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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提出
    　　（一）粮食价格上的两难问题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
    对粮食价格，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两种不同的反应。生产者总是希望价格有所上升，使其投资于农业的资金得到丰厚的报酬；而消费者则总是希望价格稳定或者下降，使其用于食物的支出减少。这两种不同的反应又总是与供求矛盾联系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政府的安全。因此，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干预粮食价格，使其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接受的程度。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正是顺应此种需要问世的。
    改革前，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和保证城镇居民以低价获得基本粮食方面是成功的，但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收入方面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为调动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国家从1979年开始几次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以促进产出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进入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主要粮食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以往的政策潜力已经不大；农民的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水平几乎没有提高。农民收入不提高，粮食生产就缺乏稳定的基础。因此，我国的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就要在保护地区、范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进一步把研究的视野拓宽。
    　　（二）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分类
    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是指一国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供求状况以及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的经济利益，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并辅以行政和法律方法，直接或间接调节价格和分配政策从而调节粮食供求、农业生产结构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配。
    纵观经济发展史，各国所采取的粮食价格收入政策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粮食价格收入负保护政策，即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使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从而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或作为政府开支的来源。经济发展史表明，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采取过此种政策。第二种为粮食价格收入中立政策，也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粮食供求，使工农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第三种为粮食价格收入正保护政策。就是在价格和其他方面，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提高的政策。此政策的着眼点是“拉平农业生产者同其他社会行业的收入”。
    　　（三）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演变的一般规律
    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
    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粮食价格收入负保护政策，就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但当工业化进入第二、第三阶段后，便不再通过剥夺农业和农民利益，而是通过工业自身的能力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进而反哺农业。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取向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粮食价格收入负保护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比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原苏联、东欧和我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又面临着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的任务，加之不利的国际环境，使这些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只有靠在短时期内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积累资金。此外，上述国家实施粮食价格收入负保护政策还与受到传统农业发展观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传统的农业发展观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被动的和辅助性的，因而忽视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战略，人为造成了部门间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从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农民带来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明显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反省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主张“从增长中重新进行分配”，即在发展过程中要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格局。一些国家经验证明：收入分配的改善，不但使农业得到较快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基于上述事实和认识，很多国家都先后认识到保持工农业动态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和提高农民收入对稳定农业生产的意义，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揭示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由负保护走向正保护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并在条件具备时，促成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取向的转变。
    2、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增加粮食产量是我国长期的粮食价格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是价格收入保护政策。改革前，由于忽视农业利益，导致农产品产出量增长缓慢；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从重视提高农民收入入手，结果是1979～1984年农产品产量的迅猛增长，说明价格和收入对实现农业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农产品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必须从经济利益上调动农民增加产出的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日益强化，出现了“一等农民搞流通，二等农民搞加工，三等农民搞种养，四等农民才种粮”的比较利益和等级观念。从根本上说，实现粮食价格收入政策取向的转变，调整和放开供给是粮食产出量稳定增长的关键。
    　　　　二、实施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基本条件与根据
    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要求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也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原来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资金为主转向对农业和农民的反哺阶段。提出上述政策取向转变的根据如下：
    　　（一）我国的一些经济指标已达到对农业进行反哺的基本条件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已达到或接近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省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实力大大超过印度8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占GDP的份额为20～25％，日本、韩国、 台湾省在60年代初农业占GDP的份额分别是14％、28％和16％， 印度在1986年占32％，而上述国家与地区已实施了价格收入正保护政策。
    1995年，我国工业与农业产值比为8.2∶1.8，农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份额的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0％。根据上述指标，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
    我国具备实施粮食价格收入正保护政策的另一个标志是霍夫曼比值已接近日本的水平（见下表）。
    　　　　我国与日本的霍夫曼比值时间　1952　1957　1962　1965　1970　1979　1984
中国　1.34　0.98　0.76　0.99　0.81　0.62　0.60
时间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8　1984
日本　1.27　1.29　0.79　0.84　0.65　0.60　0.57
 

    霍夫曼比值是指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运用霍夫曼系数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90年代中期的重工业化程度与日本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相当接近，说明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反哺农业的能力。
    　　（二）正反经验的启示
