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在波动中增长，经济在增长中波动，这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规律。人们建立了有效需求不足论、投资过度论、货币信用过度论、创新论等理论，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我把它们归纳为“市场说”与“政府说”。市场的自发作用与政府政策的有限理性是经济波动的原因。经济在不断的波动中实现了增长。丹尼森把引起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六个方面：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的因素；库兹涅茨则认为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变化等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哈罗德与多马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中发现经济增长原理，我把这种原理称谓“转换说”。熊彼特则把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形成独树一帜的“创新说”。其实，无论是丹尼森、库兹涅茨、还是哈罗德、多马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只是从经济运行层次的内容揭示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在“转换说”和“创新说”的背后，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经济增长起着规律性的作用。认识经济增长机制，既要根据经济运行层次的内容，也要依据价值规律。

    　　　　二、经济增长机制：“转换说”
    斯密是最早从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认识经济增长理论的劳动价值论者。他极力主张节俭，“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馆1972年版，第310页。）在这里，斯密将储蓄转换为资本和投资，资本雇用劳动，劳动增加一国的产量和价值的道理讲得十分清楚。正是因为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之间有这样一种相互转换的关系，经济才能实现增长。另外，斯密关于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的认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西斯蒙弟对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在论述什么是资本时，认为“单个农民的产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小麦作为来年收获以前的粮食；另一部分保存起来作为种子，来年再生产小麦。‘社会的形成和交往的发生，使这项种子积累起来能够产生收入的部分大大增加，这就是人们的所谓的资本’”。“把多余的小麦作为工人的食粮，用这部分小麦换取劳动以生产产品，‘那么，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渐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资本’”。（注：陈孟熙、郭建青：《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 页。）西斯蒙弟所指的前一种资本与生产资料等同，后一种资本被视为一种生产关系。不管他对资本的认识和定义如何，可他讲清楚了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小麦被保存起来是农民的储蓄行为，储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产量和收入，保存的小麦从而成为资本；多余的小麦被用来雇用工人，转变为投资，成为永久性的、逐渐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西斯蒙弟也是从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的相互转换的角度认识一国经济增长的。

    哈罗德、多马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是从产出、收入向储蓄、投资的转换，储蓄、投资向资本存量的转换，资本存量再向产出、收入的转换说明产出、收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增长过程的。与斯密和西斯蒙弟不同的是，他们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认识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数量关系。哈罗德模型指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量比二者之比。”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展示出，“当经济偏离稳定状态时，无论人均资本过多还是过少，都存在着某种力量使其恢复到长期的均衡。”“储蓄率的增加不能影响到稳态增长率，但确实能提高收入的稳态水平。”（注：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4、730、732页。 ）模型化的分析方法能够使人们认识到储蓄、资本和产量之间相互转换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数量关系，但不如斯密、西斯蒙弟等人说得那样清楚、透彻，把三者之间如何转换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说得那样明白。

    不过，仅从资本、产量、储蓄与投资的相互转换说明经济增长机制，只是道出了经济增长运行层次的内容，如果要问四者之间为什么这样转换而不那样转换，就必须从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才能找到比较圆满的答案。一国的产出和收入是按照一定的分配原则转换为居民和企业收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依据价值分配，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依据财富分配原则，按照边际生产力对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既有价值分配的内容，也有财富分配的内容。不同的分配制度安排对社会产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有不完全相同的影响和作用，从而对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的相互转换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会完全一样。只有沿着这样思路进行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认识和揭示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增长机制。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依据价值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产品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补偿部分、活劳动的价值补偿部分，剩下来的部分由国家统一支配。由于劳动者的收入是按照劳动力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由计划确定的，不可能有多余的收入导致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由于国家不是逐利的自然人，即使投资具有收益边际递减的规律，也不会影响它的投资积极性。同时，劳动产品的价格是依据价值决定价格的原则由计划确定的，价格与价值也不会有多大的矛盾。人们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模拟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规律制定出来的，储蓄、投资和产量之间的转换只是体现计划者的意志与有限理性，经济增长也是体现计划者的意志和要求。不过，就我的认识来说，传统的计划经济尽管依据价值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但忽视了价值变化的规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为什么会忽视价值变化规律及其作用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是对商品经济的否定，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缺乏市场条件，人们认识价值变化规律及其作用缺乏客观基础。二是传统的价值理论不承认使用价值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人们认识不到由使用价值边际递减决定的投资收益边际递减和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的规律，从而只讲节约使用，不讲有效配置生产资料。三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只重视劳动力价值实现中的公平，忽视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计划经济忽视价值和价值变化规律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其客观必然性。

