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心地理论的兴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论，并为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了理论基础。依据国外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成果，从中心地基本理论、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城市体系服务业空间布局和中心地理论在服务业空间布局中面临的挑战四方面进行归纳，为国内学者探究服务业空间布局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关 键 词：中心地理论/服务业/城市内部/城市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向“服务经济”转变，发展服务业已成为各国调整产业结构和扩大内需的重点方向。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经济发展应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而这一发展必定需要优化城市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建立与城市功能定位相衔接的服务业体系，保证城市建设与服务业发展相协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关于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始于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从地理学、经济学及城市规划跨学科视角较好的说明了与城市等级、人口规模相关的服务业区位布局、规律和空间模型。笔者拟首先梳理中心地理论的研究成果，然后归纳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和城市体系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进展，接着阐述中心地理论在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并作简评。

　　 一、中心地理论

　　 1、地理学方法：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模型

　　 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调查，提出了中心地理论[1]。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向周围地区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地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居民聚居点或一个商业服务业中心。这个中心地位于一个圆形市场区的中心，处于这个市场区内的所有消费者在该中心消费付出的交通运输成本比到其他任何中心都低，所以这个中心是该市场区中的最优区位。均衡状态下，由某项服务半径所界定的圆形市场区被假定成一个六边形。中心地按等级的高低可以分为高级中心地、中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其中高等级中心地服务范围广、商品档次高、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多，低等级中心地服务范围窄、商品档次低、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少，中等级中心地供应的商品和服务位于高级和低级之间。另外，高级中心地除具有自己固有的职能外，还具有所有比它等级低的中心地职能。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空间分布形态会受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原则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系统，并且高级中心地、中级中心地和低级中心地分别按照交通原则、行政原则和市场原则进行布局。

　　 2、经济学方法：廖什(Lsch)模型

　　 1940年，德国经济学家廖什(Lsch)发表了《经济空间秩序》一书，提出了与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极其相似的中心地模型[2]。两个理论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别。假设方面，克里斯塔勒只强调人口有规律地分布，但廖什的模型中市场区六边形结构具有经济理论基础，同时考虑了人口和需求因素，通过商品的显性成本和需求曲线来界定市场区，从而获得每个部门的空间均衡。当厂商不再有动机进入这个市场时，六边形市场区内达到稳定的空间经济均衡。此外，廖什认为一个特定等级的中心与次一等级中心之间的比例参数是变化的，而非常数，该参数称为蜂巢系数。布局过程方面，廖什的理论是按照各种商品必要的运输距离，自下而上构建中心地的市场系统(低级中心地—中级中心地—高级中心地)，不同于克里斯塔勒的由上而下的布局。值得注意的是，廖什的模型属于非等级系统，并且高级中心地不一定具有低级中心地所有的职能，即使是同一等级的中心地供给的商品也可能不同。故商品的流向并不一定全是从高级中心地流向低级中心地，也有可能从低级中心地向高级中心地供给商品，并且同一等级的中心地由于中心职能的专业化，可以互相供给商品。廖什的模型同时考虑了供给和生产，比只考虑中心地商品供给的克里斯塔勒的模型更接近现实。

　　 3、中心地理论后续进展

　　 克里斯塔勒模型和廖什模型被广泛地认为是一般空间均衡的最早模型。它们可以解释不同规模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的存在、每个城市的作用和不同城市间的距离。自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后续学者做了许多努力来改进这两个初始模型，并修正其不足和内在矛盾。

　　 后续理论发展了更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和更复杂的理论模型。Beckmann & McPherson(1970)克服了蜂巢系数为常数的限制，指出比例参数强调的是第n等级的中心为其市场区内的居民提供相应服务所必须拥有的最低人口规模，这个参数应根据中心等级水平以及与等级水平相应的服务的变化而改变[3]。此外，上世纪50年代，Berry & Garrison(1958)首次采用计量方法来研究中心地，并且提出了门槛人口，对中心地理论给予新的解释。在成立阈人口的研究基础上，贝利和加里森进一步探讨了中心地的布局过程[4]。他们认为，克里斯塔勒和廖什两理论就人口和需求均等或有规律分布的假定是不现实的，根据门槛人口和商品供给上限的概念，即使取消上述假定中心地等级空间结构也存在。他们主张这种等级结构不仅适用于区域水平的中心地系统，也适用于城市内部的中心地系统。由于该模型对中心地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后被称为贝利和加里森的中心地模型。

