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来源：世界经济 200309 发布时间：2006-4-3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空间经济理论讨论了关联效应、贸易成本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具体从垂直跨国公司和水平跨国公司两个角度，阐述了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理论，进而用国内外案例进行了分析检验，基本结论是：优惠政策不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地区的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才是外商投资区住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低层次的地方专业化并不对吸引FDI有利。 |
| 【摘 要 题】跨国公司 |
| 【关 键 词】FDI/跨国公司/产业集聚/关联效应 |
|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0、199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国家统计局：《中国市场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 魏后凯(2001)：《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差异》，《管理世界》第6期。 4 Demurger,sylvie等(2002)：《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经济研究》第9期。 5 Barrell, R. and N. Pain (1999): "Domestic Institutions, Agglomera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pp. 925-934. 6 Gao, T. (1999)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Department of Vertical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8, pp. 301-320. 7 Head, K., J. Ries and D. Swenson(1995)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8, pp. 223-247. 8 Helpman, E. and P. Krugman(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9 Markusen, J.R. and A.J. Venables(2000) ,"The Theory of Endowment, Intra-industry and Multi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2, pp. 209-234. 10 Venables, A.J. (1996)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and Trade Performanc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2, No.3, PP. 52-60. |
一 前言 吸引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功不可没。为了使更多的外资花落本地，多年来，地方政府纷纷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提供种种优惠，以强化本地对外资的吸引力。但令地方政府困惑的是，优惠政策这一手段似乎越来越不如以前灵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以期对中国进一步吸引外资提供依据。 近年来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国外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些关于跨国公司的模型。Venables(1996)提出一个两国经济模型：两个部门都生产差异产品，都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垄断竞争产业；上游产业的产出被聚合为下游产业的投入，下游产业生产最终消费品；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都存在实质性的贸易成本。由于供需关系和中间品的贸易成本，公司愿意定位在靠近上游供给商或下游买者的地方，上游和下游厂商的相互靠近的位置优势将吸引该行业所有公司集中在一地或几个地方。Gao(1999)对Venables的模型做了些简化和补充。他将制造业产品假设成既是中间投入品又是最终消费品，因此Venables讨论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被合并成一个产业，作为这种简化的结果，一些被Venables分析的产业分布的情形不会发生，如上游产业位于一国而下游产业位于另一国。补充讨论的是两阶段生产和多国生产，跨国公司总部的服务和知识资本作为额外的投入也被引入模型。Markusen和Venables(2000)用埃奇沃思盒图形(Edgeworth Box Diagram)描述了一个包括正的贸易成本和内生多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两个方面推广了HK模型(Helpman and Krugman,1985)，即两个国家均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有z和x两个部门，z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可自由贸易，而x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生产差异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x部门的产品既可以由国内公司N提供，也可以由多国公司M提供；相对和绝对要素禀赋对决定是否进行多国生产是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贸易国——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之间收入水平的趋近可能是跨国公司贸易增长的原因。跨国公司一方面取代贸易，一方面创造了贸易的新形式：公司内贸易。跨国公司的存在减少了实际要素价格之间的国际差异，因而减少了要素流动并导致集聚的可能性。这同时也说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能从跨国公司的涌现和活动中获利，但不同国家获利大小是不同的。那些过去没有什么民族产业的国家因跨国公司的存在而获利较大，而那些原本具有较大世界产业份额的国家可能因此而失去福利，因为要素向它们集聚的可能性因跨国公司而减少。 本文第二部分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阐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关联效应和贸易成本；第三部分借鉴国际经验，以两个典型案例予以说明；第四部分是以中国吸引FDI为案例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二 关联效应、贸易成本和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垂直跨国公司，另一种是水平跨国公司。