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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土地产权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生产制度、流通制度、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也进行了体制创新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经济福利。
【摘 要 题】改革论坛
【关 键 词】制度变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2）03-0001-0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在这个扬弃的过程中，土地产权制度与企业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土地由传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制度安排转变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财产由传统的全民所有、国家经营，通过承包制的两权分离，转变为全民所有、企业经营；通过股份制的安排，实现资本的社会化、管理的社会化和风险的社会化。因为产权制度的变迁，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庭和企业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皆与自身利益无关的生产单位逐步转变为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主体。分配制度由传统的按劳分配向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再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转变。流通体制由统购包销、计划定价，通过价格的逐步放开，转变为市场定价、由供求关系决定生产的制度安排。居民消费也由定量供应逐步转变为按照自己的偏好，自主选择消费品。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也在不断地出现制度创新。

    　　　　一　生产制度的变迁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计划部门根据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对生产指标作出计划安排，通过分解指标，逐级下达到基层生产单位。生产单位根据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作出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等的计划安排，并将生产计划报告上级计划部门批准。经上级计划部门批准，生产单位才能按计划进行生产。作为生产单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皆与自身的利益毫无关系。不过，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生产单位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关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但是单位的领导者却要为完成生产计划而努力工作。如果能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领导者可望升迁；如果不能完成生产任务，领导者则会受到批评。在行政激励，而不是在利益激励的驱动下，生产单位的领导者想方设法为完成生产计划而奋斗。资金、资源和项目是完成生产计划的约束条件，领导者因而通过争资金、争资源、争项目的方式，达到完成生产任务的目的。由于通过争的方式就有可能多得资金、资源和项目，由于有了资金、资源和项目就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领导者因而不是在有效使用资源，而是在争资源上下功夫。资源浪费的现象不可避免。

    生产单位之所以要争资金、争资源和争项目，固然有为完成生产任务的目的，同时也有实现争的可能性。在传统的公有制条件下，资金和资源的所有权在人民内部是缺乏排他性的。即人民都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把自己的劳动力同资金和资源相结合。我认为这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出现争资金、争资源和争项目现象的制度根源。因为资金和资源是短缺的，如果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获得资金和资源，势必出现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同权利和机会均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选择了计划安排和排队等待的规则。这种制度安排更加促使生产单位争资金、争资源和争项目，因为如果不去争的话，排队等待的时间将会更长，生产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另外，依靠争就能得来的东西是不要付出成本和责任的，生产单位之所以热衷于争，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从理论上讲，确实有可能避免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实现二者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使用。但是，资金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决不是计划部门一家发挥积极性就能够实现得了的事情，如果生产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被调动起来，资金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生产的计划安排与排队等待的规则难以实现资金和资源的有效配置，难以提高经济效率。究其原因，一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都由计划确定，与生产单位的利益毫无关系，生产单位就不可能有出自于对自身利益追求的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生产单位通过争，而不需要通过交换就能得到资金、资源和项目，就能完成生产任务，它就没有有效配置资金和资源的压力和动力；三是资金和资源的所有权在人民内部缺乏排他性，为生产单位无偿获得资金和资源提供了可能；四是争与排队等待也需要劳动时间，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传统的计划生产的制度安排难以实现资金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对生产制度进行变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而且明确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逐步地扬弃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生产单位的生产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生产单位市场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是生产制度的重大变革。所谓市场主体，指的是能够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生产单位；或者说是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生产单位。农户作为生产单位，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能够对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作为生产单位，通过财产承包，尤其是股份制的改造，明确了它同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和法人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也能够依法对其法人财产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通过制度变革，农户和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对传统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皆与生产单位利益无关的生产制度的否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单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不是同它的利益无关，而是同它的利益密切相关。既然如此，生产单位就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关注市场的需求状况，针对市场的需要，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就有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有效配置资金和资源，实现成本一定条件下的产量最大化，或者产量一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的行为目标。