　　 伴随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心地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中心地模型忽视了时间因素对中心地系统的影响，故利用传统模型来讨论现实问题时，会存在差距。供给、需求和交通等条件的变化是促使中心地系统形成的主要因素，随着区位条件不断改善，低级中心地会逐步发展为高级中心地。Parr(1981；1985；1987)在城市等级连续从最低级变化到最高级、城市经济职能在不同等级水平上的变化及等级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等级空间组织的动态演变。

　　 二、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

　　 1、服务业空间布局向中心区集聚

　　 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内部服务业区位布局存在等级性，不同等级的办公机构和事务所分布于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城市中心区集聚高职能的企业、高档次的消费品，城市郊区集聚低职能企业、低档次消费品。随着中心区服务范围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口集聚度提高，进而增强对服务业如金融、物流、通信、商务等不同等级服务业的必要需求，中心区服务部门趋于多样化(Chang et al.，2006[5])。Au & Henderson(2006)实证研究表明，人口向城市中心集聚不仅能够对服务业产生大量的引致需求，而且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人们对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为服务业集聚创造了产生规模经济的市场基础[6]。除了需求因素外，工资、地理位置、劳动力等经济因素也吸引着生产性服务业向城市中央商务区集聚(Berkoz & Eyuboglu，2007[7])。

　　 另外，中心区交通环境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提高也有助于中心区服务业的集聚。一方面，中心区作为物流、客流、资金流的集聚地，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进步，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城市中心转移。交通运输的便利和信息技术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中心区的经济力量，城市中心功能得到提升，进而吸引更多服务部门，增强产业集聚。Hermelin(2007)统计了1993-2002年斯德哥尔摩及周边地区就业人员的数据，发现斯德哥尔摩城市交通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后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城市化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服务部门集聚在斯德哥尔摩中心区，提高了该地区服务部门的就业率[8]。

　　 2、服务业空间布局向城市郊区分散

　　 随着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及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呈现的问题日益凸显(Chen et al.，2008[9])。此时，城市的集聚不经济开始超过集聚经济，人口出现向郊区流动的现象，城市发展进入“郊区化”，这种“新郊区化”使得一些新的就业中心逐步形成。郊区生产区和居住区出现后，各种与之配套的服务业及服务设施也开始建立，当城市外圈的交通网络建成之后，围绕郊区的新次级商业中心将会形成，这不仅开拓了城市服务业空间的新领域，而且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分布经历着从单一服务中心向多元服务中心的发展。Hessels(1989)对海牙、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乌得勒支4个城市737家商务服务机构进行调查，发现57％的企业在城市扩张中，迁往郊区[10]。Boiteux-Orain & Guillain(2004)研究证实了1978-1997年法国法兰西岛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的郊区化[11]。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S)的布局呈现分散化(Merino & Rubalcaba，2013[12])。García-Velasco & Delgado-Márquez(2013)指出，知识密集型商务服务业(KIBS)集聚逐步消失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和过去KIBS重要性不高的国家(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KIBS开始向周边城市发展[13]。

　　 为何服务业空间布局会向城市郊区扩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指出高端服务业空间布局郊区化，是由于郊区人口增长为生产性服务部门和FIRE部门提供劳动力资源，并且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助于服务部门向郊区扩展(Sassen，2001[14])。Gong & Wheeler(2002)进行了补充研究，利用1982-199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兼职女性劳动力、企业总部、员工的受教育专业程度和道路交通等因素影响着亚特兰大商业和专业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并且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郊区交通越便利，这些服务业的郊区化越显著[15]。另外，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当产业在城市中心的集群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饱和阶段时，集群中企业成长和进入速度将会降低，而此时空间扩散为产业寻求低成本布局提供了选择，依照此理论，服务业会逐步向城市郊区发展(Pandit et al.，2001[16])。