    斯密、西斯蒙弟、哈罗德与多马，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的增长理论，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产量、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有的也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也未能从价值与使用价值、价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认识经济增长机制。在一国的技术与制度没有创新的前提下，在一国的经济结构与分配原则也没有变化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倾向是边际递减的；资本收益也是边际递减的。消费倾向之所以有边际递减的规律，是因为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边际递减，人们从增加的消费品中只能获得边际递减的使用价值，他就不愿意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人们的消费偏好与选择，以及使用价值边际递减的规律决定他们的消费倾向是边际递减的。由于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于储蓄，消费倾向边际递减规律也就决定储蓄倾向具有边际递增的性质。储蓄倾向边际递增是因为消费品使用价值边际递减的性质引起的。一国收入在向储蓄转换时，增加的收入用于储蓄的部分是边际递增的。收入转换为储蓄，还只是生息的货币或者库存的产品，并不是能够增值的资本。它能不能作为资本投资，取决于资本的收益状况。资本的边际收益较高，储蓄能够完全转换为投资，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大于储蓄的现象；资本的边际收益较低，储蓄不能完全转换为投资，储蓄小于投资。

    资本收益同消费倾向一样，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如果说消费倾向边际递减是因为消费品使用价值边际递减决定的话，那么，资本收益边际递减则是由投资品使用价值边际递减决定的。人们对增加的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边际递减，他就没有多大的投资积极性，所以在市场自发调节下，投资需求不足是一条市场规律。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一国政府必然要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税收、增加政府支出或者扩大货币发行量，带动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正是基于凯恩斯的“三大心理基本规律”建立起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难稳定在一个不变的发展速度上，不是连续上升，便是连续下降，呈现出剧烈波动的状态的结论。人们认为哈罗德的结论过于悲观，不符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我则认为，如果不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不断提高和创新精神的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中的大起大落是不可避免的。

    　　　　三、经济增长机制：“创新说”
    熊彼特认为，如果一国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该国就会陷入类似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流转”状态，即生产过程循环往返，周而复始，经济没有增长。在他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部因素，指的是天时、地利、战争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另一类是内部因素，是指社会消费时尚和偏好、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熊彼特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生产方式等的变化视为创新，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他认为，创新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生产新产品；二是使用新技术；三是开辟新市场；四是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五是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概括来讲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需要投资，投资需要资本，资本来源于储蓄或者银行信用。熊彼特认为，储蓄的变动是缓慢的，创新所需要的资本只依赖储蓄是不行的，必须要有银行信用的支持。正是因为企业家看到了创新有利可图，它才选择了投资而不是储蓄，选择了投资而不是消费。也正是因为创新能够为企业家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创新往往被仿效，形成高潮。也正是因为有丰厚利润的激励，创新才会相继出现，创新和模仿也就相继出现高潮，推动经济波浪式发展。

    熊彼特认识到了创新的动力是因为创新活动能够为企业家们带来利润，同时，他也认识到创新的实现需要投资，需要资本，从而把创新同储蓄、投资和产量的转换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了创新活动的五个方面，但却未能深入分析创新为什么能够为企业家们带来利润，以及利润的实现过程。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能否实现良性循环，四个环节中如果有一个出了问题，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由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消费在四个环节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一国的消费需求不足，生产就会出现过剩，价格就会下跌，企业家就得不到多少利润，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创新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创造需求。如果依据这种思路来认识企业家创新的必要性，仍然没有揭示创新能够带来利润以及如何带来利润的深刻内含。

    居民为什么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呢？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本收益，而当消费品的使用价值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品的收益随着投资数量增加边际递减时，消费者就会把收入增量较少用于消费，企业就会把收入增量较少用于投资，从而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现象。使用价值边际递减的客观规律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劳动的创新，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具体劳动的创新。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创新劳动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同重复劳动相比，创新劳动是一种稀少性的劳动，它生产的使用价值也就具有稀少性。由使用价值边际递减的客观规律所决定，创新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因为稀少性比重复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要高，而且创新劳动越稀少，它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就越高。居民需要的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越高，他们的消费需求积极性就越大。企业需要的是投资品的使用价值，投资品的使用价值越大，他们的投资需求积极性就越高。创新劳动因为能够提高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具有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作用。所谓创新能够创造需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创新产品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居民和企业购买它愿意出比较高的需求价格，这是因为需求价格是以使用价值的边际值作为依据的。在比较高的需求价格的拉动下，创新劳动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交换价格也就比较高。同时，创新劳动也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单位产品投入的劳动时间不但不会因为创新劳动而增加，反而还会减少。就是说，创新产品不一定因为创新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而具有较高的价值。使计算机不断更新换代的劳动是一种创新劳动，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生产中，不仅能够提高产品的质量，即提高使用价值，而且还能够增加产品的数量，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价值。供给价格因为以创新产品的边际值作为确定依据，因而也就因创新劳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下降。企业家从创新的劳动中能够获得较多的生产者剩余（交换价格与供给价格的差额），从而有较高的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创新劳动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它不仅能够提高创新产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能够提高需求价格，而且还因为它有降低创新产品价值的作用，从而能够降低创新产品的供给价格。创新劳动在创造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供给。

