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与体系构建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20多年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吴敬琏、胡汝银、张曙光、樊纲等从中国经济实践出发确立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分析角度；厉以宁、贝纳西、吴晓求、杨瑞龙等引入非均衡概念，并致力于将宏观经济结论置于合理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樊纲、张曙光、王利民等引入了制度分析；李拉亚、宋国青、薛万祥、陈学彬等引入预期与博弈分析；陈东琪等系统化了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形成的微调理论；郑超愚尝试构造一个一致的能够在其支持下开展竞争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经过上述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已初步形成了融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波动分析与增长分析、技术分析与制度分析、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于一体的理论构架与体系。依据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的差异，还形成了分别以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为代表的三支流派。
 
    1979至1999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实现范式转换，理论构架得以初步形成并获得创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上确定了其研究对象与分析角度，引入了非均衡概念、预期分析、博弈分析与制度分析，形成了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思想，甚至出现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其理论构架与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与分析角度的确立
    这涉及到总量分析、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波动分析与增长分析、技术分析与制度分析等问题。邓英淘、罗小朋认为，总量分析是宏观分析的基本内容的最高层次，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宏观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这一主线，把反映现实经济运行的各种经济关系和变量揭示出来。（注：邓英淘、罗小朋：《论总量分析与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性——兼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胡汝银认为需求分析有重大缺陷，（注：胡汝银：《供给分析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11期。）主张以供给分析为支点，溶供给分析、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于一炉，建立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注：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第2、3、33页，三联书店1992年。）张风波、马建堂则试图将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张风波提出，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是互补的，结构分析是总量分析的具体化，总量分析则是结构分析的抽象。对总量进行具体分类和深入分析，就可以统一到结构问题上来，对结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归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便可以揭示出总量的基本特征。（注：张风波：《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8期。）马建堂想通过对国民收入、价格、储蓄等典型总量指标波动状况的分析，找出它们是如何通过一些中间机制转化为产业结构的变动的，以把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起来，使宏观分析中观化。（注：马建堂：《从总量波动到结构变动》，《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张曙光认为，宏观分析是以总量分析、波动分析、需求分析、短期分析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注：张曙光：《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张卓元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实际总供给是由总需求和前定价格决定的，短期内影响总供给的各个变量是给定的，因此，从供给方面很难说明产量是因何和如何波动，以波动分析为主的宏观分析必须从需求分析和短期分析为主。（注：张曙光：《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兼评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经济研究》1993年1期。）樊纲的观点与张曙光很接近，他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制度与结构因素给定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如何烫平经济波动的问题，（注：20樊纲主编：《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但考虑到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与结构转换时期，因此，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说明还必须引入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注：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二、非均衡概念的引入与宏观经济的微观分析
    在80年代末，随着贝纳西《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与《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开始广泛引入非均衡概念，如刘小玄的《宏观非均衡模型的比较》（《经济研究》1987年第10期）、林义相的《“非均衡学派”及其理论》（《经济研究》1987年第6期）、樊纲的《论均衡、非均衡及其可持续性问题》（《经济研究》1990年第7期）第。张曙光对均衡作了三种界定：一是“古典”均衡。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对立力量如供求关系在量上处于均等状态，即变量均衡，另一重含义是指任何一种势力这时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即行为最优或行为确定：二是非均衡理论中的均衡。它仅用变量均等与否来定义，而不管行为是否确定；三是指非瓦尔拉斯或科尔奈的广义均衡。它仅用行为确定，从而一种状态可以持续来定义均衡，而不管变量是否相等。（注：张曙光：《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张卓元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樊纲主张用变量均等定义均衡，变量不均等定义非均衡，用“可持续性”概念特指经济状态的行为特征。（注：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406-4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吴晓求认为，均衡与非均衡是指经济系统经常出现的状态或正常状态；狭义的非均衡就是市场经济出不清，广义的非均衡是指系统暂时偏离了自己的期间趋势和正常标准，非瓦尔拉斯均衡即广义均衡或市场出不清下的均衡，中国经济运行正是非瓦拉斯意义上的短缺均衡或称科尔奈均衡。吴晓求又将非瓦尔拉斯均衡中的“短边规则（Ⅰ）”和“短边规则（Ⅱ）”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仅限于总量关系的总量短边规则，后者是既包括总量关系，又包括结构关系的总量——短边规则，“短边规则（Ⅰ）”和“短边均衡模型”只考虑了总量，而未考虑结构，因而难以正确解释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均衡过程和均衡形式，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的均衡形式是突破了“短边规则（Ⅰ）”的“自愿交换假定”和“效率假定”，以“短边规则（Ⅱ）”为基础的短缺均衡。吴晓求以此为基础，从商品市场的供求、货币市场的供求以及商品与货币市场的综合供求三个层次，对中国经济短缺均衡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均衡的过程与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注：吴晓求：《紧运行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证性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吴晓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从供求角度所作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厉以宁首先确认，无论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双轨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都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这是中国经济“滞胀”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二元机制的根源。厉以宁进一步区分了两类经济非均衡：在第一类非均衡中，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既存在超额需求，又存在超额供给，既存在需求约束，又存在供给约束，但微观经济单位是成熟的市场主体；第二类非均衡在市场特征上与第一类相同，区别在于其微观经济单位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提出，中国可行的方案是使第二类非均衡转变为第一类非均衡，即优先改造企业运行机制，使之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注：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这已深入探讨非均衡经济的微观基础。

