋于平衡的。因此，二者考虑其一即可。
[11]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中国有530多亿美元外逃资金。
[12] 外资依存度是指外商投资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比重，它是衡量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指标之一。
[13] 外债依存度是指外债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之比，主要用来反映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一般认为正常值应保持在0.9—1.0之间较为适宜。
[14] 一是近年来外商投资增长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尤其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经历了长达17年的高速增长后，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国有经济的带动作用相对减弱，这对扩大吸引外资很不利。另外，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造成生产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上升，还将吸引一部分原准备转往中国或已经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出口加工项目转往东南亚国家。三是中国开放领域和吸引外商投资方式的局限也制约着中国今后扩大吸收外资。
[15] 关立新：《“乌拉圭协议”下发展中国家的收益与风险》，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6] “陷阱论”支持者把经济全球化比作“给人类带来死亡和破坏”的“魔鬼”，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对美好乐园虚幻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更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陷阱，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美国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日子并不比它们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地时的日子更好过。为了摆脱“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被动局面，摆脱发达国家通过国际间商品、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交换等所设置的“发展的陷阱”，摆脱国家主权免受侵蚀，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走民族主义式发展道路。
从理论上讲，不可否认走民族主义式发展道路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作为一种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讲它又是反现代化的，是一种借民族传统来排斥现代文明的非理性思潮。至于以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对抗经济全球化也是不可行的。实践表明，南南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南南合作的经济意义远没有政治意义那么大。
“陷阱论”的观点其实不过是普雷维什“中心——外围论”的翻版，实践证明普雷维什的这一理论是片面的。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本人后来放弃了“中心—外围利益完全对立、外围要取得经济发展就必须割断与中心的联系”的观点，转而强调中心和外围的相互依存性。在代表普雷维什后期思想的《依附、发展和相互依存》这篇论文中，普雷维什反对中心地区的财富基本上是外围地区创造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心地区巨大的技术进步的影响。普雷维什指出，中心和外围利益趋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尤其是“边缘地区采用中心地区不断更新的技术同样会给双方带来无可置疑的好处”。
不可否认，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所分得的“蛋糕”分量不可能完全相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短期来说，发达国家分得“蛋糕”的分量要大一些，但是绝不能就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损害发展中国家，更不能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本文认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应当明确，经济全球化从总体上讲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它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大好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参与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否则，如果回归传统，像过去那样走内向型的发展道路，其结局也必将像过去那样，只能是停滞，甚至灭亡。
参见：[埃及]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
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阿尔文?托夫勒：《全球化神话的陷阱》，日本《读卖新闻》1998年11月2日。
[德]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
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4月版。
房　宁：《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亓成章：《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
[17] 杨来科、廖春、刘小潮：《地域的陷落——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8]目前在世贸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4。在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中，已有29个参加了WTO，还有7个是WTO的观察员。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1996）》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反之，面对经济全球化裹足不前，必然影响经济顺利发展。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1984—1993年的10年中，发达国家与快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年均2%的经济增长率；相形之下，那些较慢或缓慢参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则相当迟缓。总体来说，快速参与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增长速度较快，而且增长稳定，这10年间，前者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后者的50%以上。
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经验证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世界银行列举了下述原因：（1）配置效率。各国按其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就能提高产出水平。（2）要素积累与投资。贸易自由化可促进投资，因为它提供进入更大市场的机会，允许获得更大的规模收益及进口过去得不到的或较廉价的资本货物。（3）知识的外溢。这只可能出现在开放经济中，因为知识包含在与开放经济有关的贸易商品、机械和被吸引到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里面。（4）收入分配的改善。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在开放的经济中（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收益往往更大。（5）政府政策的改善，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缩小政府管理部门规模的要求在开放经济中更迫切。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主题为《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的报告也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主要的教训是全球一体化的种种压力已使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优劣政策的好处与代价，大凡顺应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并随之努力进行改革、开放市场、追寻有纪律约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它们就像已获得成功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一样，很有希望能踏上与发达国家的趋同之路。这些顺应潮流而动的国家可望从贸易中获得利益，取得全球市场的份额并能不断地受惠于更大量的私人资本流入。相反，没有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则将可能面临在世界贸易份额中日趋减少、私人资本流入日益枯竭、并且相对地说被甩在后面的困境。
[19]石广生：《漫长的历程 深远的影响》，《求是》200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