    正是因为人类具有无限的创新劳动的能力和潜力，人类社会才能够得以不断地进步，一国经济才能够得以不断的增长。在我国，因为受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劳动的作用。认为凡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按照凝结的劳动时间进行分配。这种认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可是，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如果仍然坚持这种认识，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受短缺经济的影响，没有把创新劳动摆在应有的位置上，从而出现了以消除短缺经济为目的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现象。尽管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在当时对缓解我国的经济短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埋下了祸患。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就是重复劳动的表现，重复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使用价值边际递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欲望，这是我国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拉动经济增长，但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要大力提倡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价格的对立统一，内在地产生出经济增长机制。

    　　　　四、运用价值规律，促进经济增长
    “创新说”和“转换说”是经济增长机制的两种不同学说。这两种学说尽管含义不完全相同，从而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但是二者却能够统一在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的动态对立统一关系上。在分析和研究经济增长机制时，既不能过分强调“转换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强调“创新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只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应该通过辩证分析认识到“转换说”和“创新说”还有统一的一面，从而需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发挥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投资是“转换说”中的一个内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是“创新说”的核心，是经济不断增长的源泉。如果把资金不断地投入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的项目上，经济就只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无质量上的提高。如果把资金投在创新工程上，例如，投在高新技术项目上，经济就不只是数量上的增长，而且还有质量上的提高。这就说明，投资与创新尽管分别属于“转换说”和“创新说”中的两个不同内容，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投资离不开创新，创新需要投资。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既有数量上的增长，也有质量上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国从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正如“十五”计划纲要所指出的，“在抑制通货紧缩趋势时，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既增发国债、扩大投资，又适当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鼓励增加消费，从两个方面拉动经济增长”。“根据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现实状况，把国债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同时增加对农业和科技、教育的投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利用生产资料生产能力相对富余的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既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注：摘自《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我国不仅认识到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把扩大政府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并且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其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安排，只是有利于缓解中间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劳动也不是一种创新劳动，难以达到创造需求的目的。同时，中间产品的需求要受最终需求的影响，如果最终需求不足的矛盾未能解决，中间需求不足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的。如果说中间需求不足的矛盾还有望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得以缓解的话，那么，最终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因为居民对新产品的偏好与选择、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缺乏外部因素的作用而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居民的消费偏好是追求从增量货币购买的消费品中获得最大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提高居民最终需求的积极性，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创新劳动生产出新产品，以满足居民对使用价值最大化的需求。

    因此，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只是扩大投资需求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一国的投资需求是不是真正被启动，主要看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是否被充分调动起来。如果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能比较彻底的得到解决；如果它（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不能被调动，仅仅依靠政府扩大支出，是难以解决这个矛盾的。企业和居民有不有投资积极性，主要由投资收益的状况来决定。如果投资收益较高，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也较高；如果投资收益较低或者没有，二者投资的积极性也较低或者没有。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的项目投资是没有多少收益的，受利益驱动，企业和居民是不可能对这样的项目进行投资的。我国的上市公司之所以圈了钱也不愿意投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从启动民间投资这个主要矛盾的角度来看，创新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才能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扩大消费需求；只有最终需求得以不断扩大，投资收益才能提高，企业和居民的投资积极性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从标本兼治的角度认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方式，就是要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决不能顾此失彼。

    现在，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创新的重要性，从而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一要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二要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重点在农产品加工及转化、装备制造、节水节能、纺织品后整理等方面的技术取得进展，加快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三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注：摘自《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有了这样科学可行的创新制度安排，我相信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五、结论
    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为认识这一过程，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结论。“转换说”和“创新说”尽管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原理，但也不是完全对立而无统一的可能。如果仅仅从“转换说”的角度，或是从“创新说”的角度认识经济增长原理，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将两种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比较深刻的认识。创新能够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创新能够创造需求，但是创新需要投资；反过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投资需要创新项目。如果没有创新项目可供投资选择，通过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就不太可能达到。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是重复投资的结果，它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就是需求不足，以及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市场疲软、开工不足。要避免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就必须倡导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我国受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的危害认识不足，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破除传统观念，运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增长理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