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也要由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发挥自己的优势。通常是依据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强调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与此相应，在国际贸易战略上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本文的研究表明，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这种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一、“比较利益陷阱”
    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从而说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是比较利益理论。国际交换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存在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得各个国家专业化的生产最适合本国生产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可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大的福利。各个国家进行国际分工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古典学派李嘉图在19世纪所说的比较成本，赫克歇尔在1919年、俄林在1933年所说的资源禀赋。

    比较成本理论是指，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产品，尽管一个国家（一般是落后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的成本可能会高于另一国家（一般是发达国家）不具有相对优势的同一产品的成本。

    资源禀赋学说是指，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获得最大的福利。

    比较利益结构的核心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进口结构基本上以技术密集的设备为主，出口结构则是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其中占出口第一位的纺织、服装明显属劳动和资源密集的产品。

    应该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可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这也反映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相对成本较低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贸易结构能不能长期化。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早在本世纪50年代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就以美国为例对俄林等人提出的“资源禀赋说”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投入产出模型，美国作为资本和技术充裕的发达国家，本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事实恰恰相反，于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提出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对这个谜经济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点已非常明确，这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不是用产品本身来区分的，而是用投入要素来区分的。就是说，同样一种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劳动生产的，在发达国家可能是以密集的资本生产的。就象服装、鞋帽、玩具、食品之类，就产品来说看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可能是资本密集的，或者说在这些国家，虽然也要用到较多的劳动，但这些劳动也是由较多的资本结合进生产过程的，因而可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学家克鲁格依据俄林等人的资源禀赋理论说明了这种情况。他说：“如果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商品，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要素租金均等化，那么，资本丰裕的国家将比劳动力丰裕的国家使用资本比较密集的生产技术，并且前者的工资／租金比率也将高于后者”（克鲁格，1995）。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这势必又出现比较利益“陷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问题已经发生。就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那样。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比较利益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比较利益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利益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具有垄断优势。问题是在现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已经改变。首先，在当今商品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其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所有这些表明，除了一部分原料生产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然，在新的国际经济的背景下，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结构，是国际竞争新格局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制。

    克鲁格分析按资源禀赋进行国际分工的重要工具是工资／租金比率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工资成本在产品收入中的比率。他认为，劳动丰裕的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各个国家要素／租金均等化，一种情况是劳动丰裕国家中工资／租金比率偏低。“如果该比率偏高，那么在劳动力丰裕的国家用资本较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商品将会有利可图。”（克鲁格，1995）在现实中，劳动是由资本（发放工资）组织到生产过程的，如果工资过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实际上便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现在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趋势，这就是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工资／租金比率提高的结果，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失去竞争力，或者是资本替代劳动，使丰富的劳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在现阶段，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主要的是产业竞争力。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

    　　　　二、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厂商进入国际市场，无论是采取出口进入的方式还是投资进入的方式，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己有某一方面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多方面培养。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培植国际竞争优势。

    过去在按照比较利益理论建立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互通有无。而现代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个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进入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占领国际市场、以获得更大的国际贸易利益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国家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比较优势上，而是致力于创造国际竞争的优势。

    我国过去的国际贸易结构带有低收入国家的特征，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很高的比重，现在我国的出口结构已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这种替代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但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确定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根据资源禀赋，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优势还必须利用。现在需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如何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

    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它们的资源禀赋与我们基本相同，原有的基础也差不多。现在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根据它们的经验，创造竞争优势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工作。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各个竞争国都争先采用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产品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但是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新技术含量，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差别表明，虽然我国目前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的国际分工主要不是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国际贸易已不限于部门外（各个国家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贸易，大量的是部门内（不同国家交换同种产品）的贸易。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的出口产品战略完全可以不受现有的比较利益限制，也可以向国际市场提供与其他国家同类的产品，包括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些产品得以打进国际市场的关键是具有被市场所接受的差别性。

    不同国家产品差别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含成本的差别，这时一个国家的资源或要素优势起着重要作用，可能是在日本制造的质量更高，在中国制造的价格更便宜。反过来也可以说，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完全体现在生产不同产品上，而是体现在生产同种产品的成本、质量等方面的差别性上。就象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它完全可以被用来创造在低成本方面的产品差别性。

    我们已经注意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直接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它要成为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必须有个转换过程。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由此产生真正的比较竞争优势。如果将引进国外生产要素结合进来考虑，那应该是指，将引进的国外资金、国外先进技术，同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结合，生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中国生产的劳动成本含量比在其他国家生产的低，具有价格竞争的优势。就如日本索尼品牌的高质量电子产品，可以在美国生产，日本生产，也可以在新加坡生产，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生产的优势在于，由于地域空间大，地价便宜，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价格便宜，因此在中国生产并出口的索尼品牌的电子产品具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形式的加工贸易，以及吸引国外著名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的企业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使之成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长期以来，我们说明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低主要是就工资成本而言的。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来分析，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劳动是不均质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反过来说，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不仅是因为其劳动工资低，还在于其对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由此决定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优的产品质量。反过来说，工资成本低而管理水平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状况同样也说明了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

