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服务业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文明和安全的冲突》一书中第三产业概念的提出，随后，1940年克拉克发现的“配第—克拉克定律”建立了服务业研究的基本框架，库兹涅茨和钱纳里、塞尔奎因分别于1971年和1975年总结出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进一步深化了研究工作，1967年鲍莫尔和1968年富克斯提出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Baumol-Fuehs Hypothesis)运用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对就业转换的贡献等，将服务业研究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围绕这一假说进行理论拓展和经验研究，对服务外包等新出现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取得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服务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服务业与经济增长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服务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早期的一些研究认为服务业的扩张阻碍了经济增长。以Baumol(1967)为代表，他构造了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把经济活动分为技术进步的制造业部门和技术停滞的服务部门，认为在生产率增长内在不均衡的经济中，生产率停滞的服务部门的相对成本不断增大，如果两个部门的产出份额保持不变，则劳动力将不断地转移到生产率停滞的服务部门，经济增长缓慢，并最终趋于停滞。
    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通过不断拓展Baumol模型，重新考察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还分别运用国别数据、行业数据等就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经验研究，基本肯定了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对Baumol模型的理论拓展研究

    Oulton(2001)通过引入作为中间投入的金融和商务等生产性服务，拓展了仅考虑最终服务的Banmol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下，尽管生产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是停滞的，但资源流入这些服务行业也将提高而不是降低整体生产率；同时，如果服务部门的生产增长率为正，那么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会把经济增长率提升到一定水平。Pugno(2006)修正和进一步拓展了Baumol模型，将教育、医疗和文化服务等社会服务引入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通过社会服务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将经济增长内生化。在对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等社会服务有意识投资和无意识消费的情况下，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服务部门的扩张促进了整体经济的长期增长。Sasaki(2007)综合了Baumol(1967)和Oulton(2001)的观点，构建模型研究了当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时，劳动力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首先考察了当服务被用作中间投入和最终消费时，部门间劳动份额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然后通过模型分析得出，考虑到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部门，不管劳动和服务产出的替代弹性如何，长期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和经济增长率都将会下降。但他同时指出，该结果的前提假设是服务部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部门，考虑到生产率尤其是服务业生产率存在测度困难，而且全要素生产率总是受到理论质疑，因此其结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服务业发展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影响

    Clemes et al.(2002)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五国1965-1994年的面板数据分成五个时段，分别检验服务业对人均资本增长的影响以及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服务业中生产者服务业、流通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服务业对制造业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Qin(2005)使用中国30个省份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得出结论，服务业通过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促使劳动力从农业和制造业部门向服务部门转移，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消除“成本病”。此外，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政策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影响。Eschenbach & Hoekman(2005)基于波兰、匈牙利等24个转型经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应用经典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投资、危机、通货膨胀等解释变量，发现衡量经济增长的人均GDP与外商直接投资、服务部门政策改革（用不同政策选择指数来衡量）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服务部门的政策改革促进了这些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

    （三）服务业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具体到服务业各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学者本世纪以来通过经验实证，研究了电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服务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ller & Waverman(2001)和Sridhar & Sridhar(2007)分别利用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了电信和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得到了肯定的结论。Rubalcaba & Kox(2007)从就业、生产率和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了设备租赁、经济咨询、翻译、会计等商务服务业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欧洲商务服务部门就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所有经济部门的中间投入品，具有知识密集特性的商务服务部门通过原始创新、知识扩散和降低人力资本不可分割性，对其他产业产生了知识和生产率外溢效应，间接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Ncube(2007)认为非洲金融系统被扭曲的结构和特征（如：相对较差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缺失的金融创新、无效率的支付和结算系统、规模小且有效性弱的股票市场、市场分割和非正规融资渠道）阻碍了非洲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二、服务业生产率

