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是对推进经济增长运用的主要要素和采取的主要手段的概括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没有合适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衡量某种增长方式优越于另一种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完全自发地进行的。亚当·斯密最早认识到市场基础上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主张放松政府管制，通过市场力量推进经济增长。此后，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对增长方式的探讨成为重要内容。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将资本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索洛模型则将技术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53-60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方式在缓慢地、甚至不为人知地进行着转变。主流观点认为，在近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是从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型)增长转变。而判断粗放和集约的标准之一，是看“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的高低。②“综合要素生产率”超过50％，即大致上称为是集约型增长，反之则为粗放型增长。在近代，市场化为基础的工业革命是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分别从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开始，花了约174年、175年、112年和102年完成了转变。[2]
    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增长方式的选择和转变，是外部、自发、自然而然的过程，“增长方式转变”并未成为“问题”。而在我国，则一直受到“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困扰。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针对当时受苏联模式影响，不计成本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即有学者从外延和内涵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问题。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要更注重内涵增长，主张进行经济核算，着眼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这一思想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后的20多年中，粗放(外延)型的经济增长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导向的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自上而下存在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追赶冲动。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是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寻找更加强烈的增长动力。在突破计划体制束缚后，资源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甚至境外资本的积极性得到发挥。这些，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证了我国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中，GDP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起步阶段，理论和实际部门都明确提出要关注增长方式的转变。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路。在“十五”计划制定和实施中，特别是1997年后，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胁和加入WTO的双重压力，转变增长方式愈加紧迫。但是，即便如此强调和关注，增长方式转变并未得到明显的效果，甚至在某些方面情况更加严峻。以增量资本产出率计算，1982-1985年为2.32，2001-2004年则下降为5.21，GDP单位资源产出水平我国为美国的1/10，日本的1/20。[3]粗放式的增长，不仅带来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更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由资源依赖产生的能源安全等问题。

    “增长方式转变”成为“问题”，其根源在哪里？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1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一般呈“重型化”特征，重化工成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的依赖性就较高。但是，重化工产业比重较大，不是粗放式增长的充分原因。[4]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正是在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有人认为，增长方式转变困难，原因在于我国缺乏高端资源，特别是缺乏技术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这个观点同样会被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所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在一片废墟上、在缺乏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情况下崛起，对我们应该有许多启发。

    厘清“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相似，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有自上而下“计划导向”的特征，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国家和各级政府。这在特定的时期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增长首先要突破旧体制造成的瓶颈和障碍，而这只有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力量才能做到。但是，我国在面临外部政治经济压力下，通过“计划导向”推动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有很强的“追赶”冲动并形成“追赶式增长”。

    “计划导向”下的“追赶式增长”，其特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标单一，即在某种具体指标上迅速缩小与目标国的差距，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以钢铁为核心指标，改革开放后则是以GDP为核心指标(包括总量、增长速度和人均GDP)。应该看到，无论是钢铁指标还是GDP指标，实际上都是非效率指标，以此为导引，增长方式就不可能实现根本性转变。二是时间明确，往往有准确的时间界限，甚至用“倒计时”的方法确定达到增长目标的时间，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GDP总量或增量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带有明显的“追赶式增长”特征。三是行政推动，因为增长目标带有政治性，在特定时间里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同样具有政治性，这就决定了“追赶式增长”只能采取行政推动的方式，将经济增长当作政治任务，不计成本甚至不顾后果地完成增长任务。

    实际上，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发展中技术水平不高，或称“粗放式增长”的阶段。区别在于，一些国家具有内生的力量和机制，可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和知识含量，逐渐走向“集约型增长”。另一些国家则缺乏这种内生力量和机制，在“粗放式增长”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增长方式的比较，不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是经济系统中有利于自我改进、效率提高的动力和机制缺失，同时系统缺乏修复和改进机制，形成“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信赖而难以实现转变的问题。

    二、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与效果
    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内容的转变增长方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积淀，是中国经济的最活跃的地区，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两地区也是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或称“追赶式增长”的主力军(GDP约占全国总量的1/6)。经济增长不是以效率提高为目标，而是完全服从于国家计划，服从于政治需要。
    实际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前，这两个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对当时的现状并不满意，希望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方式，改进地区的经济效率和人民福利。为此，做出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初步努力。改革开放后，这一过程在加速进行着。尽管在现在看来，当时这样做是不自觉的，但是，任何增长方式转变的发生，必然有其强大的动力和决定因素。两地区在不同阶段，由于不同动力和决定因素，逐渐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从“计划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

    第一阶段：“地方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的主要载体是国有(营)企业，1965年国有(营)工业比重占全部工业的91.51％。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作为推行赶超战略手段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营)工业效率低下[5]，不仅对地方政府及百姓亦少有实际利益溢出和其它贡献，也限制了地方资源优势的发挥。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在地方自身利益诱导下，江苏浙江等地社队工业(后为乡镇工业)的发展，客观上带来了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推进了工业化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发达国家增长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是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推动了技术进步，为提高经济效率创造了基础条件。传统体制下只有城市工业发展，没有农村工业发展，缺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必要环节。乡镇工业的发展推进了全面工业化，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长三角地区乡镇工业占工业总量，从1965年的7.77％，增加到20.32％。[6]90