    体制转换时期生产制度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生产制度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由生产单位只关心完成生产任务，不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机制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机制；由以产定销逐步转变为以销定产。二是生产制度的行为目标发生变化，由生产单位不关心经济效益逐步转变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三是生产制度的权利结构发生变化，由生产单位没有财产权利转变为财产法人所有者。在生产制度三个层次的内容中，权利结构的变革是主要矛盾，是深层次的内容，它的变革决定生产制度的行为目标和运行机制也要作出相应的变革。在传统的财产公有制安排下，生产单位既无财产的所有权，也无财产的使用权，它不能从财产的增值中得到什么，也不会因为财产的亏损而受到任何损失，因而不大可能关心财产的使用效益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对财产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只有当股份制的制度安排使生产单位拥有财产的法人所有权，并且明确同最终所有者的财产权益之后，生产单位才有可能依法对其法人财产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才需要对最终所有者承担财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明确财产权利，不仅是生产单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需要，而且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要求。从现象上看，交换是商品的让渡，即商品由生产者让渡给使用者；从本质上讲，这种交换不仅仅是商品的转让，而且也是所有权的让渡。生产单位进行商品生产，它就需要用自己的货币所有权交换他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同时，也需要把它生产的物品视为自己的财产，以交换消费者的货币所有权。在交换的过程中，生产单位面对双重市场压力：一种压力来源于它生产的物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即物品的使用价值有多大。如果物品具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生产单位就能通过它交换消费者的货币所有权，再交换它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不然的话，它生产的物品就会缺乏市场需求，再生产也就难以进行下去。另一种压力来源于生产资料的交换。交换需要付出成本，生产单位就得对生产资料进行有效配置，否则，它就不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在双重市场压力之下，生产单位一方面作出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创新提高物品的使用价值，增强物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另一方面实施现代化管理，选择先进的管理方式优化配置生产资料。因为物品使用价值的提高，消费者愿意为它付出较高的需求价格；因为管理的现代化，生产单位负担的成本费用较低。双重市场压力转变为生产单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动力。

    从以上分析来看，生产制度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计划安排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经营之后，制度的交易成本降低，收益提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争资金、争资源和争项目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费用；因为计划安排和排队等待需要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因为财产产权关系模糊，责任无人承担、无须承担而造成的浪费等。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资金和资源的市场交换取代了计划分配，为争资金、争资源和争项目而付出的时间和费用，为排队而付出的等待时间和精力得以节约。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财产产权关系清晰、权责明确，因而能够避免责任无人承担和无须承担所造成的浪费。生产制度的变革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生产单位成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经营权力，它就有了有效配置资金和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目标，从而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如此，生产制度的变革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效率，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达894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粮食等主要农产晶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实现了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二　分配制度的变迁
    生产单位的经营机制由传统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皆与自身的利益无关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使得生产制度发生重大的变革。生产单位经营机制的转变又是由我国的财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决定的。在传统的财产公有制条件下.人们都有机会均等的权利把自己的劳动力同公有制的财产相结合，生产出不仅满足自己，而且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由于财产公有，人们不可能利用财产权利获得收益，生产利润连同税收全部上缴国家，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被称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劳动者按照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取得劳动报酬。这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原则。

    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因此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被认为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原则。从准创造价值谁就应该参与价值的分配的角度，按劳分配原则不仅是公平的分配原则，而且也是合理的分配原则。从理论上讲，公平的分配应该是最有效率的分配，因为人们认为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一切，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大幅度提高。可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中，按劳分配原则既没有发挥出它的公平效果，也没有发挥出它的效率效果。因为等量劳动的不可计量，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只有理论价值，而无实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劳动可以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按照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原则，复杂劳动的收入应该等于多倍简单劳动的收入。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尽管也有差异，但不是由上述的倍数关系决定。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就是当时分配关系的写照。由于按劳分配原则不能发挥它的公平效果，相反导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倾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生产率也不可能极大提高。