垂直跨国公司是指生产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水平跨国公司是指它在国外开办的工厂生产与国内工厂同样的产品。 （一）关联效应与垂直跨国公司 如果产业是通过投入产出结构垂直联系的，那么上游产业的产品是下游产业的中间投入品，下游产业形成上游产业的市场。对市场易进入性的考虑就会将上游产业吸引到已经有相当多的下游产业厂商的所在地。除了垂直关联产业之间的这种需求联系外，还有一种成本联系。下游产业的厂商如果坐落在已经有相当多的上游产业厂商所在地，因中间投入品的易获取性，其成本也会较低。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一起形成了厂商定位活动中的向心力，或者说，只要存在运输成本，市场的外在性就激励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定位互相靠近。这种集聚力仅仅源于市场关联效应，这里不存在技术的外在性，它仅依赖于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不完全竞争性。 在国际经济背景下考察这种市场关联效应，不难看出制造业的集中与扩散和垂直跨国公司的出现密切相关。垂直跨国公司有三个特点：第一，跨国公司有某些所有权方面的优势，包括专利权、公司蓝图和一些诸如管理和协调等无形资产。这些具有公共商品特性的资产是作为公司总部服务表现在模型中的。第二，在收益递增的生产过程中，差异产品生产部门是由几个按不同的要素比例垂直联系的生产阶段组成的，它们是空间可分的，即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利用要素成本差异有选择地将这些生产阶段安排在不同的国家。第三，公司之间存在着需求一成本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影响公司的定位选择，从而加强空间集聚倾向。如果需求一成本联系足够大，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稳定均衡。 集聚的稳定性依赖于需求一成本联系。随着制造业的集聚，一个国家将要生产许多国家所需的制造品，这时制造业部门变得很重要。如果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就会迫使制造业中心的劳动成本（或工资）上升。这种相对的高工资是制造业中心的一种劣势，它形成离心力。向心力与离心力形成一对反作用力。向心力源自需求一成本联系，离心力源自要素成本差异。当离心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的均衡就会被打破，制造业就会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也可以采取多国生产形式。 集聚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贸易成本。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都引致贸易成本随着时间渐渐下降。贸易成本的下降意味着公司从空间相邻定位中的获利将减少，然而工资差异却并不因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受影响。因此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改变一对反作用力的平衡。当贸易成本下降到一个临界点时，离心力会占主导地位，集聚最终被打破。这时公司有两种选择：或者全部活动迁出中心，或者只将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水平一级的生产迁出中心。后者导致生产活动的两步分离：首先是公司总部的服务生产（如前所述它具有所有权优势），然后才是在工厂一级的最终产品的生产。生产活动的两步分离是一些公司对环境改变的最佳反应，其结果是垂直跨国公司的出现。这里的垂直的含义，是指总公司服务与最终产品生产之间通过投入产出的垂直联系。 集聚的稳定性也依赖于世界对制造品的最终需求。如果需求不是太大，能被某一个国家（集聚中心）的生产所满足，那么集聚是稳定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世界对制造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对制造业劳动投入的需求也增加，相应地，工资差异也增大。当工资一成本差异大到一定程度，一些公司就会将其劳动密集型生产搬到低工资国家，于是跨国公司在新的均衡中出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批的FDI呈垂直形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二）贸易成本与水平跨国公司 传统的Hechscher-Ohlin模型能解释产业间贸易，它依赖于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新贸易理论模型如HK模型，既能说明产业同贸易也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的主要是产业内贸易。但是至少有两个问题并未解决，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经验性的。技术性问题是大多数的分析都局限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设之中，没有考虑贸易和运输成本；经验性问题是新贸易理论对跨国公司关注不够，而一些产业的分布往往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增长快于贸易的增长，发达国家之间通过直接投资而不是通过贸易互相产生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影响积极得多。随着贸易障碍的减少，在类似的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集中对HK理论是个经验性的挑战。 产业的均衡定位总是要满足两类条件：第一类是要素市场供求平衡，第二类是产品市场供求平衡。如果贸易是完全自由的无贸易摩擦的，那么对每种产品，只要世界供给等于世界需求即可。此时，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生产的定位不重要，因为无论在哪里生产，产品都可以无成本地向所有市场提供。这就是HO理论的基本思想，它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布由要素禀赋决定，元需考虑产品市场。如果存在贸易摩擦，譬如贸易是有成本的，那么除了要素禀赋之外，产品市场也不得不考虑。正的贸易或运输成本使得公司的销售偏向于国内市场，所以公司的重新定位不仅改变了每个国家的要素需求，也改变了产出的供给。这也意味着国家之间产业的分布仅由产品市场单独决定也是可能的。 假设水平跨国公司在两国各开一家工厂。多国公司相对于只开国内一家工厂的国内公司能节约运输成本但却增加了第二家工厂的固定成本。这样描述是假设跨国公司基本上在它的两个工厂都实施同样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故捕捉了平行多国活动的思想，而不是如前所说的垂直跨国活动。