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其衡量指标应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强调投入要素的质量，而在我国投入要素质量最差的是人力资本，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应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抓紧培养和造就企业家；全要素生产率还要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此，要解决我国产业结构的“超稳定性”问题，而结构性矛盾要由资本配置的结构性调整来解决，对亏损企业不是在现有结构上扭亏，而应在结构调整上找出路；要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应由政策推动转向体制推动。

    中国“九五”计划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是在人均资源非常缺乏、资源消耗水平过高的条件下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现有的资源已不能支撑这种增长方式，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有限的环境资源，有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已经成为束缚经济增长的瓶颈。依靠高投入，速度一时上去了，但资源的瓶颈不能长期支撑高速度，一时间大批在建项目被迫停产或下马，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这表明，在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可靠保证。

    　　　　一、全要素生产率与集约型增长
    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什么？目前尚存在分歧，我认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并非绝对的反对资源投入、扩大规模和增长速度。实际上，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发展的经验，集约型增长实际上是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其衡量指标便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说明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１．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２．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３．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增加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各要素投入的简单相加。原因是：１．投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产出弹性（权重），按照各种要素对增长的权重配置资源于增长过程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率。２．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不是均质的，经济增长是具有不同生产率的要素投入的结果。３．经济增长过程还有许多无形要素的投入，如技术、组织、制度、企业家精神等。这些要素可以说是劳动、资金等有形要素的补充。这些在劳动和资本要素以外对增长起作用的要素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概括。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其中的差额就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增长的贡献率的余额。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来说明经济增长的部分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越来越大的部分要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用全要素生产率说明经济增长的部分较小。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１９９４年提出东南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０，言下之意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推动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事实对他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应该承认，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在内，全要素生产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很低。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２５％，低于韩国的３８．４％，日本的５５．２％，美国的４７．８％。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主要靠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阶段。

    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比，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偏低，其原因也很明显。他们的面积小，资源供给不足，内部市场小。这种状况逼得他们采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找出路。而在我国，国土大，国内市场大，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基数相对较小，因此在一定阶段进行粗放型增长的可能性区间还较大，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紧迫性还不那么强。而当经济增长发展到现阶段，由于资源供给的限制，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依靠投入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的代价或成本将越来越高，或者说增长越来越困难。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后，外资大举进入，原先利用国内资源国内市场进行粗放型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所有这些意味着我国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有明显的紧迫性。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是要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如下基础上：要素配置效率的增进，规模经济，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显然，集约型增长同增加投入，扩大规模，高速度不是对立的。

    就速度来说，现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同片面追求高速度相关，但不能把速度同集约型增长对立起来。速度是粗放或集约的函数。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建立在高投入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高效益的基础上。现在强调集约型经济增长，目的是要使经济增长高速度的基础由原来的高投入转向高效益。从这一意义上说，集约型经济增长不是一般的反对高速度，而是要以集约方式追求高速度。集约型增长意味着谋求效益型速度，但不意味着追求速度将必然会降低效益。现在速度型效益还在起作用，经济增长的效益还在很大程度上寓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原因是直接影响效益的企业开工率、市场购买力等都同速度相关。速度下降，效益也随之下降。可以说，没有一定的速度，也就没有效益。

    就增加投入来说，从经济上考虑，现有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充分地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如果现有资源没有充分地投入经济过程也是一种浪费。经济增长需要动员现有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

    集约型增长重视的是投入要素的质量。我国目前投入要素的质量太低，这是要素供给的最大缺口。如劳动力素质太低，机器设备落后，矿产资源品位太低，土地贫瘠等。这种低素质的要素投入增长过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太小。因此从集约型增长考虑，提高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关键是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如劳动者的素质，机器设备的技术水平，土地的肥力和矿产资源的品位。显然，追求集约型经济增长，不是不要增加资金投入，而是要调整资金投入的方向，将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向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由此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具体地说，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要重视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投资，重视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的投资；重视提高土地肥力和各种自然资源品位的投资。相应地，资金投入包括研究费用、开发费用、教育费用、技术革新和推广费用。

    就扩大规模来说，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集约型经济增长区别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的资金不是热衷于投向铺新摊子，而是注重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对现有企业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不可避免会伴有规模的扩大。这种规模的扩大不属于粗放型增长之列，而且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集约型增长特别注重规模经济。扩大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的规模本身是推动集约型增长的重要途径。

    集约型增长特别重视科技进步。在现阶段，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进步。科学技术不仅物化在劳动力、物质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上，还作为经济增长的独立要素起作用，其重要标志是出现对生产力发展起革命性作用的科技产业。最近西方流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是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已成为生产的第三大要素。投资能够使科技更有价值，而科技反过来可使投资更有价值。人类如果要保持长期的增长，就要把自己投身于科技发现的全过程中去，把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用在科技发现而不是生产上。这意味着发明率和经济增长率出现持久的变化。根据这个理论，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是最可靠的，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增长。

