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新现象是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这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是一种短缺型经济，产品短缺困扰了国民几十年，现在突然间出现了生产过剩，这种新鲜事物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怎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出现了生产过剩？其实，这并不费解，生产过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表现和标志，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已经受到需求的约束，并且这种需求约束力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日益加剧。

　　从当前现实来看，生产过剩这个新事物比产品短缺更富有挑战性，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危害，绝不逊于短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产过剩将会成为困扰广大农户(农产品相对过剩)、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一个主要矛盾。面对现实，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的客观规律，高度重视生产过剩这个已经贴近我们生活的新鲜事物。为了加强理论认识，我们不妨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学说，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这个新事物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只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学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不同表达方式多次提到过“危机”概念，如“商业危机”，“贸易危机”和“经济危机”等，他们所提的这几种危机，在实质上是同义语，都是指市场危机，即市场销售危机。马克思说过：“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可见，“商业危机”在这里并非指商业部门的危机，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销售危机。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定义“危机”这个词的含义。西方经济学中，有两种意义上的危机。在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学术意义下，危机指的是持续大约一年的总体经济活动的温和收缩，即从繁荣走向萧条时的转折点。在日常用语以及金融刊物和经济著述中常用的意义下，危机指的则是严重的金融紧迫、经济恐慌、银行挤兑、黄金枯竭和破产等情况。学术意义下的危机与通常意义下深刻的危机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时候两者也会发生分离。比如说，当通常意义下严重的金融恐慌爆发时，学术意义下的那种危机不一定出现。也就是说，这时金融恐慌所体现的，并不一定是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而可能是在萧条时期发生的，或者甚至是在繁荣时期发生的，但并没有由此使繁荣转变到萧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的危机，指的就是西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学术意义下的危机，即危机是从繁荣走向萧条时的转折点，是一个周期四个阶段中的一个。这种危机，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从来不曾有过。马克思说：“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也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的，在其幼年并没有危机。马克思说，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

　　实际上，我们所理解的危机，常常是专指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只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分析的方便和避免认识上的误解，本论文的危机专指资本主义社会才存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即经济周期中从繁荣走向萧条的转折点。

　　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拉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序幕，使得以后的危机具有了周期性发生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1844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1859年在《工厂工业和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有了“商业周期”的提法。1873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明确地确定：“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

　　关于危机的周期长度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著名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过5年周期的理论，而且还提出过10年周期的理论以及长期萧条的理论。在当时统计数据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不同场合天才地论述了各种周期的存在，这是他们的伟大贡献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尽管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危机最一般的现象都是商品生产过剩，恩格斯说：“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么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Pl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

　　生产过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过剩。所谓相对过剩，不是产品过多，财富过多，而是商品找不到货币，找不到购买者，生产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当市场对生产显得过于狭窄时，危机就爆发。而市场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生产，这种市场现有界限的限制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限制。马克思说：“不是财富生产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就存在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出现以后，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行为，买和卖可能脱节，于是，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就已经蕴藏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一种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买卖日益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期货市场的发展把这种方式推到了顶峰，于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其职能时，又产生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二种可能性。

　　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扩展了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本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既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因此，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除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主义危机“永远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被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比例失调的表现，并且成为强制地恢复平衡，以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市场发展作出了预见。马克思主义原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产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条件，因为产生这种危机的根源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已经不存在了。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这就是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已经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过剩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导致危机，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丰富的产品不会像私人占有那样找不到出路，相反公有制使它可以用来造福社会，马克思说：“这种过剩本身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这是因为：“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

　　然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中国，而且包括前苏东国家在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因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供给约束或资源约束型波动，市场上往往供不应求，有的年份困难还很大，出现恶性波动。其间，偶然还出现类似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销售困难。就中国来说，令人困惑的是，8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了类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及至需求不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很令人深思的。是否原来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不对？为了正确地回答和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的问题。

　　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可以归纳出几点值得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时作为指南：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极大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是一种需求过剩的短缺型经济，商品供给严重不足，现在突然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市场遇到了需求不足的约束，乍一听似乎有点不可置信，然而，冷静地从理论上来分析，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轻度的生产相对过剩恰好说明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改革以来，我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潜伏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极大可能性，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以及经济体制的缺陷，这种可能性一时不同程度地转化为现实性，则是完全有可能。因此，这种生产相对过剩的市场疲软出现于改革以来20年的中国，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危机。如果实在发生了，那只能是社会制度以外的原因，包括特大自然灾害原因和体制、政策原因。在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体制下，最容易发生体制性、政策性的恶性波动。资本主义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而社会主义的经济恶性波动，诸如生产过剩危机，不必改变社会制度就可以在社会内部通过发展经济，改革体制，完善政策等途径来加以解决。

　　第三，马克思主义还区别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性的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危机的周期。马克思分析过：“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显然，马克思并没有把周期性波动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周期性危机，而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般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认为研究一般性经济周期和研究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周期可以并行，只是不能用前者来否认后者，此是其一；其二，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制度带来的周期性的危机或周期性的恶性波动，但可能存在经济市场运行的一般性周期，只要具备条件是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包括有没短波、中波、长波)进行探索的。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经济的运行至今还是很不规则、很不规范的，因此，探索这种周期是很困难的，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