    杨瑞龙提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是以收入为中心的非均衡分析，而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是以价格为中心的均衡分析，因而出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新古典综合派试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纳入以价格为中心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但它将宏观失业均衡作为瓦尔拉斯均衡体系中的一个特例这实际上仍未真正解决宏观非均衡分析与微观均衡分析的矛盾，宏观非均衡现象必须从微观经济行为人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环境下的行为变异中得到说明。杨瑞龙进而尝试以非均衡分析构建宏、微观分析的桥梁，为中国经济的宏观非均衡提供一种合理的微观说。（注：杨瑞龙：《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三、制度分析的引入
    陈昭、张学军、盛洪、杨仲伟、张曙光等考察了制度分析与总量分析的关系。（注：参见盛洪：《寻找宏观经济变动的制度原因》，《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张曙光：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厉以宁在研究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时，杨瑞龙在探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时，吴晓求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陈东琪在考察中国经济周期的强波特征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制度分析。在如张曙光所说，对处于巨大社会变过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象的重要因素，必须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内生因素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很多中国学者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理论上的代表当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注：张曙光：《改革的累积效应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特殊规定性出发，通过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矛盾及其经济后果的分析，来说明宏观经济的运动和各种宏观经济变量，首先是从公有产权的基本矛盾出发，设定其经济模型：
    公有产权＝计划者＝国家－政府
    公有制经济国家＝计划者＋政府
    然后分别从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缺口及经济周期等角度展开分析：1.总需求具有扩张的内在机制。首先，从消费需求来看，收入分配中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导致国民收入的货币增广，从而引起总需求规模的扩大；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地方拥有实际货币发行权及公有制固有的普通公益决策与具体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必然会推进投资膨胀，而在公有制经济中货币供给方不独立于货币需求方，货币本身可以成为利益分配和利益竞争的工具，总需求规模是在各种利益矛盾中膨胀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货币也正是在利益矛盾中越发越多的。2.实际总供给长期偏离于经济潜在总供给。首先将潜在总供给区分为技术潜在总供给和经济潜在总供给，为把制度因素引入宏观分析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劳动努力程度、资本有效程度及创新程度内生化的供给函数，然后分别考察了劳动努力程度递减、资本利用效率与配置效率、创新激励不足、创新空间狭小、甚至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反创新行为，从而对实际总供给持续地长期单向偏离于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出了制度解说。3.总需求的扩张与总供给的低效率的合力必然形成总供求的缺口，这一缺口的弥合，在固定价格条件下，就表现为被迫储蓄和短缺，在市场价格条件下，就表现为通货膨胀。4.在公有制条件下，经济增长不受需求的限制，短缺的压力导致经济过度增长，而过度增长又加剧短缺，从而出现“过热常态”。在公有制经济中，如果发生经济波动或循环，那么它一定以总需求膨胀始而以经济调整终，并且，引起短缺、过度增长和比例失调的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同样成为经济调整的阻力。（注：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注：樊纲、张曙光、王利民：《双轨过渡与“双轨调控”——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特点与对策研究》，《经济研究》1993年第10、11期。）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只讨论了分权化体制下公有制经济的宏观运行，而未考察二元混合体制下的经济问题。（注：张曙光：《改革的累积效应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它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高通胀提供了合理的解说，却无法说明其中的高失业现象。于是，樊纲、张曙光、王利民等又从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过程入手，分析了双轨体制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点，（注：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考察了“二元混合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变量的机理及特征，并提出了“双轨调控”的新思路。樊纲沿着这一路役，进而探讨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宏观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使制度因素在其经济模型中内生化的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预期与博弈分析的引入
    将预期较早引入宏观分析的有樊纲、李拉亚、宁国青等，（注：参见樊纲：《论“公开宣布的通货膨胀计划》，《理论信息报》1988年9月9日；李拉亚：《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宋国青：《利率、通胀与储蓄倾向——从两次高通胀期间的储蓄倾向看预期的作用》，《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主要讨论预期与通胀之间的关系。薛万祥引入预期理论与博弈分析考察货币政策效应，他认为中国公众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并从公众和政府信息获得的非对称性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博弈出发，对理性预期理论提出批评，指出它只考虑到公众预期及其影响，而没有考虑政府预期的影响，分析了政府和公众预期都存在时，二者之间的博弈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注：薛万祥：《预期、博弈与货币政策》，《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将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与理性预期系统地纳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当首推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学彬提出，任何一种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都是中央银行和公众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等）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这种理性决策行为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一种博弈行为。他于1996年考察了在完全信息博弈中中国货币政策的效应，（注：陈学彬：《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全信息博弈》，《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1997年又对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相关性进行了博弈分析，（注：陈学彬：《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博弈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进而考察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央行政策信息披露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修正了库克曼关于单一规则的通胀波动性绝小于相对选择规则的结论，指出中国在转轨时期，抑制通胀的出路不在于以单一规则取代相机选择，而在于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较为稳定的货币政策，并努力提高货币预测精度来降低通胀的波动性。（注：陈学彬：《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