    由于生产率是一国经济运行效率、质量和竞争状况的集中反映，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因此，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积极关注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服务业生产率问题。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论”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最早提出了服务业生产率滞后的观点。随后，该观点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近几年，随着更广范围内产出、生产率等数据的获得和价格等指数测量方法的改进，“鲍莫尔病”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Nordhaus(2006)使用1948-2001年间美国产业层面的数据，证实了成本价格病、实际产出停滞、不均衡增长、就业增长与工作时间延长、要素回报小、总生产率增长下降等均归因于服务业生产增长率低下而产生的“鲍莫尔病”。具体来说：(1)服务业相对较低的生产增长率导致了价格的上升，低生产增长率的鲍莫尔成本价格病的假说得到了证实；(2)服务业的实际产出缓慢增长，生产率增长每降低1%，实际产出降低0.75%，这表明生产率对产出的影响是通过成本价格病的价格机制实现的，同时证实了停滞产业（服务业）较低的生产增长率导致了实际总产出的下降；(3)当考虑到所有产业时，较高生产增长率产业的就业和工作时间下降，这也说明了较低生产增长率的产业可以增加就业，但同时延长了工作时间；(4)由于产业工资和利润被整体经济所决定，高生产增长率对要素回报的影响差别很小；(5)20世纪后半叶产出结构呈现从生产增长率较高的制造业向政府、教育、建筑等服务部门转移的趋势，整体生产率增长放缓，经济增长受到阻碍。
    与此同时，服务业生产率滞后的论点得到了亚洲国家的经验证实。Lee(2005)运用增长核算法评价了韩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很快，但是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长缓慢，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等服务行业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估论”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统计学角度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服务部门“不可测度”，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核算普遍存在误差，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还是劳工统计局(BLS)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基于这种认识，借助于近20年来美国日益完善的数据库，Triplett & Bosworth(2003)发现，1995年后美国22个服务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生产率加速增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增加速度均相当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水平，是1973-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的两倍，文章由此认为“鲍莫尔病”被治愈。
    同时，服务业生产率问题不能被孤立看待，服务业的“黏合剂”作用能够提高制造业和整体经济生产率。服务业促使了劳动力分工的深化，同时，服务业本身也进行专业化，这就降低了工业生产中服务投入的有效成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Eswaran & Kotwal, 2001)。服务产品作为企业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提高了制造业生产率。Banga & Goldar(2004)构建了多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与服务业增加值、技术吸收密度、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出口密度等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服务业投入和印度制造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服务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美国由于1870年以来呈现出服务业化趋势，整体经济的比较生产率水平超过同时期的英国(Broadberry, 2006)。

    （三）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在服务业生产率是否被低估的争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探究了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各项其他因素。信息技术、劳动力质量、研发、创新和组织形式等也是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说，Broadberry(2006)通过构建关于技术、组织和经济表现的模型，发现1870年以来美国由于向标准化、高规模、低利润的业务和分级管理转变，市场服务生产率远远超过英国，同时，美国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依赖于通信和信息处理技术的改善。此外，他指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服务部门的发展、市场服务的“工业化”和有利于加快新技术使用和组织结构的竞争性制度框架是英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关键。Biatour & Kegels(2007)在比较1995-2004年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三个欧洲国家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劳动力质量、初始阶段的研发努力程度、创新和规则环境是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四）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

    本世纪以来，服务外包飞速发展，在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同时，其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服务外包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Ten Raa & Wolff, 2001; Amiti & Wei, 2006)。Grg & Hanley(2003)发现服务外包对1990-1995年爱尔兰电子产业生产率有正向作用，然而，当研究扩展到爱尔兰所有制造业和更长时期（1990-1998年）时，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消失了(Grg & Hanley, 2005)，但是，服务外包能够提高爱尔兰制造业出口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生产率(Grg & Hanley, 2008)。Girma & Grg(2004)使用英国制造业1980-1992年间企业层面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实证分析了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化学、机械工程等制造业企业的外包密度与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这一效果在外资企业中尤为显著。Turco(2006)通过意大利1985-1997年间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服务外包的影响效果不同：提高了食品、烟草制品、纺织品等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率，而降低了运输设备、化学产品、电气及光学设备和机械设备等技术最先进制造业的生产率。

    三、服务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再向服务部门转移。同时，“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观点。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吸纳了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突出的规律性。近年来，在OECD经济体中，服务业占据了60%-70%的就业份额，2001年该比例法国为74%，日本为64%，英国为73%，美国为75%，就业份额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幅度加大(WDI, 2004)。

    （一）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因素

    本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服务业就业的讨论多集中在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相似发展阶段国家之间服务业就业份额存在差距的原因和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等方面。
    Messina(2004)研究并评估了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在解释27个OECD国家1970-1998年间服务业就业增长和这些相似国家服务业就业份额存在差异等问题中的作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政府规模和城市化进程等促进了服务业就业规模的扩张，然而，产品市场规则、协会和工资设置系统等制度和法律因素则阻碍了服务业就业的增长。
    D'Agostino et al.(2006)使用除爱尔兰和卢森堡外的欧盟13国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回归发现，人均GDP、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经济周期和政府消费是解释欧盟国家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工会密度、工资集中化程度和双方定期与临时合同的严格就业保护立法等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制度框架，以及工人技能与工作空缺之间的错配等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分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服务业就业存在差距的原因，人力资本、工会密度和正规合同的就业保护法规是差距产生的制度来源，美国较宽松的就业保护法律和较高的工会化水平，以及部分欧洲国家较低的教育水平是差距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而人均收入、公共消费和生产力的发展则缩小了这一差距。