对于跨国公司的固定成本有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既有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又有公司水平的固定成本，后者是指总公司服务和R&D这样的知识密集型活动的联合投入；另一种假设是固定成本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本国招致的，但也有一些是可以国际流动的，譬如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可能是在当地招致的，但公司一级活动（如总公司服务和R&D）成本可根据各国要素价格差异流动。记跨国公司与国内公司的固定成本之比为g/f，只考虑固定成本的话，比较在两国各开一家工厂与在一国开一家工厂向世界提供产品，当然前者费用高，这就是多国生产的一种劣势，即g/f≥1。 多国公司的出现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贸易成本t相对于开办两家工厂的固定成本劣势g/f要足够地高；另外，跨国公司的存在不仅与t和g/f有关，而且也与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有关，因为国内公司仅从本国吸收要素，而跨国公司从两国均吸收要素。对于给定的贸易成本和相对固定成本，跨国公司仅在两个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和绝对要素禀赋相似时存在。贸易成本的存在减少了要素价格均等的可能性，使绝对的和相对的要素禀赋在决定贸易模式中变得更重要；贸易成本既可以创造一种集聚的诱因，使收益递增部门密集使用的要素在国际同流动并最终使其经济活动在一国集聚，也可以导致跨国公司。换言之，跨国公司的存在将减少经济活动在一国集聚的可能性（但不是消除）。没有跨国公司时，x部门的生产将集中在较大的国家，于是这个国家有较高的真实资本价格，除非它也是资本非常丰裕的国家。但是，跨国公司的出现将使工厂在较小的国家建立，于是引起该国的资本价格上涨，减少了要素价格差异和集聚的倾向。 三 两个典型的案例 （一）美国制造业在欧洲的关联公司的分布 表1 美国控股的海外制造业关联企业空间分布 % 附图  资料来源：Barrell和Pain(1999)。 从美国控股的海外制造业关联公司活动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集聚的效果：四个最大的欧盟国家是四个最大的东道国。Barrell和Pain(1999)研究了美国制造业1978-1994年在六个欧盟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和投资，结论是东道国劳动市场和产业细化在FDI定位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制造业对欧洲的投资分布在五个部门：食品和饮料、金属和金属制品、机械和电子工程、化学及“其他”制造业；六个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假设美国投资的目标在于拓展欧洲市场，市场大小以欧盟各部门总产值来测量；劳动市场效果以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欧盟的平均劳动成本以及东道国相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的劳动成本来模拟；公司特殊资产用美国的该部门R&D储存来代替。相对成本和利用公司特殊资产的愿望是鼓励公司跨国经营的动力。集聚效果以东道国部门经济特征来衡量，即以生产的相对规模（东道国部门产量对其他欧盟国家总的部门产量之比），以及R&D研究基地的相对大小（在东道国从事的R&D储存相对于在所有欧盟国家从事的R&D储存的大小）来衡量。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向心力和离心力都很重要。美国相对于欧盟的劳动成本的持续上升提高了美国对外投资的水平，美国国内部门R&D储存提高1%，将提升其对外投资0.37%。美国制造业在欧盟的产出提高1%，将提升在欧盟的内部投资1.7%；东道国R&D份额提高1%，将提升这种内部投资1.5%。1989-1994年期同美国在欧盟的内部投资明显增高，这说明欧盟经济一体化通过统一市场提高了欧洲市场的区位吸引力。对于三个主要的东道国，1981-1994年期间地方专业化因素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贡献如表2。 表2 区位因素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贡献 （FDI的百分比变化） % 附图  资料来源：Barrell和Pain(1999)。 英国相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使美国制造业在英国投资增长8.6%。然而，高的劳动成本阻碍了美国在德国的投资，投资增长为-10.2%。但从表1我们也能看到，德国在美国制造业投资区位上占优势，这说明即使是在欧洲这样贸易障碍很小的区域，投资区位决定也不仅是相对劳动成本的反映。英国劳动市场的约束较少，劳动成本较低，有利于吸引美国投资。其他东道国则通过别的途径。如德国和法国通过发展专门技术来吸引新的投资，从表2知，其R&D储存使美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分别增加2.6%和3.4%。而英国R&D储存方面的劣势在吸引美国投资上的损失是显然的，劳动成本低的优势远不足以抵消这一劣势。这也说明劳动成本并不像以往那样在跨国公司区位决定中起中心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采用高科技生产技术的跨国公司。 表3 日本和美国制造厂商的空间分布 % 附图  说明：表中第一列数字是指该州日资占日本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的百分比；第二列数字是指该州制造厂商占美国全部制造厂商的百分比（1982年）。 数据来源：Head et al.(1995)。 （二）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 表3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建立的制造企业的分布（注：样本数据出自日本经济研究所关于日本制造业对美投资的资料，涵盖了225个不同的4位效制造行业。资料提供了每一家公司开始运作的年份、母公司身份及其所制造的产品等信息。这里的样本是日本在美国新建立的工厂，兼并企业不在其列，包括1979年后751个日本投资商，超过80%的日本制造业在美投资。）。 表中的两组数据吻合较好。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不存在对日本投资定位的特殊影响，日本新建工厂的选址与美国企业布局有类似的指向。一些对美国制造业没有吸引力的州同样也得不到任何日方投资。另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即是美国制造业密集的地方，也是日本制造业投资最多的地方。但是，日本投资并不只是摹拟美国制造业的地理模式。 Head、Ries和Swenson(1995)将美国对日资的影响分为四个因子：第一个因子是美国制造业活动对日本投资的影响。日本摹拟美国制造业的地理模式，美国制造商集中在哪里，日资便投向哪里。第二个因子是日本先前投资对新投资的影响。日本某些公司的先行投资会刺激后来同一产业或产业簇群里的公司在同一个州投资，即跟随领导者的倾向。第三个因子是产业簇群对日本投资的影响，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集聚产生的向心力。第四个因子是相邻地区（州）的影响，即每个州对外资的吸引力不仅表现在其自身也与相邻州的产业水平有关。后面三个因子均反映产业集聚效应（注：最后两个集聚效应的来源，即产业簇群与州际活动需要一些附加的解释。