    　　　　二、人力资本与集约型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特别强调投入要素质量和素质的提高。在我国投入要素质量最差的恐怕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但劳动要素不是均质的、无差异的。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劳动者之间，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各自的技能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也就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差异能产生不同的生产率，从而使劳动要素的投入产生不同的贡献。

    生产力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劳动已不是简单劳动，而是掌握一定知识和技术的劳动。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主要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可以说，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本身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只缺物质资本，更缺人力资本。长期以来，我们把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廉价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优势，并以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实践中，我们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不过亚洲“四小龙”，其原因就要用产品的人力资本含量来说明，简单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不过复杂劳动密集型产品。这说明在国际竞争中劳动力数量不再是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人力资本存量。

    长期以来，许多企业一讲投资便是固定资产投资，一讲引进就是引进机器设备，而不注意人力资本投资和引进国外人力资本。这是粗放型增长的一个表现。人力资本不足，机器设备再先进，所获得的经济增长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原因是作为现代经济增长基础的科技进步不仅物化在具有较高技术等级的机器设备中，还体现在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大上。在现阶段最有价值的资源应该是与先进的机器设备相适应的知识和技术。面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力资本存量同物质资本存量不成比例的巨大缺口，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应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除了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外，还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劳动者的技能训练；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三是培养和造就企业家。

    目前我国在传统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居多。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他们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只适合进入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另外在劳动密集、技能要求不高的纺织、轻工等行业中也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在中国目前的就业体制中，分布在这些传统行业中的劳动力不会因知识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而失业。这种状况日积月累便成为我国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严重阻力。我国连续多年全行业亏损的纺织、轻工等行业难以通过转产和结构调整而改变面貌就与此有关。即便是在其他行业也因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而难以采用高新技术。面对现有就业人口的普遍低素质，外资的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也难以进入中国，致使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着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问题。因此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际，急需对现有就业人口进行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措施。在供给方面便是加大教育和训练费用，建立多种形式的专业和技能训练学校。在需求方面便是建立相应的制度，迫使劳动者自觉地接受训练，其中包括确定以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标准的就业和上岗条件，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标准的工资等级，以及不适应产业升级的结构性失业制度。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企业家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企业家是进行要素组合并进行创新活动的组织者，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培育企业家视为实现经济起飞的两个“先行资本”之一。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都短缺，缺乏资金，缺乏技术，但是最缺乏的资源是企业家。我国的经营者能成为企业家的并不多。许多经营者是经验型的，有的经营者尽管可能是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但缺乏工商管理的知识。现在我国的许多经营者具有粗放型发展的经验，只适合粗放型增长方式。显然，我国目前缺乏一大批适合集约型增长的企业家，因此，培育企业家，加快企业家职业化的进程，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大先行资本。它应该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

    　　　　三、结构调整与集约型增长
    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规定，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产业结构状况。

    我国产业结构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很突出。过去我们一直是用旧中国留下来的半殖民地产业结构来说明这一问题。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这方面原因不再是主要的。我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应该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来说明。４０多年来，我国推进的工业化，先是在城市，建立各类工业基地。从８０年代中期起，工业化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在农村办各类乡镇企业；在农村建立各类开发区，接受外商投资企业和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工业项目。从整体上说，现有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以铺新摊子、建新企业、上新项目为内容的，这是粗放型增长的典型特征。受现有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限制，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新铺的摊子、新建的企业、新上的项目相当部分具有重复性，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容易进入的纺织、轻工部门和技术含量不高的机械电子行业。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不仅反映在同一区域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也很突出。

    由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结构同构化，导致了同行业内的过度竞争。产品供过于求和企业间竞争费用的加大，造成产品市场实现困难，企业效益下滑，因此造成大面积的企业亏损。纺织、轻工等行业全行业亏损；机械电子行业看起来是技术密集的，但与国外电子行业相比技术差距很大，各地新上的机械电子项目相当多的是低水平的重复。因此在国外机械电子产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时，过去一哄而上的大量的机电企业招架不住便一哄而下。这是我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产生的后果。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求今后的经济增长追求集约型，还要求解决由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而且，由于现有的资金存量束缚在由粗放型增长所铺的摊子上，结构不调整，长线产业不但不减少资金存量，还会继续吸纳资金增量，由此阻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环节。

    应该指出，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在我国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几乎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战略性问题。可是这个转变一直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的产业结构具有“超稳定性”，由此造成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超稳定”。这种超稳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