　　 郊区商业带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向郊区集聚，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那么服务业空间分布的郊区化是否会影响中央商务区(CBD)服务业的核心地位?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指出，信息技术进步使得中央商务区作为信息交流中心的现象将逐步消失(Webber，1968[17]；Kellerman，1984[18])，主要理由是信息技术可以代替面对面的交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使信息在任何位置的代理商之间进行传递，摆脱空间限制，降低沟通成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服务经济活动的郊区化并不意味着中央商务区作用的下降(Chapain & Polese，2000[19])。信息技术与面对面交流不是替代品，即使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在任何位置都能被复制，但社会关系却不能(Boiteux-Orain & Guillain，2004[11])。正如Leamer & Storper(2001)所指出的，虽然技术进步有助于服务业布局从城市中心向外扩散，但依赖于长期关系的服务业仍然集聚在一些特定区位[20]。对于高层次服务业而言，在城市中心的布局更有利于与公共部门或其他商家联系、交流信息，这是城市郊区还无法达到的。

　　 3、服务业内部行业空间布局的演化

　　 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内部行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变化，尤其是一些面向企业的专业性服务部门，开始向周边扩散。

　　 Coffey and Shearmur(2002)将高端服务业划分为FIRE部门和商务服务部门，利用1981-1996年蒙特利尔地区的数据分析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高端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变化。研究发现：1981-1996年间，金融部门在CBD的集聚度提高，这与高层次管理者集中特定都市区有关；计算机服务部门城市空间布局趋于分散化，这与个人电脑普及率上升有关；“新郊区化”使得郊区商业带或边缘城市逐步变得庞大且多元化，商务服务部门在CBD的集聚度下降[21]。

　　 不同于Coffey & Shearmur(2002)的服务业部门和地区划分，Hermelin(2007)根据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和工作场所的规模将服务业部门分为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IT服务业、媒体服务业和设施管理业，分析在1993-2002年期间，各部门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布局和就业变化情况。结果发现，从就业再分配来看，金融业在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增加，而在中心区减少；生产性服务业、IT服务业和媒体服务业在中心区和边缘区增加，而在半边缘区减少；设施管理业在半边缘区增加，而在中心和边缘区减少。这说明，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种类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发生改变，各行业提供的就业空间随之变化[8]。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大型法律、会计和计算机服务部门在中央商务区和周边地区的集中度都得到提高；信用中介和证券服务在中央商务区的集聚度降低，而逐步向郊区扩张；科学研究的工作和设施在中央商务区的集聚度最低。其原因是，法律和会计事务所集中在城市中心能获得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而其他部门却较少依赖CBD生产率扩张的外部性。

　　 学者关于服务部门的分类和区域划分虽各不相同，但共同点都是服务业内部行业空间布局在演变过程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在于服务业的内部属性不同、生产率不同(Sanchez & Roura，2009[22]；Jorgenson & Timmer，2011[23])，而且在于城市化发展对服务业内部行业发展模式的改变(Weber & Puissant，2003[24])。

　　 三、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市体系服务业空间布局

　　 1、高等级城市服务业种类齐全

　　 按照中心地理论的基本思想，城市体系中，等级最低的城市将被六边形的市场包围，并且专业化程度相同的城市中必定有一个规模更大、功能更专业的城市坐落于与它们等距离的位置，这些城市根据其专业服务水平组成更大的六边形。故每个高级中心地都附属几个中级中心地和更多的低级中心地，形成中心地体系，处于较高级别的中心地不仅提供相应级别的商品和服务，还提供所有低于这一级别的商品和服务。换言之，城市等级越高，服务业种类越齐全(Tabuchi & Thisse，2011[25])。

　　 目前已有许多研究证实了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城市服务业空间布局的有效适用性。Smailes(1944)探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体系，发现城市地区必须拥有银行、商店、医院、剧场和周报，否则将被视为次级城市或农村，并且重要城市还应具备政府部门、大学、私企办公室等服务部门[26]。在此基础上，Daniels(1989)进一步考察了英国服务业的分布情况，发现服务业主要集聚于伦敦。除伦敦外，纽约、东京等国际大城市的服务业覆盖面也很广，包括特色服务行业、规模服务行业、优势服务行业和传统服务行业[27]。
　　 高等级城市不仅服务业种类多，而且发展模式各有特色。如纽约曼哈顿CBD核心区主要是分布金融贸易和商业服务业区；伦敦服务业形成了城市中心、内城区和郊外新兴商务区多方位发展的模式；东京现代服务业布局则由市中心、周边副中心和外围特色新城组成的多层系、网络化体系(Sassen，2001[14])。