    （二）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

    随着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和发包国就业水平的下降，西方学者开始纷纷关注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的影响。
    Garner(2004)通过检验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和相关政策发现，虽然服务外包会损害国内一些工人的利益，但不可能永久地降低就业和生产水平，如果发包国采取某些再就业措施，国内的生活水平长期内将会得到提高。Amiti & Wei(2005)使用1995-2001年英国69个制造业部门和9个服务部门服务外包和就业的相关数据，通过面板回归分析发现，服务外包的增长不会降低就业增长率。企业因服务外包而更有效率，从而扩大生产，增加其他相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企业如果将生产过程中相对无效率的环节外包出去，将会扩大产出，降低价格，获得比较优势，生产率好处会被转化为低价格，产生进一步的需求，进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服务外包的就业创造效应将直接弥补其引起的就业损失。随后，Amiti & Wei(2006)使用美国96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发现服务外包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在更细分的制造业450个行业中观察到服务外包对就业有显著的负面作用。Grg & Hanley(2005)利用1990-1995年爱尔兰电子行业厂商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劳动力需求动态模型，使用广义矩法(GMM)，实证分析表明，国际服务外包抑制了爱尔兰电子行业厂商的劳动力需求。Geishecker(2006)使用德国贸易和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解释了外包的内生性，结果显示，国际外包导致了德国制造业体力工人相对需求的下降。Falk & Wolfmayr(2008)估计了1995-2000年奥地利、芬兰、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欧盟五国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方程，当服务外包的总量不重要时，从低收入国家购买服务抑制了发包国的国内就业，但影响较小，同时，具体到商务服务时，该影响不存在，而从高收入国家购买服务则增加了发包国的劳动需求。

    四、对外开放与服务业发展研究

    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增加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部门转移，西方学者日益重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的相关问题。
    早期国外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在于探讨比较优势理论对服务贸易的适用问题。本世纪以来，学者们集中关注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管制等问题。关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学者们纷纷运用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及扩展重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来解释，贸易双方的GDP或人均GDP、距离远近、是否拥有共同语言、实际汇率以及贸易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对双方的服务贸易都产生影响(Francois, 2001; Walsh, 2006)，同时，证明了HTM(Hausman-Taylor Model)是重力模型的最佳估计方法(Egger, 2005)。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作为分析工具，探讨了服务贸易和金融、电信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Dee & Hanslow, 2000; Mattoo et al., 2006)，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了突尼斯的资本和劳动的实际回报水平(Konan & Maskus, 2006)。
    与多数文献运用CGE模型不同，还有一些研究运用动态面板方法和门槛回归模型等经验分析服务业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i et al.(2003)运用动态面板方法研究表明，服务进口显著促进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但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其他服务的进口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而交通和旅游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则无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商务服务的进口对知识和技能的扩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Khoury & Savvides(2006)使用门槛回归模型(TR)检验了电信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电信服务业的开放推动了人均资本收入低于内生决定门槛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对门槛水平以上的国家则无显著作用；对金融服务业部门来说，结果恰恰相反，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明显促进了高于门槛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对低于门槛水平的国家则无显著影响。
    近年来，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均衡机制和各种投入产出市场之间的前后向关联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分析贸易政策的CGE模型被用来研究服务业FDI，同时西方学者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联系起来进行探讨。Markusen(2002)最早研究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基础，并将其纳入CGE模型中。他发展了通过出口和商业存在等服务外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行为理论。一个建立海外子公司的公司也向该子公司转让母公司的专门知识。这一假设意味着资本在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个具体部门之间比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各部门之间的替代性更强。Lejour et al.(2008)在Markusen(2002)的基础上构造了WorldScan CGE模型分析服务业FDI对欧盟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欧盟服务业FDI增加20%-35%，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欧盟25国的GDP只增长了0.4%，如果外国资本能够提高服务部门生产率，那么GDP的增长率能够达到0.8%。此外，Brown & Stern(2002)采用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密歇根模型将跨境服务贸易和FDI进行有效融合。Kox & Lejour(2006)使用重力模型揭示了政策的异质性成本对欧盟内部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五、简评

    本世纪以来，西方服务业发展研究涌现出了比较多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与过去相比，除了一般统计学分析方法外，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动态面板方法、工具变量估计、广义矩法等计量方法和重力模型及扩展重力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被广泛地运用于实证检验；在数据上，除了使用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外，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中、微观数据越来越普遍地用来分析服务业发展的有关问题，使得分析更精确、更深入、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在研究内容上，除了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拓展和检验外，还重视分析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借鉴经验更好地发展本国服务业，同时，对服务外包的分析、对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的研究有助于指导各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发展本国经济，趋利避害。
    学术界虽然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分析上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实证研究基本肯定了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服务业生产率的争论仍在继续，然而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和整体经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尤其是服务外包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肯定；城市化进程和政府消费等扩大了就业规模，但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仍不确定；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了经验证明，但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影响仍无定论。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纷纷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服务业要与农业、工业协同发展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这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服务业发展研究的相关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应积极推动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技术研发和创新、加快专业化分工；采用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促进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合理引导政府消费，增强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同时，随着新一轮国际服务业的转移，我国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培养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能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吸收服务业FDI，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改善劳动生产率，扩大劳动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