    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简化，不是靠人的计算就能够实现得了的，这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只有理论价值的症结。马克思指出了这种简化的可能性，“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指出的这种简化不是由计划部门，而是靠复杂劳动的产品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相等完成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这个社会过程就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一个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简化是不可能完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安排，它不具备完成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简化的机制，因此，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只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难以在实践中实现它的公平性。由于缺乏事实上的公平，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发挥应有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就说明，不扬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大可能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交换的制度安排。不只是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商品需要交换，就是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等都需要作为商品来生产和交换。交换是一种权利的让渡，因此，所有权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凡是需要交换的东西，不管它是商品还是生产要素，都需要建立排他性的所有权。传统的公有制财产是一种在人民内部缺乏排他性所有权的物品，劳动者都有均等的机会和权利把自己的劳动力同它相结合，不需要交换和付出任何交换的代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交换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因而需要把公有制财产关系作为重点变革对象。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把传统的缺乏排他性的所有权制度安排转变具有排他性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国有财产的权利通过公司制的制度变革，分离为两种具有完整性和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即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公司财产除了公有制的部分外，也有私有制的部分。其中，私有制部分的财产所有权是有排他性的。因为公司制作出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制度安排，公有制部分的财产所有权也就因此而有排他性了。公有制财产所有权排他性的确立突破了劳动者都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把他的劳动力同公有制财产相结合的传统观念，即使是劳动者，他要使用公有制财产，也需要通过交换。同样，劳动者应当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财产，他人需要使用劳动力，也需要通过交换。交换就有价格，劳动力的交换价格就是工资，资本的交换价格就是利息，土地的交换价格就是地租。交换的制度安排不只是要求按劳分配，而且也需要按生产要素分配。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要求分配制度由传统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转变。生产要素的分配由市场的交换关系决定，交换双方，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供给者）和使用者（需求者）从而都对分配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需求者之所以需要生产要素，是因为他能从生产要素的使用过程中获得收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高，使用价值大，他就愿意付较高的需求价格；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低，使用价值小，他就只愿意付出较低的价格。所有者让渡生产要素，是以它有价值和为它付出了劳动和费用作为供给价格依据的。生产要素的价值高，为它付出的劳动和费用大，所有者要的供给价格就高；生产要素的价值低，为它付出的劳动和费用小，所有者要的供给价格就低。供给者和需求者按照各自的价格标准讨价还价，当生产要素的交换价格比供给价格要高，比需求价格要低的时候，前者获得生产者剩余，后者获得消费者剩余，二者都愿意交换。生产要素的交换价格决定了所有者能够分配到的收入份额。

    市场决定生产要素收入份额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即随着生产要素投入和使用量的增加，总有一个时候它的生产力会出现边际递减的现象。使用者因为生产力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他愿意出的需求价格因而也会随着需求量的增加而边际下降。即使生产要素的价值，及由它决定的供给价格随着量的增加不发生任何变化，供给者和需求者讨价还价的空间也会缩小。只要这个过程继续下去，在某个时点，需求价格将和供给价格一致，生产要素的交换价格同价值一致。我们把这个时点称为均衡点，把这个时点的供求关系称为供求均衡，把这个时点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这就是马歇尔的所谓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在均衡点上，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与生产要素价值一致的收益，在非均衡点上，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价值不相一致，所有者获得的收益与价格相等。生产要素的价值随着生产量和需求量的增加不是不会发生变化，而是会发生边际递增的现象。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增加的产量需要付出的劳动也多，从而价值也大。生产要素生产力边际递减和价值边际递增的动态变化过程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既然生产要素是按它的市场价格进行分配，那么，什么地方生产要素的价格高，所有者就会把生产要素投向那里。具体说来就是，如果某个生产单位的边际生产力较低，它只愿意为生产要素付出较低的价格，而另一个生产单位的边际生产力高，从而愿意付出的价格也高，那么，所有者就会把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力较低的生产单位拿出来投在边际生产力较高的生产单位，实现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地方向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地方流动。这就是生产要素在宏观层次的有效配置。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地方向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地方流动，其结果，原来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地方的生产力会出现边际递减，原来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地方会出现边际递增。只要这种流动继续下去，就会出现两个地方边际生产力一致的时候，这时，生产要素的流动终止。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生产要素宏观配置的均衡状态，也是一种最优配置状态。同按劳分配相比，按生产要素分配能够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因而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率的分配。