　　 2、高等级城市集聚高端服务业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是全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除具有增长率快、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外，独特的空间布局也是其重要特点。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最初表现为集聚在某一小区域，之后逐步形成中心商业区，如伦敦华尔街、纽约曼哈顿。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端服务业的集聚范围开始扩大，集中在一些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Simmie，2002[28])。

　　 关于高等级城市能够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成因，国外经济学家分别从需求、供给等角度进行了解释。

　　 相当一部分学者集中于从需求角度考察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高等级城市的驱动因素，如临近顾客、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活力等。Glaeser & Kohlhase(2004)指出商务服务需要分布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靠近其顾客[29]。Aslesen & Isaksen(2007)也指出商业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商务服务业，应分布于靠近消费者的区位[30]。Kolko(2010)强调高端生产性服务更倾向于大城市，因为这些行业对客户资源的依赖度较高。此外，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能吸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31]。Shearmur & Doloreux(2008)分析了90年代加拿大服务业整体空间布局的演变，结果显示，1991-2001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服务业郊区化后，开始减少在周边小城市的扩散，城市规模和地理位置又吸引着高端服务业重新向大城市集聚[32]。另外，市场活力对服务业发展也很重要，大城市较高的市场活力有助于挖掘市场潜力，扩大消费群体，吸引高端服务业(Rubalcaba et al.，2013[33])。

　　 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这主要包括人力资源丰富、信息技术进步、交通便利、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Coffey and Shearmur(1997)选取居民在1万以上的152个加拿大城市及17个高端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高端服务业在加拿大城市体系的分布状况时，发现1971-1991年间，大部分高端服务业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其中1991年加拿大高端服务业48.2％的就业集中在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这些规模大、等级高的城市。究其原因，大城市为高端服务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许多高端服务业需要高学历的劳动力，而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大都市[34]。Pereira & Derudder(2010)也从人力资本方面证实了大城市能吸引更多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35]。Camacho et al.(2013)利用2009年欧盟和挪威194个地区的数据，检验欧洲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S)的分布，得出大部分欧洲东部和南部国家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往往集中在首都，因为首都的创新环境良好且交通便利[36]。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有一个更大交流平台，大城市依靠全球的信息、交通优势和便利性，吸引这些产业的集聚(Keeble & Nachum，2002[37])。Polèse & Shearmur(2004)发现1960年之后，多伦多成为加拿大城市体系中的最高端城市，高端服务业向多伦多集聚，原因在于多伦多在文化和语言上比其他城市更具优势[38]。

　　 另外，从多角度分析高等级城市集聚高端服务业的研究也颇为丰富。Zhao et al.(2004)研究金融企业的城市定位时，发现高等级金融企业会选择一个国际性城市，一方面，大城市集聚了金融业的主要客户，另一方面，大城市有完善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较低的交通和信息成本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39]。Rubalcaba et al.(2013)利用51个欧洲城市的数据，探究市场因素对商务服务业布局的影响，从需求、供给和声誉三个方面选择了与商业服务业集聚有关的19个市场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需求和供给会对商业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尤其是市场成熟度，而与城市声誉有关的一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33]。

　　 3、城市体系稳定性对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

　　 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城市群体组织。随着各等级城市的发展，城市体系稳定性也是国外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城市的稳定性，不同学者观点不同。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城市体系较稳定。Dobkins & Ioannides(2001)检验了1900-1990期间美国的数据，他们发现城市体系相对稳定，尤其是体系中的顶端城市稳定度更高，该结论与Black & Henderson(2003)所研究的结果一致[40][41]。但也有部分研究表明了城市体系的不稳定性，如Polèse & Shearmur(2004)指出1960年之后，加拿大却出现了城市体系逆转的现象，多伦多代替了蒙特利尔成为加拿大的核心城市，这种转变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文化因素造成的[38]。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多从辨证的角度分析城市体系的稳定性。Polèse & Denis-Jacob(2010)选取1950年74个国家375个城市和1900年52个国家288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探究国家城市体系中高端城市的排名情况，结果发现，一方面产业集聚使得等级高的大城市具有优势以保持其在城市体系顶端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和技术变革会削弱一些传统城市的地位[42]。