    1979～1984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主要标志有：（1 ）农业总产值和种植业产值在这期间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年均分别增长7.7％和6.7％，而在1952～1979年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3.25％和2.59％。（2 ）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粮食人均占有量在1984年达到392公斤。（3）农业收入大幅提高，“剪刀差”缩小。这一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中，从指导思想、政策措施等都重视农民利益和提高农业收入，解决了这一粮食价格政策中最本质的问题。
    1985～1994年，我国农业相对于工业发展滑入低谷。主要标志有：（1）农业总产值和种植业产值增幅下降，分别为4.7％和2.4％左右。 （2）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幅度和人均粮、棉占有量下降。（3）农民收入提高幅度下降，“剪刀差”重新扩大。
    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农民利益和农民收入问题受到忽视，农民在比较利益原则驱使下，把生产要素转向有利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导致农业产出相对减少。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发展的目标看：90年代后期至2005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保持在年均增长8～10％，这就要求农产品、 特别是粮食的产出要稳定提高，而这主要取决于粮食价格收入政策的科学合理性。没有收入的提高，就没有产出的增加。
    再从社会发展目标看：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80年代至90年代，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拉平；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由此可见，为实现粮食产出增长目标，必须提高农民收入；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必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都要借助于有利的粮食价格收入政策。
    　　　　三、实施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基本思路与措施
    90年代后期，我国的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应由负保护转向正保护，在实施上述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可遵循从局部到全局的思路，分步解决由此引起的财政负担和地区间的利益协调问题。
    　　（一）实施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粮食主产区
    1、粮食主产区在我国粮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粮食主产省，即粮食调出量多的省份主要有10个，分别是黑龙江、吉林、江苏、湖南、湖北、山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它们以占全国45％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50％多的粮食，人均占有粮食450 多公斤，比非主产区330公斤多120公斤。1995年，这10个省的粮食净调出量为3500万吨，占全国商品粮的25％。它们在我国平衡粮食生产与保证供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偏低问题及其主要原因
    粮食主产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种粮比较利益低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收入低，影响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在10个粮食主产省份中，除江苏、黑龙江、吉林、山东外，其他6 个省的农民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年人均1926元），如江西省为1869元，湖南省为792元，湖北省为1863元，河南省为1579元。 一些产粮县农民人均收入，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造成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有：（1 ）价格和贸易因素。我国1985～1997年，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低于非农产业，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农民收入的涨幅也低于非农业收入，粮食产出相对下降。1985～1996年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不利地位说明，在市场经济下各级政府必须对农业和农民收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护。（2）从总体上看，农民生产经营的结构层次较低。从黑龙江、 吉林省的情况看，第一产业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第二、第三产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再以黑龙江、吉林省为例，种粮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多（1996），而牧业、渔业、工业、商业等的收入加起来不足30％。这就决定了其总收入的偏低。（3）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 从黑龙江、吉林的情况看，自1993年到1997年，农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主要品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缓慢（低于收入增长幅度）。（4 ）隐形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缓慢。以黑龙江为例，在1990～1996年增加的602万乡村劳动力中，有31 万滞留在农业，而非农产业吸收的却不足50％。（5 ）兼业经营的比重偏低，仅占农民收入的30％。
    　　（二）实施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措施
    1、放开市场
    放开市场是指放开粮食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使农业在结构调整中受益。结构调整的第一层含义是让农民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
    结构调整的第二层含义是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同时进行一定的组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较多的收入在较少的人中进行分配。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就是农业劳动力较快地转向非农产业。
    结构调整的第三层含义是在我国现阶段东西部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通过结构调整，使落后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科技人才和资金向落后地区流动，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以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
    2、政策支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市场的作用难以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必须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条件下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
    公式：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市场调节＋政策干预＋风险调节基金
    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业投入，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中央和省级的主要调控任务是预测国际市场、国内、省内市场粮食和农用生产资料的供求状况，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重大购销活动调节供求、稳定市场价格：通过每年公布科学合理的粮食价格保护水平，调动农民增加产出的积极性；筹集、用好和管好粮食风险调节基金。
    粮食风险调节基金的主要来源：国家和地方的财政划拨；通过全部或部分减免粮食批发市场的税收取得。
    粮食风险调节基金的管理主要包括：投放地区；调节范围；支持程度。
    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支持主要表现在：
    （1）产业政策的支持。改革开放20年来， 我国产业政策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农业与非农业的发展速度。1979～1984年，产业政策的取向是扶持和保护农业的发展，工农业增长比例（以农业为1 ）为 1∶3。社会资源通过宏观保证和微观调节较多地注入农业， 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1985～1994年，产业政策偏离了对基础农业的支持，农业的脆弱性再次表现出来。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90年代后期至2005年，我国工农业之间的增长比例保持在1∶3为宜。
    （2）就业政策的支持。90年代后期至2005年， 我国的就业政策应鼓励非农产业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使人力资源这一相对过剩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充分发挥作用。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有两个积极作用：其一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其二是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会互相推动。
    （3）收入政策的支持。改革开放20年来， 我国收入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84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职工；第二阶段，1985～1997年，城市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民。90年代后期至2005年的收入政策应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到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宜缩小到1∶2.5（以农民收入为1），2005年缩小到约1∶2。
    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是整个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因此，90年代后期至2005年粮食价格收入保护政策的主要目标能否实现，除了其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外，还有待于其他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