    因为人与人之间，生产单位与生产单位之间的生产力是有差别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将会出现收益的差距。那些边际生产力高的个人和生产单位的收入较高，那些边际生产力较低的个人和生产单位的收入较低，贫富差距出现。按照传统的公平观念，我们把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称谓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与此相适应，我们进行了分配制度的变革，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原则确实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是，不公平的问题也随着出现，成为因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西方国家采取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方式将富者的收入征收一部分，并采用转移支付的方式转让给贫者。目前，我国也开征了所得税和运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但力度不够大，从而效果不是十分明显。因此，在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深化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保证我国的分配制度变革既有效率，也能兼顾公平。

    　　　　三　流通制度的变迁
    流通是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流通制度因而要与生产制度和消费制度相适应。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制度和消费制度，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流通制度。生产制度的计划安排和排队等待，必然带来消费制度的计划供给和凭票供应，必然要求流通制度的统购包销。即生产单位生产什么，流通单位就统购包销什么，消费者就只能购买什么。统购包销是计划经济流通制度的一大特征。在统购包销的流通制度安排下，流通单位同生产单位一样，流通什么、流通多少和为谁流通都是计划部门事先决定好了的事情，根本与自身的利益无关。流通单位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格不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交换的过程中通过讨价还价决定，而是由价值决定。即通过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决定产品的价格。所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稀缺程度，产品的短缺程度只有通过排队等待等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价格不能反映稀少性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又一特征。

    价格不能反映稀少性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通过计划安排的方式解决的。供给大于需求的表现形式是产品积压在流通单位的仓库里，需要流通单位将积压的情况上报计划部门，再由计划部门通报给生产单位。即使生产单位知道情况，也需要按原计划生产，只有等到计划部门下达压缩生产的指令，它才能紧缩生产规模。从理论上讲，生产有计划按比例，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由于需求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通过计划作出准确的预测，以及生产单位有超计划完成任务的行政激励机制，部分产品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需求大于供给的表现形式是居民拿着计划指标买不到物品，或者需要排队等待。也需要流通单位将短缺情况上报计划部门，再由计划部门修改生产和资源分配计划，指令生产单位按修改的计划进行生产。从短缺情况上报计划部门，到生产单位按修改的计划生产，至少在半年以上。即使如此，也会因为资源调整中的困难而使修改的计划执行的时间延长，如其他生产单位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资源完成计划生产任务而不愿意将它调节出去，从而使得被指令的生产单位无法按修改的计划生产。再说流通单位流通什么、流通多少和为谁流通皆与自身的利益无关，它也没有多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将积压或者短缺的情况及时上报计划部门，甚至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从而使计划部门无法了解流通中的产品短缺情况。积压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短缺是一种社会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计划流通体制因为价格不能反映稀少性而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被认为是一种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

    所谓价格能够反映稀少性，是指它能够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即产品供不应求时，稀少性增加，价格上升；产品供过于求时，稀少性减少，价格下跌。换句话说就是，价格具有弹性。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制度变革首先是从流通体制的改革开始的。流通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即把价格的计划决定机制转变为市场决定机制。从1979年到1984年10月，我国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结构，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重点，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价格调整，同时，逐步放开小商品和部分农产品价格，部分机电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市场价格开始出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也就是从1984年10月到1988年9月，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在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的同时，还放开了10多种工业消费品价格，除了消费资料大部分由市场调节，生产资料也部分地由市场配置。尽管在治理整顿期间，我国又集中了物价管理权限，但接着是大范围和大幅度地调整价格和重新放开价格，价格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90年代，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商品价格体系。价格变化能够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即稀少性程度。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商品的稀少性降低，人们将这种现象称谓过剩经济。由稀少性的程度所决定，商品的价格走低，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出商品的稀少性。流通体制基本上由传统的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机制。