　　 那么，城市体系稳定与否会如何影响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按照中心地理论，在一定区域内，等级越高的中心地的服务业种类越多、专业化越强，反之亦然。故无论城市体系是否变化，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会向高等级城市集聚(Mulligan et al.，2012[43])。换言之，即使一国或地区的城市体系发生了变化，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也会随之发生改变。Alderson et al.(2010)研究发现，服务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同步进行[44]。Polèse & Shearmur(2004)指出自从加拿大联邦成立以来，蒙特利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国际枢纽，各种高端服务业集中在该城市，但1960年之后，该国城市体系和高端服务业的核心位置被多伦多取代，与此同时，加拿大高端服务业也开始向多伦多集聚[38]。这与高等级中心地具有专业化供应商、高技能劳动者、较低的交通成本有关(Bel & Fageda，2008[4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内部行业由于属性及特征不同，不同部门在全球城市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会有差异(Hanssens et al.，2011[46])，目前这一方面研究较少，是后续学者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四、中心地理论在服务业空间布局中面临的挑战

　　 中心地理论解释了城市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但该理论是把城市体系当成相对孤立的、静态的系统，侧重于城市等级与竞争关系，没有考虑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城市间在服务业领域中的合作与互补越来越频繁。这种合作与互补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如在金融业中，Sassen(1991)从全球角度出发，研究了纽约、伦敦和东京的金融合作，其中纽约主要是金融产品执行和创新的中心、伦敦具有金融业的全球性平台、东京主要负责提供资金[47]。Beaverstock et al.(2001)指出法兰克福是德国和中欧的业务中心，但该地区的全球银行业务由伦敦负责，换句话说，很大程度上，法兰克福和伦敦在银行业务上相互配合、共同获利[48]。Bassens et al.(2010)探究基于伊斯兰宗教的伊斯兰金融服务业(IFS)的城市分布时，发现麦纳麦是IFS的核心区域，海湾城市如迪拜和阿布扎比是城市网络中IFS主要节点，中东和北非主要城市如德黑兰也在效仿海湾城市的IFS发展模式，但这些地区仍然是传统金融业务的中心[49]。

　　 另外，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出现了与克里斯塔勒的等级模型不同的演变情况。城市网络理论抛弃了克里斯塔勒模型中关于专业化和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机械关系的结论，这使得即使是小规模的中心也能获得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如苏黎世的人口仅111.2万人(纽约1988万人，伦敦1200万人)，但和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一样，都是世界金融中心，每年从该地区调动的资金，超过世界资金量的20％，享有“欧洲百万富翁都市”的称号。

　　 五、简评

　　 通过对中心地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心地理论不仅可以为城市规划与产业区位布局提供有力支撑，而且对探索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布规律，制定服务业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笔者基于中心地理论，分别从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模型、廖什(Lsch)模型和中心地理论后续进展梳理了中心地理论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归纳了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和城市体系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进展。从城市内部看，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既向中心区集聚，也向城市郊区分散，同时服务业内部行业空间布局存在差异。从城市体系看，一是高等级城市规模大、服务业种类齐全。二是高等级城市由于在利用顾客、经济发展、市场活力等需求方面和人力资源丰富、信息技术、交通便利性、文化与社会环境等供给方面的优势，集聚大量高端服务业。三是一国或地区，无论城市体系是否改变，服务业空间布局都具有稳定性，高等级城市始终是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与城市化的联系，既有两者天然经济属性相似性的静态层面，也有产业结构优化中两者联系的动态层面。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信息革命使得各国经济发展、管理方式、技术水平等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服务业与城市化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中心地理论解释了城市服务业的空间分布，但该理论是把城市体系当成相对孤立的、静态的系统，侧重于城市等级与竞争关系，没有考虑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城市间在服务业领域中的合作与互补越来越频繁，因此，中心地理论在解释服务业空间布局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总的来说，尽管中心地理论在服务空间布局的分析中存在局限，但仍不失为一门具有相当影响力与现实意义的学说，该理论是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一定程度上为后续学者探究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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