    第二，发展了市场关系，改进了企业经营机制。乡镇工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语)，在计划经济中开拓了在当时尚属不合法的市场关系。当时的市场尽管不合法、不规范，但是，在需求制约和效率导向下，乡镇企业的经营方式与国有企业已经有较大的差别。企业经营好坏和效率高低，取决于企业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和内部与效益挂钩的分配方式，取决于企业领导者的决策和管理水平。

    应该说，当时的乡镇企业多为大企业配套，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甚至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等消极后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机制的变革和进步是显著的。

    第二阶段：“企业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主体和内涵。早期乡镇企业尽管利用了市场力量，但地方政府作用的色彩浓厚，企业利益仍然要服从于政府利益和政治需要，经济增长机制的外部影响性强。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情况随着增长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在经济增长的主体方面，非公有制初步发展。1985年，浙江省工业企业中，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4.02％，著名的“温州模式”，正是以个体私营经济主体为主要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江苏省苏南乡镇企业采取私有、股份合作、股份制多种形式全面改制，许多改制后的企业利用特有的区位、市场、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进行了具有脱胎换骨意义的“二次革命”。江阴市有20家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这些企业不仅企业经营规范，而且有非常高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在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主体在改革开放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珠三角毗邻港澳，有地缘、亲缘和文化优势，是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最早进入的地区。至1995年底，珠三角地区合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400亿美元，“三资”企业约4万家。外资进入不仅带来了在当时非常稀缺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不仅对珠三角地区，而且对全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

    增长主体的变化，必然影响增长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改变了政府与企业关系后，企业只有根据市场需要，不断追求更高的效率，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而这正是解决“增长方式问题”的关键。

    第三阶段：“市场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际生活中，我国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变化，市场起着日益重要的制约与激励作用，增长方式亦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两个三角洲具有共性的特点，国际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过去，我们仅仅将“出口导向”看作发展战略转变，实际上，在中国转轨阶段，它也促进了增长方式的转变。珠三角地区起步于“三来一补”，本地企业尽管没有直接面对国际市场，但市场对成本、质量等要求，能够迅速传导到加工企业，使其适应市场要求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在长三角地区，随着国际制造业转移步伐加快，能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加工贸易”发展迅猛。“加工贸易”尽管以附加值低为人所诟病。但是，它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有非常强的市场约束，给我们熟悉市场，学习技术和管理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在两个三角洲，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是对外开放的另外一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了以家用电器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其基础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从统计看，引进技术、设备是作为资本要素投入计算的，对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较小，有人据此认为它对转变增长方式未产生作用，甚至将之看作增长方式未能转变的标志。而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创新能力、高质量人力资源等条件的积累，引进技术、设备可以看作是这一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7]

    以上三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我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开端和最强大的推动力。近30年来发生的增长方式从“计划导向”向“利益导向”的转变，正是市场力量不断强大，经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效果和能量不断释放的过程。这就说明，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环境的改善和条件的积累。综合生产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可以静态地考察一国增长方式的状态，但是，对增长方式转变过程的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增长方式转变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原因是什么，在哪些方面未能发生及原因何在。

    三、从“利益导向”向“效率导向”的转变
    “利益导向”的出现和作用，推动了两个三角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利益导向”不能保证经济主体追求尽可能高的效率，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对效率的“逆向选择”③。我国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不甚理想，根本原因在于，起重要作用的是“利益导向”而不是“效率导向”。或者说，存在低效率也能得到利益的环境和条件，而如果低效率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利益，就不可能出现以效率提高为目标追求的增长方式。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单位，以效率提高促进企业利益增进，是企业发展的正常路径。因此，“效率导向”的经济增长未能出现，首先应该从企业寻找原因。企业背离正常增长路径的显性原因是：
    第一，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意识。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不仅影响了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更影响着由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传统农业技术进步极慢，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扩大规模和增加数量。在进入全面工业化时代后，农业文明这一内涵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面临增长压力时，最熟悉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传统农业文化对我国增长方式的影响，即便在西方国家，效率意识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8]114

    第二，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能力。并不是有提高效率的意愿，企业就能够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我国企业提高效率的瓶颈，不仅是技术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企业组织水平、战略水平、管理能力的缺乏，归结起来，是缺乏企业发展的高级要素——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要素组合。

    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能力非常重要，它们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是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中要加以关注的。但是，企业的效率意识不会自动提高，效率瓶颈也不可能自动克服。而具有提高效率的充沛动力，则是提高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是我国企业效率低下的直接原因，甚至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在一个较长时期，为什么企业效率意识缺乏和提高效率的能力低下。提高效率动力缺乏的原因可归结为下述三个方面：