    五、构造一个新框架的尝试
    郑超愚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流形式在理论联系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因此，他尝试构造一个一致的能够在其支持下开展竞争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以形式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在经济时期所发生的特异表现。其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构建AD-AS模型。鉴于强制储蓄只是一个分析性定义而通货膨胀缺口由短缺方式弥合部分无法实际度量，运用非均衡分析框架来描述双重体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2,在上述模型的支持下描述经济周期行为，进而给出经济波动的内生和外生性解释，证明实际供给效应表现为总需求曲线移动将引致总供给曲线同向移动，需求波动因此生成速度经济现象；3,规划货币供应量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调节的政策规则，描述货币供应量最优控制的实际政策规划从而封闭了由以上理论框架模型化的宏观经济系统；4,引入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对外贸易的国际资本流动因素，分析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波动，探讨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与国际收支的关联机制，以实现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框架的外延限定由封闭假设向开放假设的松驰。（注：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六、宏观经济学流派
    依据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的差异，我们可能将中国宏观经济学大致分为以下三支流派：
    一是以刘国光为代表的“宽松派”。在宏观调控的目标上，主张追求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形成一种“有限买方市场”的宽松环境，为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与结构的优化创造条件；在政策取向上，主张“稳中求进”，反对以通货膨胀的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注：刘国光：《〈不宽松的现实与宽松的实现〉序》，载《刘国光经济文选(1991-1992)》，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

    二是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认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协调配套，由于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市场失灵”，政府需要掌握的宏观（总量）调节手段，集中必要宏观决策权力；在政策取向上，与“宽松派”相似，主张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营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的良好环境。（注：参阅吴敬琏：《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8年第59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论保持经济改革的良好环境》，《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三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非均衡派”。厉以宁以其“非均衡”理论为基础，在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调控体系上主张由市场机制进行基础性的第一次调节，政府进行事后的第二次调节，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策取向上，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应主要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优先解决失业问题。（注：参阅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调节》，载于光远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

    七、微调经济思想
    微调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经济学的中性政策理论、“松紧搭配”的政策理论及理性预期理论，在国内则来源于刘国光、戴圆晨等的“宽松环境”思想与张卓元等的“稳中求进”思想。陈东琪将这一思想系统化了。他在《改革时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兼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9期）一文中强调，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操作要树立微调意识，用小调整代替大调整；在《当前需求控制的主要目标——兼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微调的观点，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讨论了如何在政府干预中贯彻微调思想；在《强波经济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中明确提出了“双向微调”的思想与中性政策理论；在《微调论——走出短缺后的中国经济与政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对其微调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操作方法。

    八、开放视角中的宏观经济分析
    90年代中期以前的宏观经济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封闭模型。自90年代中期开始，宏观经济分析开始置于开放的视角中。孙婉洁、臧旭恒考察了外资流入与国内通胀的关系。（注：孙婉洁、臧旭恒：《试分析外资流入与通胀的关系》，《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张曙光、李扬等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注：参阅张曙光：《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总部冲击——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李扬：《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樊纲：《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陈东琪、秦海试图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宏观经济效应。（注：陈东琪、秦海：《中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式国际化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7期。）华民、黄列尝试进行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非均衡分析。（注：华民、秦海：《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非均衡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郑超愚先是从利率、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与套利的角度分析了外资流入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注：郑超愚：《近年来中国通胀与外资流入》，《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后又考察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分析，确定利用外资的最优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使之模型化。（注：郑超愚：《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构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纵观最近2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宏观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初步形成了规范的理论构架，将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等引入宏观分析，从而在使宏观经济学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国宏观经济学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构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及出台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中国宏观经济学还十分幼稚，尤其迫切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发展：1,为中国的通货紧缩提供理论解说。中国宏观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研究相当深入，认识也比较一致，这就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但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就比较零散而肤浅，分歧也较大。中国的经济实践迫切需要宏观经济学提出系统而深入的通货紧缩理论；2,建立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迄今为止，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理念下构建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一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整个世界经济息息相关，因而其宏观经济政策也失去了独立性，往往成为多国博弈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国博弈的高度，在开放的模型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3,构建一致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还不一致，也欠成熟，从而导致了这一领域的分歧多，简单重复劳动多。构建一个一致的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既可以使我们能开展竞争性研究，加速知识积累，也可以使我们加强与西方经济学界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