    不只是商品的价格需要反映稀少性，就是资本的利息和劳动力的工资也应该反映稀少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资本，长期实行资金供给制，资金没有价格。即使资金存贷有利息，也是很低而且长期不变。资金的稀少性不能通过利息的变化反映出来，而是表现为短缺。即生产单位需要资金，必须计划安排、排队等待。传统的计划经济同样否定劳动力商品，长期实行等级工资制，工资反映不出劳动力的稀少性。改革开放以后，在作出商品价格体制变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生产要素价格应该反映稀少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是中央银行重视利息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并逐步放开对利息的控制。近年来，银行存款不断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比较严重。为了扩大消费，拉动需求，中央银行多次下调存贷利息。二是资本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价格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有价证券作为资本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它的价格随着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三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讨价还价的权力和能力逐步增强。继消费品价格逐步放开之后，生产要素的价格也由计划决定机制转变为市场决定机制。即由能够反映供求关系的稀少性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

    价格能够反映稀少性是商品和生产要素实现合理流动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影响社会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一个地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丰裕，价格较低；另一个地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相对稀少，价格较高，那么，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商品和生产要素都会由价格较低的地方向价格较高的地方流动，即由相对丰裕的地方向相对稀少的地方流动。流动的结果，原来相对丰裕的地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稀少性增加，原来相对稀少的地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丰裕性增加，最终实现不同地方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程度基本相同。相对稀少的地方，商品的边际效用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较高；相对丰裕的地方，商品的边际效用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较低。商品和生产要素由价格较低、相对丰裕的地方向价格较高、相对稀少的地方流动，是商品的边际效用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整体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因而是社会经济福利增加的过程和经济效率提高的过程。当不同地方商品的边际效用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通过流动趋于水平基本一致的状态时，社会经济福利和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化。我国之所以要把经济体制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流通体制由传统的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机制，目的就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水平和经济效率。