    ——过高的GDP增长压力。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发展的先行区，中国加快发展的巨大压力，要求这两个地区有比其它地区更快的发展速度。在实行财政分权后，地方财政收入状况与增长速度一般有正的相关性。因此，来自中央政府的速度压力和来自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汇集起来要求有更快的增长速度。这一要求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相结合，[9]更被人为地放大和失去规范，速度的追求几乎替代了对效率的要求，客观上淡化甚至扭曲了“效率导向”。

    ——低水平竞争下的逆向选择。造成低水平竞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量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享受政府政策优惠或行政庇护，外无压力内无动力，当然也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在其“示范”作用下，花成本冒风险追求效率提高，不如花气力寻求行政资源的帮助，这就大大地伤害了那些希望提高效率企业的积极性。二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路径依赖。在两个三角洲的许多地区，通过建立开发区招商引资，利用比较成本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一定的时期也是必然的选择。加工贸易有市场稳定、形成生产规模快的特点，同时也是推动GDP快速增长的极好形式。但是，加工贸易形式下，我国的资源所得微薄，也可以说是一种高速度低效率的增长形式。如果因追求GDP增长速度形成路径依赖，就可能产生“挤出效应”，排斥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

    ——市场扭曲影响“效率导向”。在市场完善的情况下，一定意义上说，“效率导向”实际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是，在存在市场作用情况下，未出现“效率导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受到外力影响，导致价格扭曲。两个三角洲工业化快速发展中，许多地方政府都曾以十分优惠的土地、资金价格和税收减免作为吸引外部资本进入的条件，企业的真实成本得不到正确反映。虚假的低成本，促使企业以寻找更优惠的资源代替了对效率的追求。不仅如此，扭曲的价格还导致资源被滥用，环境遭到破坏。二是因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影响长期正确预期，企业通过扩大规模追求短期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应该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
    实现“利益导向”向“效率导向”转变，要求政府转变增长理念，建立正确的经济增长目标，特别是通过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和考核体系，将GDP的增长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杜绝事实上存在的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政府职能的转换。

    政府约束自身行为，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让市场激励效率的作用正常发挥。首先，企业无论所有制性质、与政府关系亲疏，都应该一视同仁，享受由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市场中平等竞争。其次，对由政府控制或影响的资源，应该完全遵守市场规则进行定价和交易，任何企业和个人无权得到特殊的优惠。这样，低水平竞争下的逆向选择就可能受到控制，通过市场竞争激励效率提高的机制就可能建立，“效率导向”就能正常地起作用。

    政府的经济职能转换，应将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创造有利效率提高的环境和条件作为主要内容。欧美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就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在两个三角洲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将更高层次公共产品的供给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主要包括：1.建立完善、严格的法律环境，特别是对财产权、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切实保护企业和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夯实提高效率的产权基础；2.创造高品位的人居环境和优越的创业条件，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增加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投入比例；3.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吸引境内外风险投资进入，形成适应创新型经济需要的高品质资本市场，增加创新引导资金的投入，增加孵化器、公共设计中心的数量，提高对创新创业的服务质量。

    在政府约束和职能转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实现企业和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的核心环节。
    首先，针对大量外资进入的实际，通过产业链再造，实现一定程度的外资本土化，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外资进入中国带来的成熟的技术和完善的产品，全面取而代之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可以利用我们的制造优势、成本优势和地缘优势，在某些中间产品，特别是关键产品上实现由“中国代工”为具有自主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中国制造”的转变。在江苏昆山等外资进入的密集区，这一转变正在发生，这将有利于将中国经济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协作。

    其次，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本土企业和产业的结构提升。两个三角洲面广量大的本土企业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其中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但面广量大的企业存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附加值不高的问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引进先进理念、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根据市场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趋势，提升核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引进新技术和对原有技术的提升相比，后者不仅成本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创新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机制和模式，对企业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缺乏提升现有技术的能力，即使引进了新技术，其优势也是难以持续的。

    在相当长时间里两个三角洲仍然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提升产业水平可以从利用外资发展为利用“外智”，通过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将与提升制造业水平相关的研发、营销和管理中的环节，外包给国外高水平的企业。

    第三，培育新的产业、企业增长点，通过增量提升存量。在逐渐进入工业化后期过程中，培育新的产业企业增长点，实施以新产业代替旧产业为内容的产业升级是必然趋势。同时，新产业和企业的出现，也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落后产业的手段和条件。两个三角洲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较完善的市场条件，优质人力资源的集聚，这些都为提升经济结构和水平创造了雄厚的基础，有条件成为整个国家最先进行结构升级的地区。一些地区正在进行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可起到“腾笼换鸟”，提高区域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性服务性在内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整体结构和效率的提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将是两个三角洲今后一个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

    注释：
    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比，它更具宏观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统筹协调可持续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主要解决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动力、机制和模式，侧重于改变资源使用方式和提高效率。而关于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已经有明确的叙述。
    ②“综合要素生产率”又称“索洛余值”，是全部产出减去投入的物质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等)的剩余。
    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是经济主体的生命。经济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不断提高效率才能获得，低效率的经济主体甚至难以生存下去。垄断是一种效率与企业利益可能出现背离的典型，只要存在效率以外的因素可能保证利益的条件，“利益导向”和“效率导向”就可能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