这里产业簇群只考虑了“垂直”关联，譬如那些由大制造公司带头，成员大部分由部件供应商组成的产业集团。垂直关联性在这样的集团中很强，需求成本关联使它们在选址上相互靠近以方便供应与信息交换，但排除了以银行为中心的或是“水平”关联的集团，它们大部分为财务联系从而表现得更像是不同的产业群落。由于州界对于集聚程度而言是很武断的边界，所以采用相邻州的公司数来弥补这一缺陷。）。其中第二个因子反映了日本投资的雁行模式，它很难用集聚效应以外的理论来解释。第一个因子不仅反映集聚效应，也反映了禀赋效应。 相关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日本投资选址模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的集聚效应，而不是基于自然禀赋或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州际差异。日本投资的区位显著受到产业簇群定位的影响。产业内和产业簇群的市场关联和技术外溢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垂直关联对日本公司区位选择的吸引力很强。例如，一个生产汽车塑料零件的公司可能被一个拥有可观汽车产量的州所吸引，即使在那个州没有塑料零件商的集中。而且，集聚外都性穿越州界。 四 中国吸引外资的经验性检验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要素禀赋推动型，包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区际差异的作用。某个区位也可能具有特定吸引力，譬如某家汽车投资商可能对具有高级交通设施的地方有好感。第二类是成本节约型。譬如投资者选择某个地方可能是因他们想利用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来节约各种生产成本，或是利用地理优势节约运输成本。第三类是市场拉动型，某个地方对FDI吸引力大，可能是因为此地的人均收入能给投资的产品带来很大的有效需求，或者因此地靠近主要的人口中心，从而也能大大拉动有效需求。第四类是集聚效应驱动型。譬如投资者选择某个地方是因为当地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对他们的产品有很好的前后向关联作用。 （一）研究方法和变量选择 研究方法采用多元统计中的逐步回归法。具体做法是将变量逐个引入，引入变量的条件是其偏回归平方和(partial regression sum of squares)经检验是显著的。每引入一个自变量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进行逐个检验，当已引入的变量由于后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显著时，就将其剔除。引入一个变量或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一个变量为逐步回归的一步，每一步都要进行F检验，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括显著的变量。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既无显著的自变量可被选入回归方程，也无不显著的自变量可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为止。这样就保证了最后所得到的回归变量是“最优”回归变量。 决定外商投资分布的因素有很多，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假设地区专业化程度、地区企业集聚状况、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地区优惠政策、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地区开放度（可反映贸易成本）等对外商直接投资分布有重要影响。于是我们选定以下变量：(1)分地区（注：分析中没有考虑港、澳、台，重庆并于四川，西藏和青海因FDI分布过少不在考虑之列，分析样本总共28个省市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了消除个别年份的波动，我们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数据来源是1999-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地方专业化指数(DCZY)。  ，其分子是地区某产业产值占该地区全部产业总值的份额，分母是地区产业产值占全国全部产业总值的份额。它测度该地区的生产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这个指标由作者计算所得，原始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3)地区制造业中所有企业的个数(QYGS)。这个指标用以反映地区企业集聚水平与产业关联程度。数据来源于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4)各地区基础设施得分(JCSS)（注：魏后凯(2001)对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等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了1999年各地区基础设施的综合得分。我们假定2000年各地区基础设施情况和1999年的相同，所以直接运用其计算结果。）。我们假设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大量的分析已经证实了这种关系。我们假设基础设施与地区专业化负相关，因为基础设施越差，地区产业的发展就越会受到局限；相反，基础设施水平越好，地区间商品的流通越顺畅，地区内的产业面临的竞争就越强，也就越不容易保持高的专业化水平。(5)地区的优惠政策指数(YHZC)。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投资优惠政策无疑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吸引外资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对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扩展，给出了根据各省设立的经济特区类型加权而构成的优惠政策指数。(6)城镇居民平均收入(TI)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CI)。由于存在市场拉动型FDI，外商在决定投资分布时会考虑地区的产品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也是决定产业集聚的市场因素之一。我们选取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替代市场有效需求情况。数据来源于2001年《中国市场年鉴》。(7)各地区的开放水平(OPEN)。这个指标也可以作为贸易成本的替代。我们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该地区进出口总值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度量开放程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三年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于2001年《中国市场年鉴》及2001、2000、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以上变量的量纲不一致的影响，对所有数据我们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 （二）模型设计与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附图  其中ε为估计残差。