    　　　　3、创造产业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的引擎，这一点已经被广泛接受。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国际贸易在哪一方面起引擎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根据钱纳里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同这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相联系，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又同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的改变相联系。这就是说，只有在国际贸易能起到推动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时，这种引擎作用才是最需要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能否带动我国产业的升级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或自然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贸易格局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发展的引擎呢？我们发现，这种比较利益结构虽然在一段时间中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它强化了自己的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由此进入“比较利益陷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指出国际贸易的引擎作用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为快一些”。〔1〕就是说， 在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发达国家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交换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从需求方面看，初级产品出口面对的是日益缩小的国际市场和日益下降的价格水平。从初级产品的供给条件来看，由于技术落后及开发过度，开发条件恶化，开发成本日益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有一天会遇到收益递减的困境，发达国家会随时改变将资源更为充裕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贸易对方国。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格局具有初级产品单一化的特征，更容易被发达国家需求改变而陷于死地。刘易斯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单一出口初级产品的问题，同样也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问题。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已经得到了说明。同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战略无力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目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热潮中，各地特别重视扩大出口，由于目前许多地区能够出口的大部分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各地竞相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引进外资也缺乏产业选择，外商进入的产业大部分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出口数量越多，外资企业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越多。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还会进一步低级化。中国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外向度指标而牺牲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

    某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能导致国内缺乏投资品工业部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因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有效需求，大部分没有留在国内，而是漏到国外去了。于是形成收入的两个漏出，一是进口的漏出，二是储蓄的漏出。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以一部分收入从国外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用于消费，另一方面因国内缺乏投资品工业，国内的储蓄还要漏到国外购买投资品，用于设备更新或新投资。这样，对外贸易没有产生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由于这两个漏出，“从出口生产部门的扩大到国内生产部门的扩张这样的经济增长的传导路线就大受削弱”（杨叔进，1983）。

    在确定中国的出口战略时，需要明确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目标定位。中国作为大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同小国是有差别的。小国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非常高。小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品出口。小国只有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加大的情况下才能加快经济增长。而对大国来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达不到小国的水平也可实现经济增长。原因是大国的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库兹涅茨，1989）。我国经济与许多小国相比简直是巨国经济，国内市场容量很大。因此不可能象小国那样整个经济都外向。片面追求外向度，舍弃国内大市场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指出这点不是说中国的经济不要开放，也不是说中国不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而是要强调中国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按照创造产业优势的要求，中国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仅是要获得借助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比较利益，而是要借助开放型经济提升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

    出口导向或出口替代战略有两个层次：一是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二是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目前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如果考虑到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就不能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必须向以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阶段升级。与此相应，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就不能一般鼓励出口，而是要鼓励以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替代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出口。

    在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能封闭式进行，需要利用国际资源，需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需要引进国外先进产业。这就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吸收国外资源的国际商务结合进行的要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公式说明，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为买而卖”，也就是为了得到国外物品而出口；现在则是“为卖而买”，也就是为了扩大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进口国外先进生产要素。为了使对外贸易产生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效应，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还应该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产业，逐步培植本国的产业优势。

    这里特别要强调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意义。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大国，是引进国外资金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业来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这是一种选择。前者考虑的是就业岗位，后者关心的是劳动的附加价值。新加坡在70年代经济还很落后，特别是现代制造业部门很少。新加坡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产业部门，鼓励国际著名跨国公司落户新加坡。具体地说，新加坡引进外资的重点不是利用国外资金来发展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引进高技术产业来利用本国在当时还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采用这一产业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新加坡的现代制造业部门迅速发展，现在，新加坡已成为世界电脑磁盘制造中心，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在许多工业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国参考。我国现在搞外向型经济表面看来轰轰烈烈，但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投资在外商在华投资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这样利用外资不会优化我国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一些地区，利用的外资越多，产业结构的劣化可能越严重。因此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有必要调整国际商务战略，重点引进高技术产业，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

    既然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目标定位在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就应该重视国际上在70年代末兴起的战略贸易理论。战略贸易理论的依据是，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中创造比较利益。这些高技术产业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外部经济，并促进该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并能先于其他国家占领国际市场。显然，这种战略贸易政策不是一般的进口替代，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创造关键的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成功就在于它成功地实施了战略贸易政策。以半导体为例，在70年代，半导体市场被美国控制。从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把发展半导体工业作为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筹集研究和开发基金，准予将从该产业得到的税收投资于该产业， 保护国内市场抵制外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 这些政策使日本在80年代中期成功地从美国手中夺取了半导体市场的控制权，其后又控制了世界市场。显然，战略贸易政策，不是消极地进口替代，而是积极地由进口替代走向出口替代。

    按照战略贸易理论，为了创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要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引进和高科技投入等途径有重点地培植一批技术含量高，出口前途好的产业部门，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对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要逐步提高进入壁垒（主要是技术含量门槛），鼓励高技术产业进入中国。

    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一般是成熟产业，而不是在未来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意味着单纯靠引进外资并不一定能培植战略产业。但是在我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不是没有机会和条件的。在我国，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是不一致的。由于高科技的研究没有国界，高校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高科技的国际差距相对来说，要比高科技产业的国际差距要小。这就给实施战略贸易政策提供了条件，政府一方面扶持高科技研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接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并使之产业化。由此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力量发展起在未来具有竞争能力的战略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