    （一）行业刚性。纺织、轻工等行业是我国起步最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聚集着巨大数量的就业人口和退休职工，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劳动者由于技能原因很难转向其他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关停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就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企业刚性。在现行体制中，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低，退出市场的“门槛”却很高。企业退出市场涉及两方面：一是破产。就破产来说，虽然我国在理论上解决了企业可以破产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很难对亏损企业实施破产。二是转产。就转产来说，由于现行的行业隶属关系和“部门所有制”的限制，亏损企业很难转产，也很难被效益好的其他行业所兼并或联合。因此在出现企业结构性亏损后，政府要花很大的力量进行扭亏，不是让其退出市场，而是在原有的结构上维持，实际上是保持原有的结构。
    （三）地区限制。中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在某一地区成为长线的产业，在其它地区不一定是长线。按理说，在某一地区成为长线的产业可以向其他地区转移，退出本地市场，进入外地市场。但在实践中产业的地区间转移非常困难。由于重复投资而形成的长线行业拥挤在同一地区，不仅造成地区内的过度竞争，还因其占用过多的本地资源而严重阻碍本地区的产业升级。这种状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以上超稳定结构归根结底是原有体制刚性所致。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上述结构调整超稳定的体制因素正在改变，这就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新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背景中，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同调整企业结构结合起来。

    结构性矛盾要由资本配置的结构性调整来解决。过去我们认为，由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由依靠新企业转向提高现有企业的效率，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践证明，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不可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转向集约型增长不能限于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首要的是解决资本存量的结构性调整，使资本存量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集中，使长线产业部门的一部分长期亏损的企业退出市场。按此要求，对亏损企业的扭亏增盈，不能简单的采取扶持性保护性措施，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坚决淘汰一部分落后企业。对因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亏损企业扭亏增盈，不是在现有结构上扭亏，而应是在结构调整上找出路。对一部分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就要实施破产，从而使被落后企业无效占用的要素得到重组和新生。

    结构性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扶持优势企业。扶持优势企业还是扶持落后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增长方式的特征。长期以来，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扶持政策更多的偏向亏损企业，而效益好的优势企业不但很少得到政府的扶持，还要应付各方面的摊派。这种扶贫而不是扶优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在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时就有必要改变扶贫政策，重点扶持效益好的企业，推动资金存量更多更方便地进入这些效益好的企业，使之迅速形成规模经济。扶持的基本途径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是扶优汰劣。同时政府也要积极为兼并落后企业及其与其它企业的联合，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往往由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的迅速发展所带动，为了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必要有选择地对可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企业给予重点扶持。

    推动产业地区转移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现在，落后地区正在起步和发展的相当多的是传统产业；发达地区拥挤了许多传统产业，进行产业升级又要铺新摊子。于是出现新一轮的粗放型增长。转变增长方式就意味着推动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这样一方面可使发达地区腾出空间和其它资源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可使落后地区发展起来的产业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四、政策推动与体制推动
    政策和体制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政策投入是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解决体制问题。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数量指标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追求数量增长，鼓励铺新摊子。以竞争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促进集约型增长的功能。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节约要素投入，提高投入要素质量，开发和采用新技术，是企业的自觉行为。原因是企业具有硬的预算约束，投资者和经营者分别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破产的压力会迫使企业从自身利益上对使用各种要素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主动地选择集约型增长方式。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要建立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缺乏体制的支撑。因此，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保证。

    适应集约型增长的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重点解决如下体制问题：一是强化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解决集约型增长的外部压力问题；二是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解决企业集约型增长的内部动力问题；三是加快企业兼并和联合，促进资源由低效益企业向高效益企业的集中。

    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不仅要求改变传统的经济体制，还要改变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某些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推动改革开放，国家实际上推行以政策推动发展的战略。在地区政策方面，先是特区政策，然后是沿海开放政策，还有开发区政策；在企业政策方面，有乡镇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有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此外还有出口鼓励政策等。由于这些政策是针对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的，各个地区和企业便竞相把争取政策、用足用活政策和变通执行政策作为推动增长的重要手段。应该说，这些政策对加快改革开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推行这些政策基本上是服务于粗放型增长的。一般说来，只有在建新企业、铺新摊子、搞新项目、追求数量增长时才会享受到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而且这种政策是在没有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实行的。一旦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只对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倾斜的政策与强调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矛盾的。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设中，同时，中国为了创造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一些特殊政策会随着给外商国民待遇而逐步取消，相应地对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的倾斜政策也将随着政策趋向一致而逐步取消。所有这些表明，我国今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将由这种对部分地区部分企业倾斜的政策推动转向体制推动，即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

    由政策推动转向体制推动，决不意味着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不要政策指导和规范。国家要对集约型增长实施鼓励政策，对集约型增长项目给予倾斜政策。例如，国家要在政策上对企业的科技开发和技术改造项目进行鼓励，要对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鼓励，要对产业的地区转移进行鼓励。所有这些倾斜政策面对各个地区各个企业，不管是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其增长只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和素质，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１．保罗·克鲁格曼：《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否伤害第一世界的繁荣》，载《经济资料译丛》，１９９６（１）。
    ２．梁雪峰：《经济理论验证具有客观局限性》，载《经济学消息报》，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