我们运用的是截面数据，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检验中要对估计残差进行异方差检验。另外，城镇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因为各省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具有一致性，不过我们所用的统计方法可以自动识别共线性问题，并且予以排除。我们期望设定方程中的估计系数都有正的符号。下面是我们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方程以及有关参数： 附图  方括号内数字表示标准差，圆括号内数字表示T值，**和*分别表示在0.01和0.05水平上显著。通过方差比和VIF检验，我们没有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估计残差的正态性检验中JB统计量为2.98，因而接受正态性的原假设。WHITE和ARCH的异方差检验都拒绝有异方差的假设。调整可决系数达到了0.896，说明我们设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估计方程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具有正的估计系数，出人意料的是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却为负。目前决定FDI分布的因素有地区的开放度、地区产业关联效应及集聚水平和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而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对FDI的分布没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FDI分布有正面决定影响的三个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这说明，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 估计方程中，反映地区有效市场需求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我们认为其原因是，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有效生产寻找型的，还不属于市场拉动型投资。所以，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地区有效市场的规模不会纳入决定外商投资分布的因素当中。相反，由于地区人均收入较高，其工资率也必然会比其他地区高。对于有效生产寻找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为了避开人均工资较高的成本劣势，外商会把资金投到工资率较低且开放度和产业关联效应和集聚水平高的地区。这无疑给中西部地区以很大的鼓舞，因为这些地区工资率要低于沿海地区。地方专业化指标没有进入最后的估计方程，说明地方专业化对FDI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影响。 五 结论与启示 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曾经在中国各地区引进外资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优惠政策，如今对外商的吸引力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与地方产业关联更加被外商重视。这说明中国吸引外资已从依赖优惠政策的阶段提升到新的阶段，各地应注重在开放经济和产业关联的更高层次上发挥优势以吸引外资。 分析结果同时也给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重要的启示。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方面的劣势，在对外开放上自然要劣于沿海地区，但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产业关联从而增强集聚力来吸引外资。西部地区在现有条件下，要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注意引进生产和经营外向化程度较高的内资或外资企业，特别是中枢型产业，它们或者已是东都地区产业升级中欲转移的行业，通过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迁徙，促进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特别是区域开放度的改善，以强化产业的关联效应，提高本地产业基础和集聚水平。 2.沿海地区由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使得以前的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正在减弱。而人均收入提高带来的有效市场需求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小，不能抵消高工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给东部沿海地区以启示，需要改变传统的吸引外资的方式，转向提高产业的关联效应来吸引外资。苏南地区外商云集就是利用产业关联效应的很好例子。例如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被称之为“日资高地”，在那里投资的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微电子、半导体和电子产业。在日本微电子、半导体产业外迁过程中，无锡由于以日本半导体技术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华晶集团的存在，半导体产业基础较好，所以日资的这类投资项目大都选择从无锡进入中国市场。 3.传统产业的区域集中要和产业的关联效应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对FDI的吸引作用。目前中国地方专业化的行业很多都是那些传统、成熟型行业的集聚，这种地方专业化产业层次较低，并且还存在这样一个缺陷，即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一个行业，因而并不一定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相反，由于过强的专业化也可能造成差异产业集聚水平降低。我们比较成功的高新技术园区的实例告诉人们，产业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附录1 变量的原始数据 附图  |
作者：梁琦 编辑：janncy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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