    　　　　四　消费制度的变迁
    消费制度是约束人们的消费行为的规则或准则。人们的消费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偏好；二是行为选择。无论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人们的消费偏好都是为了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都在通过选择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目的。为了消除由物品稀少性引起的利害冲突，传统的计划经济采取计划分配消费品和排队等待的制度安排。计划部门根据物品的丰裕和短缺情况，以及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通过发放票证，如粮票、油票和副食品票，满足和控制居民的消费。居民凭票到指定的地点、按计划价格购买规定的品种和数量的消费品。可以说，消费制度的计划安排，使得居民尽管有通过选择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偏好，但实际上没有自主选择消费品的权利，因而也不可能达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目的。传统计划经济消费制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居民有通过选择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偏好，但缺乏消费自主权；二是价格不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选择和偏好的因素，票证才是约束人们消费行为的规则；三是排队等待是居民取得消费品的一个必要环节，短缺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四是消费品单一化，不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显然，计划经济消费的制度安排否定居民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偏好和选择，从而难以通过居民的选择在实现他们的偏好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从理论上讲，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是要获得效用，即消费品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哪一种消费品的效用大，对它需求的数量也多；哪一种消费品的效用小，对它需求的数量也少，同时，因为无论那一种消费品，它的效用都有随需求和消费量的增加而边际递减的特性，人们因而不会对某种消费品过多的需求和消费，即使效用很大的消费品也不例外。因此.在收入和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作为理性的消费者，在他用单位货币选择消费品实现消费偏好的过程中，如果获得的甲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比乙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大，就会选择甲消费品而不是乙消费品，甚至还会减少对乙消费品的购买量，用来增加对甲消费品的消费。因为消费品的效用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所以，当甲消费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增加的时候，其效用边际递减；相反，当乙消费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减少的时候，其效用边际递增。在选择和消费甲、乙消费品的过程中，总有某个时候，用单位货币购买的甲消费品和乙消费品的边际效用相等。这时，人们用他的收入选择和消费的甲、乙两种消费品的效用达到最大化。我们认为这是消费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消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一是消费者要有自主选择消费品的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如票证，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和消费自由。二是消费品应该自由买卖；否则，即使消费者有自主选择权，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消费品。三是与消费品的自由买卖相对应，它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靠计划确定。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具备消费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消费制度的变革应该着力建立有利于实现消费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度变革实际上是沿着建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安排展开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不仅思想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而且着力于建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确立消费者的市场主体地位、放开消费品价格的消费制度变革从而成为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消费制度变革是在逐步取消限制自由买卖与选择的票证的同时，放开消费品的价格，建立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从1984年10月到1988年9月，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在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的同时，还放开了10多种工业消费品的价格，消费资料大部分由市场调节。到1990年底，社会商品零售价，国家定价所占比重为30％，指导价占25％，市场调节价格占45％。现在，除了极少数消费产品的价格仍由国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外，其余的消费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可以说，消费者持有货币能够在市场上按照自身的消费偏好，自由地选择消费品。同时，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刺激生产者创新产品、提高质量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扩大了消费者可选择消费品的范围。取消票证、放开价格的制度安排确立了消费者为实现自身偏好，自由选择的主权地位（即消费者主权）；消费品的品种和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又为消费者自主选择提供了可能。消费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基本具备。改革的现实已经表明，我国人们不仅消费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且消费的社会福利水平（即消费效用）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我国其他制度的变革也在影响居民的偏好与选择，进而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分配制度变革大大地提高了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的消费偏好与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与其说是有了三大件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还不如说是城市居民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有了对它们的需求欲望和购买能力。现在，农村仍有不少居民家庭没有使用上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不是因为三者的生产和供给不足，而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太低，还没有达到普及三大停产品的收入水平。所以我认为，分配制度的变革是影响我国消费和消费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投融资体制的变革、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拓展了居民的偏好与选择范围。过去，居民的收入除了用来消费，如果还有剩余，就把它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持币待购。自从有了证券市场，居民的偏好和选择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他们将收入除了购买消费品，满足消费需要外，还在证券市场上选购有价证券，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偏好。这项制度的变革不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现念，即仅仅把自己作为消费者主体的认识，而且对消费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消费制度及其他制度的变革又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和研究课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够避免有效需求不足。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递减，我们称谓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增加，我们称谓储蓄倾向边际递增。因为随着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高收入者消费边际递减的倾向和储蓄边际递增的倾向非常明显；低收入者有需求欲望，却因收入限制难以实现他们的消费要求。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不可避免。同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购买消费品必须凭票供应、排队等待的供不应求的情形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情形，即有效需求不足。不过，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的心理规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消费品的结构与品质不变，消费品的价格不变。如果因为产品创新，一方面改变了消费品的结构，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品的品质，即使用价值或效用有了提高，人们就会增加对改变了品质的，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能力增强的消费品的需求。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是增加消费品需求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主义国家非常注意知识更新，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就是企图通过创新，增强产品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启动需求，扩大社会再生产，发展经济。如果某种消费品价格下降，单位货币就能获得更多的迫际效用，从而也会激励人们增加对该种消费品的消费，减少对它种消费品的需求。

    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的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确立消费者主权和放开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还应该把消费制度的变革同分配制度的变革、创新制度的变革等有机地姑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的变革将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变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蛄合，改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消费倾向边际递减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需要通过财税制度的变革，征收所得税或者遗产税，并通过转让支付的形式，将高收入者的收入集中一部分，转让给低收入者，以消除过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同时，也要着力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如发展教育、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制订人才培养和使用政策，激励人们的创新精神。通过不断创断，创造新的需求空间。只有这样，消费才不至于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瓶颈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